语音层面的变异

一、语音变异的定义

给语言使用中的语音变异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绝非易事。Trask（1996）对于语音变异的定义包括不同年龄、社会背景以及交际背景的语言使用者身上所体现出的变化走向。Crystal（ 1992）从语内变异的角度讨论了语音变异问题，他认为判断是否发生语音变异需要考察的是音位总量是否增加。具体说来，就是观察某两个音位是否合并为一个音位，或者某一个音位是否分裂为两个音位。同时他还注意到刺激语音变异的主要语言环境以及非语言环境。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语音变异研究当中出现了变项研究法[1]。

显然，“自然”语言总是带有“设计”的成分，至少语言是受规则约束的。那么就语音变异而言，其规则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不能就音位所负载的语义成分达成一致，我们就无法进行交流。语言之所以能发挥交流作用，是因为同一个言语社区的所有成员都接受这些约定俗成的规则。语言选择具有任意性。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靠规范行为（在特定的社区内，这些语音被赋予这些意义）和规定行为（将一个集团和另一个集团的语言区分开来以及避免集团内的分裂）来维系的。一门语言之所以最终存在，是因为这个社区选择了它。所以，语言到底是“自然进化系统”还是“人工设计系统”很难界定。可见，语音变异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据性意义。

从社会角度看，我们同样可以说，社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拥有语言作为存在的手段。换句话说，语言是我们社会生活的手段，是让我们能够建立人类社区的主要因素。对于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来说，语言由于其内在的各种优势，其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使人们一起规划未来，使人们能够共享、学习过去的经验，使人们能够在共同参与的活动中相互合作。语言本身在群体构成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而规范行为（观察语言规则）和规定行为（实施语言规则）对这一过程而言则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回到语音变异的本体上来，这种变异的语音表征自然涉及强烈的语用色彩，因此从顺应论的视角探究语音变异的语用内涵具有高度的重要性。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来讲，语音变异是大势所趋。

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是建立在其服务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随着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经历了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语言必然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观点。语言自身不断地适应新的存在方式。这一定义剔除了主体性，与萨皮尔-沃尔夫假设的强式立场类似，具有决定论色彩。

二、语音的可变异性

语音变异的可变性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如单音变异、连读变异和语调变异。

（一）单音变异

单音变异一直以来都是语言学关注的重点。社会语言学之父Labov的主体理论均与单音变异有关，如他对/p/音的调查就是很经典的一例。单音变异主要表现为变位型语音变异，如p音在音节首的发音与在音核位置的发音显著不同。确切地说，在“speak”中/p/音丧失了送气的特点，而转化为/b/。相同的音位表现出不同的发音特征，这是单音变异的典型。

单音变异还体现为重音变化。其实这一点不难理解。重音可以分为首重音、次重音。据此，不同单词在不同搭配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词性这一语法要求。

（1）动词转换成名词是将其重音向左移动一个音节。

（2）名词转换成动词是将其重音向右移动一个音节。

（3）某些形容词与动词也能相互转换，但是重音的位置也要起变化。

不可否认，在英语中同一词形被赋予不同的发音可以大大地削减语言系统的冗余性，进而保证语言系统在使用中的经济性。而从人的认知特点来看，这种单音变异情况同样也会减轻记忆负担。在汉语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到类似的实例，最为典型的就是多音字。

可以说，语言中的一字（词）多音这种单音变异现象一方面保证了音义表征之间的多样性与充分性；另一方面又保证了音义提取的经济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对于英语为母语者可能是容易的，但是对于英语为外语的学习者而言，却很可能是一个负担。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对于上述实例的发音把握不准以及老外讲中文似乎像是在唱歌都是很好的证明。

（二）连读变异

如果说单音变异发生在单一的读音上的话，那么连读变异则往往涉及音与音之间在连续性接触上触发的变异情况。一般来说，在英语里连贯地说话或朗读时，在同一个意群（即短语或从句）中，如果相邻的两个词前者以辅音音素结尾，后者以元音音素开头，就要自然地将辅音和元音相拼，构成一个音节，这就是通俗意义上的连读。连读时的音节一般不重读，只需顺其自然地一带而过，不可以加音，也不可以读得太重。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连读只发生在句子的同一个意群中。在两个意群之间即使有两个相邻的辅音和元音出现，也不可连读。简言之，连读要受到语义的限制，而语义制约又体现为语言语境的管辖。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连续呢？透过这些连读规则，就可以发现连读变异的规律。这是深入挖掘其背后所隐藏的语用理据的基本前提。

其实，连读本身就是一种变异形式，它是相对于一般性的说话或者朗读形式而言的。连读的形式主要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1.“辅音+元音”型

