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章层面的变异

一、语体变异的定义

“语体”这一语言学术语在英语、俄语等语言里与“风格”是同一个单词，源于拉丁语的stylus、希腊语的stylos。“拉丁语的stylus和希腊语的stylos最初的意思指的是尖刀或锥子。因为那时候人们拿尖刀或锥子在涂蜡的木板上写字，这个词的意义就渐渐地变成了‘写字的方法’或‘书法’，又渐渐地引申出‘写文章的方法’，‘书写或表达思想的方式’，‘伟大作家的写作格调’，‘某一时代某一作家的作品所特有的格调’，‘文艺作品的格调’，‘艺术作品的气势’等，于是，它的意思就接近于我国古代学者所说的‘风格’”[1]。

从一般意义上讲，语体这个词的定义毫无争议，是指在既定的语境下，由特定的人出于特定的目的而使用的语言形式[2]。语体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言语现象，研究语体对更好地发挥语言的功能，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目前在语言学界语体研究还很薄弱，许多问题都是众说纷纭。语体是语言运用的结果，语体类别是语言在反复使用中稳固下来的言语体式[3]。语体类别既是语言内部自身运用的特征，也受到语言外部语境因素的制约。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领域，由不同的交际目的、交际内容、交际对象、交际场合等而形成的言语体式，即语体形成首先是语言外部语境因素规约的结果。在现代汉语中，因交际领域及内容等的不同，可区分为日常谈话语体、公文事务语体、科技语体及文艺语体等。而另一方面，语体更是语言自身在运用中所积淀下的言语表达体式的综合系统，即不同的语言材料、语言表达手段是各类语体形成的物质基础。一些语言材料、语言手段在长期运用中逐渐演化为带有某种专用色彩的语体材料、语体手段，成为特定的语体成分。

语体是一个从固定语体到亲近语体的连续体。就语体的历时演化来看，当前语体可能是外在语用环境和内在语言结构及其运用的统一，在语体上表现为外部制约与内在特征的稳固统一。那么到底什么是语体变异呢？从生物学意义上讲，变异是指由于遗传差异或环境因素而引起的同种生物群体间的任何变化或不同。从功能上来说，生物变异将导致新的物种的诞生。

那么什么是语体变异呢？按照生物变异的思想，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语言结构使用方式对其所属文体类型或模式的一定程度的偏离。它可体现于所有的语体类型、语体结构的不同层面，以及语体演化的任何一个阶段。语体变异贯穿于整个语体发展史，是语体特征及其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语体变异不同于语体嬗变，前者主要指语体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连续性渐变，一般不突破其语体模式的范畴，而后者则体现为某种非连续性的突变，往往超越语体模式的疆域。但语体变异一旦达到“临界”状态或某种“阈值”，就会引起语体在本体上嬗变，从而衍化或分裂出新的体裁品种。确切地说，如果某类语体的内外两方面因素日渐解体，一种语用环境与另外一种语言材料及表达式表现出弥合关系，我们将其称为语体变异。语体变异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局部语体成分变异，一般来说只是部分上使用了具有其他语体特征的一些词语或句式。这一变异一般不为语言使用者所注意，因此一般不会对人们的语感形成太大的冲击力，所以人们也未必深悟它对于一般语体常规的偏离性。另一种语体变异是语言材料与表达手段的整体迁移，这种变异是外在语用环境与内在言语表达特征的一种重新组合，实现了语体重组，它往往是表达者求新求异的语言审美追求的结果[4]。

二、语体的可变异性

语体的可变异性表现为正式语体和随意语体之间的切换，主要体现在自然会话当中。

正式语体与随意语体的切换往往可以表现出交际者之间的权势变化或者身份差异。一般来说，我们和熟人交往的时候，可能会使用比较随意的言谈，但是和陌生人或者领导交谈时就会注意使用正式的话语形式。语用学研究中对于社会距离以及社会权势的关注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交际双方的社会距离比较近时，说话人的请求行为比较直接；而当交际双方的社会距离比较远时，说话人则通过警示语“Excuse me”以及语用缓和语“could”，使得请求性表达更为委婉间接。这很可能是因为“语用缓和语可以减少其使用者所承担的‘冒犯’责任，进而表现出对别人尊敬的充分性”。这正是交际当中的“社会人”所期盼达到的最佳交际状态[5]。所以在不同语境下采取不同的顺应性选择显示语用平衡容许一定的自由变异空间。语用缓和语的使用所表征的礼貌与否同交际双方之间的社会距离密切相关，在语体上就会表现出正式与随意的区分。

正式语体和随意语体这一连续的切换还可以在呼语的使用上得到非常生动的体现。

三、语体变异的可商讨性

如果单从理论上探讨语体的可商讨性，那么会显得过于宏观，不是十分容易把握的。因此，我们力求从语体的可商讨性这一概念本身出发，探究剖析语体可商讨性的可能分析维度。依据语言顺应论的观点，语体的选择往往不是固定的，而是为了满足某种交际需要，参考某种交际原则或者策略而作出的。可以说，语体的可商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交际意图重心，一个是修辞效果牵引。打个比方来说，交际意图是语体可商讨性的核心，这是语体的内核所在；而修辞效果只是语体可商讨性的表现形式与手段。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语体可商讨性的内、外两个层面，二者相辅相成。

