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原则与最小合力设想

话语交际过程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因为一方面交际者追求实现话语合作，另一方面思维的自我中心性追求省力，这两个主要因素在话语交际中无疑形成了一对矛盾。这里通过对合作原则与最小合力设想(least collaborative efforts hypothesis)的讨论进一步揭示并试图解答这一矛盾。

本书的“话语合作”是一个包含目的、过程和结果的综合性言语合作行为，是基于Grice的合作概念上发展而来的。Grice的合作指的是“交谈的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一个或一组共同的目的，或者是一个彼此都接受的谈话的方向”，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在语言交际这一层面上的合作，是一个不同的更为微观的层面: 即使你我有冲突，我仍然想把我的想法告诉你，而且设想你会明白我的话语所指。说通俗一点，如果两个人吵架，他们仍然是在合作，因为他们有“共同目的”——把架吵下去，即“使交际顺利进行”(详情参见5．1．2)。就具体的合作准则而言，数量准则和方式准则规定说话者对受话者所发出的信息应该是适量的和尽可能精确的。在实际言语交际过程中，似乎交际者都大体上遵循了这些准则，但同时也时有违反某些准则的现象。Fussell和Krauss(1992)的研究表明，即使说话者明明相信受话者不太可能仅仅根据某些名称而辨明相关的信息，但他们还是趋向于使用这些本身信息模糊的名称。由此可见，交际者并没有严格遵循Grice的准则，同时也说明人际交往的互动本质也具有自我中心性一面。

“省力原则”是一个普遍性原则，亦是本书的理论焦点之一。思维和语言都具有经济性，体现省力原则，那么在互动交际领域，该原则是否起同样作用呢? Clark和Wilkes－Gibbs(1986)提出在交际中交际者遵循“最小合力设想”(least collaborative efforts hypothesis)。该假设认为在话语生产和理解的过程中，说话者并不是一味地最小化他们自己的精力，而是作为一个交际对(pair)来进行省力的，也就是说“合力”的最小化。这种现象在交际双方的能力和专业程度不对等的场合表现最为明显，如来自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在介绍自己的研究方向时总是趋向于更全面、更详细地说明某个概念，这样使得他们的阐述对于听者来说更具有可理解性。相对而言，如果听话对象是同一个研究小组的成员，如每年的新老博士生见面会，则说话者趋向采用省略形式，如“我是研究乔姆斯基的”、“我，隐喻”、“我搞神经机制的”等。一个正常人的走路需要个体的不断调节，两个或多人之间的言语交际更像交谊舞或乐队合作，是一个合作活动(joint activity)。

为了实现当前的交际目标，交际双方需要达到一种“共明”的程度，而实现这一共同目的的途径就是合作，即交际双方共同努力来降低会话成本。基于此，交际者在实现话语合作的同时追求最小合力，当一方比另一方更容易获得某种信息的时候，方便者应该提供更多的信息以省掉另一方因不理解而质询的成本。例如，两人在共同调试刚买的一台机器，一方在读说明书而另一方在操作，这时读说明书的一方就有义务提供更多的信息，甚至是交际对象没有问及的信息。同样，当说话者具有某种信息并且认为另一方也应该知道的时候，说话者也应该主动提供相关信息，而不需要等到听话者来询问。如在老师和学生谈论有关英语四、六级考试事宜的时候，老师应主动提供有关信息，而不仅仅是有问才答。当然，对于具有较大专业性差异的交际者之间的话语交流，情况有时候会变得比较复杂，也相应地需要交际双方的更多互动。说话者不能无休止地提供专业性知识，如果听话者没有起码的共有知识，再详细的陈述也没有用，同时听话者的发问也是建立在之前陈述上的，往往表现为一环接一环式的追问。如一位从事语言研究的访问学者，在一次美国西部旅游的过程中，与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从事水利研究的访问学者谈起水坝的话题。刚开始话题只局限于水坝的种类，该学者也只是作一些泛泛的介绍，因为他认为对于一个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来说，这种专业深度已经足够了。但当语言学访问学者表现出较广博的知识面之后，话题的范围在话轮转换的过程中也逐步加深，以至于共同谈到力学原理。可见，最小合力假设就是要求交际者根据彼此的交际状况来调整他们的话语。关联理论也指出“交际就是一个用尽可能小的处理成本来获得尽可能大的认知效果过程”(Sperber＆Wilson1995)。为了取得最大的认知效果，交际者不但利用话语开始彼此的共有知识背景，同时也利用会话过程中涉及的新信息作为背景知识来进行下一步的交流。在交际中，交际者总是立足于所说的部分，将已经说的作为共有知识的一部分(Clark ＆Brennan1991)。

需要指出的是，思维运作机制和话语合作过程中的“省力”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前者指的是一种个体思维运行的本质特征; 而后者则是一种集体行为特征，是以“合作”为前提的。“合力”一词本身就说明了话语交际的社会性。“合作”的省力自然是以某个体的“费力”为代价的，是为了避免更大“费力”的一种有意识的监控和调整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有意识的“省力”监控行为和无意识状态的自我中心式的思维运行的“省力”特征是有本质区别的，但这两者都是建立在人类追求“省力”这一普遍原则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