在同一个意群里，如果相邻两词中的前一个词是以辅音结尾，后一个词是以元音开头，这就要将辅音与元音拼起来连读。

2.“辅音+半元音”型

英语语音中的/j/和/w/是半元音，如果前一个词是以辅音结尾，后一个词是以半元音，特别是/j/开头，此时也要连读。

3.“元音+元音”型

如果前一个词以元音结尾，后一个词以元音开头，这两个音往往也要自然而不间断地连读在一起。

细致地观察连读变异现象，不难发现其实导致连读变异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性原则。从认知惰性的角度来讲，人有时候会懒得去想某件事情，或者懒得去做某件事情，这就是所谓的惰性。惰性在语言使用层面上往往就会体现为语言结构的压缩。相应地，这种惰性的压缩往往在连读变异的实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三）语调变异

语音变异的第三种形式就是语调变异。这种变异形式与前两种语音变异形式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迥异之处。之所以说语调变异和单音变异相似是因为二者均涉及某一既定内容，但是在语音表征方式上有所差别。尤其是在语调变异中，往往还涉及超音段特征。而说语调变异和单音变异相异是因为前者主要涉及的语音表征单元是远非一个单音所能穷尽的句子。就语调变异同连读变异的相似性而言，不难发现二者涉及的都是由不止一个音构成的语音表征序列。就二者之间的差异性而言，可以说语调变异往往更为强调全句，而连读变异主要关注的则是音与音之间在临界点上的同化或者异化。

在明晰了语调变异同单音变异以及连读变异之间的异同之后，我们才能明白什么是语调变异。所谓的语调变异是指一个句子在句法形式上是陈述句，但在语音感知上却很可能表现出疑问句或感叹句的特征。

其实，语调变异还应该包括相对语调变异。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认为：一个音节的绝对调高是不重要的，而一个音节与另外一个音节声调比较的相对高度才是非常重要的。

在英语当中，具体可以分离出四级能够区别意义的调值：

1.特高调

即比正常的声调高两级，常在感情特别激动或惊讶时使用。

2.高调

即比正常的声调高一级，一般用于语句中关键性的重读词。

3.中调

即说话人声音的正常高度。

4.低调

即比正常的声调低一级，一般是降调的最低点。在具体的言语交际当中，听话人往往按照说话人的态度来分辨语调模式，而不能按照句子的既定语法结构来感知。语言使用的灵活性决定了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疑问句的语调”或“陈述句的语调”。这是因为疑问句和陈述句都可以用各种语调模式来予以相应的表征，具体表征形式以及程度均取决于具体的交际语境。因此，对于我们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来说，通过了解某种调型所表示的某种态度或口气也就颇为重要。事实上，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考试中，我们的学生常会因为对这些知识缺乏了解而无法确定说话人的态度、感情、口吻和意图等。同样，反过来外国留学生在理解汉语的不同调型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困难。可以说，语调的动态变异特点为语言习得的精准与流畅设置了很大的障碍。

众所周知，人们在兴奋、惊讶或情绪激动时说话的语调就高，而在相反的情况下，语调则低。因此，在同一个场合中，如果一个人的语调明显高于另一个人，或明显低于另一个人，以此就可以推断出该说话人话语的具体含意以及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一句话中语调的相对高度差异往往包含着不同的含意。

依据一般性的语音知识，我们知道一句话中的语调波峰一般都是句子重音的所在之处。通过确定句子的语调波峰所在，我们就可以有效地推断出说话人隐含在句子中的会话含意。

就附加疑问语的语调特征来看，语调的升降同回答的开放度密切相关。这里十分有趣的是，同一个句子使用了不同的语调之后就可以表征不同的话语含意。细细思考背后的原因，不得不折服于语言系统的这种经济性属性的精微体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语调变异所体现出的语言的经济性同单音变异以及连读变异的经济性不同。简单地说，单音变异的经济性表现为同字异音，其经济性志在解决单字的表征经济性；连读变异的经济性表现为同形异读，其经济性目的在于处理临界表征的连贯经济性；语调变异的经济性表现为同形异调，其经济性旨在应对单句的表征经济性。

三、语音变异的可商讨性

所谓语音变异的可商讨性是指具体语音变异形式的选择往往是依据一定的交际策略或者原则作出的。语音变异备选项的可商讨性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自身表达需要的顺应，利用语音变异形式与对应表达之间的全息关系可以传达会话含意。这一点在对话中的语调变异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语调变异同会话含意的相关性不言而喻。不同话语含意的产生离不开不同的语调表征形式。我们并不否认这一表征形式的经济性特点，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其顺应性特点带有规约性的特征。两种语调之间的自由调换一方面表现出说话人的主动顺应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语音系统同语言人之间的全息性特点——语言满足语言人的交际需要。当然，语音变异的可商讨性不仅仅体现在语调变异之上，其实连读变异也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明白了连读的具体变异机制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地探究连读变异的可商讨性问题。换言之，其背后的交际策略或者原则是什么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对话的本体中去。观察上面的对话，我们发现连读变异的经济性并不是唯一的可商讨性表现。其实，上述对话的非正式性、幽默性以及独特性均让人耳目一新。从交际的一般性规律来看，交际中求简、求趣、求新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常见的。可以说，连读变异的可商讨性就在于这几点。

[1] 徐大明著，《社会语言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