（一）交际意图重心

交际意图，顾名思义，是交际者通过社会交际所要达到的目的，或所要获得的结果。在人际交流的不同阶段可以有其欲获得的不同结果；进行不同学科、不同方面研究的人，对其有不同的解释。

通过对以往哲学家论述的反复推敲，我们可以提取出两种交际意向：从主观上讲，它指交际话语要取得的直接结果；从客观上讲，它指话语的言语功能。这一层次的交际意图可以称为第一层次交际意图。这两种意向在功能语言学家哈利迪（1994）的论述中得以体现。哈利迪认为言语功能是由两种情景因素决定的：①交际者在交际事件中所扮演的交流角色，②交际者在交际事件中所交流的事物。交际者在交际事件中所扮演的交流角色可以总括为两大类：给予和求取，由此产生两种交流角色关系：①给予者或接受者，②求取者或提供者。所交流的事物也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信息和物品与服务。这两种情景因素共同决定了四种言语功能：陈述、疑问、提供、命令。

语体的可商讨性就体现在交际者围绕自己的交际目的选择相应的语体，以期达到交际意图的最佳化实现上。显然，在这方面语用学做得更为出色。语言哲学家Grice提出的意向意义理论最早见于他的Meaning（1957）一文，文章区分了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对意义的分类和交际意图进行了说明。后来经过完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模式。该理论所阐述的意义——意图论，从心智哲学的角度探索意义和交际的本质，把交际过程看作交际意图识别和传递的过程，把交际人对于意义的理解与意图的传递密切联系起来，对意义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传经，1995）。沿着格莱斯的意向研究方向，Sperber和Wilson发表了著名的《关联性：交际与认识》提出了关联理论。关联理论强调，交际者将思想意图通过明示刺激传递出去，听话人根据所收到的刺激和当时的语境假设推理寻求最佳关联的解读。可见，交际意图对于交际整体建构的重要性。

语体作为交际意图的表征手段，自然难以摆脱交际意图的干预。确切地说，作为说话人，其所处的交际场合或领域要求他恰当地选择语体——参照一定的交际原则完成当前语境下的语体转换。例如，政治性极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就要求表达者态度上要严肃认真，要突出语言的权威性和用语的妥帖性，因此多以政论性表达为主。而在科技会议中，则要求表达者在数据以及例子的呈现上下足功夫，尽量使用专业性极强的科技术语，用科技论文体实现表达的准确，从而建构学术权威性。不难看出，对于同一个说话人而言，他在医学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和下乡普及医学知识的随意谈话不同；他在水稻种植报告会上的演讲和下农村普及水稻播种知识的即兴讲授应该有所差异。如果说话人在交谈中总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地使用语体转换的交际策略，就可以使他的用语更为妥帖，同时还可以缩小与听话人的社会距离，使言语更贴近对方，来争取对方的认同感。可见语体转换在言语交际中是非常重要且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修辞效果牵引

语用学与修辞学的联姻可以回溯到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身上。他认为语言不仅仅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而是能指、所指和所释之间的关系。莫里斯把这一符号哲学思想具体运用于语言学，提出语符、语义和语用三维的思想。这为从语用学的视角审视语言的修辞性特征埋下了发凡的种子。后来布拉格学派则从功能观点看语言在不同层次方面的问题，提出“功能文体”这一概念[6]，强调语言的语体特征及语用功能。此时，语用学同修辞学结合的思想隐约可见。语用学对于修辞效果的关照离不开语用学方面研究语用理论，即语言与语言使用者关系的理论，另一方面研究言语环境、言语活动、语用前提和背景、语用功能等理论这一事实。当然，语用学还研究语用规则，如对话规则、主题述题关联规则、言外之意表述规则等，这些都为语用修辞学的跨学科性建构奠定了良好的前提基础。至于现代修辞学，它除研究语言修辞手段和方法外，主要是研究言语规律；为了追求更高的表达效果，修辞学除挖掘、总结语言手段固有的表达功能外，还要认识语言手段在具体语境中的表达功能，不但要理解语境对使用语言的影响和要求，还要探索如何利用语境达到最佳表达效果。现代修辞学要求把修辞现象放在语境中来研究，离开语境就无所谓修辞效果[7]。语体作为语言使用风格的表征形式，自然成了语用修辞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反过来讲，就语体的可商讨性而言，对于交际效果的考虑必然占据相当的比重。

[1] 高名凯著，《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语言学论丛》，1960(04)。

[2] 利奇，《英诗学习指南：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3] 邓炎昌，刘润清著，《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4] 刘桂芳等著，《现代汉语语体变异及规范刍议》，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4)，56～58。

[5] 利奇，《Principals of Pragmatics》，Longman Group Ltd，1983。

[6] 朱永生著，《试论语篇连贯的内部条件（下）》，《现代外语》1997（01），11～14。

[7] 王德春著，《多角度研究语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