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合”原则

对外传播主要以外国人为对象,最理想的境界是我们的外宣工作者能用外语来写稿和表述。但在现阶段,我国各种形式的外宣品（除少量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媒体外）大多数采取先制作中文稿,再译成外文的办法（王守宏,2012：48）。结果就是出现本书第5章讨论的各种问题和误译。事实上,外国人所看到的不是中文稿而是外文稿,而中文稿只有通过外语水平高又懂对外宣传的译者翻译,才能变成一篇外国人爱看、易懂的外文稿。

然而外宣翻译工作中存在一个让人困扰却又暂时无法改变的事实：送到翻译手里的材料缺少对外针对性研究,中国特色突出但国际交流因素不够。外宣工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翻译,很可能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造成一系列不解,甚至误会。中央有一位老翻译家曾经指出,现在很多翻译不准确,不能完全怪翻译,因为翻译不知道这简单表述一二三四五六背后的实质意思是什么,字面翻译只能翻成这样子（辛闻,中国网,2015-06-11）。黄友义也指出,翻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你光中文说得好,翻译不好也不行。中国想表达什么,应该先征求语言专家的意见,让翻译早点介入。比如说科学发展观,我们讲了十年,外国人还是不太懂。如果当时就让翻译提前介入参与,那时就建议用英文里的‘可持续发展观’来命名,可能效果会好一些。这个就是不了解外国人的思维模式,也不了解语言。世界70亿人口,57亿人不会中文,你又要让他们懂,所以你就只能考虑到他们的语言习惯”（张锐、何珊,中国网,2016-03-09）。20世纪60年代曾有一个经典范例,颇为有效。当时中苏论战,周总理起草“九评”,周总理安排两个语种的翻译,一个是英文一个是俄文翻译进入中文起草组,要求他们从头到尾了解中文本身想说的什么意思,周总理甚至说外文翻不清楚的改中文。为什么?就是要让国际社会看得懂、看明白。只是自己很清楚很明白,别人不明白这是不行的。因此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文起草者的支持、理解和配合,我们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过程将会有更多的困难,因为很多困难是我们中文起草者制造的（辛闻,中国网,2015-06-11）。

这个例子再一次表明：译著双方即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合作态度,两者之间的“协调合作与有效沟通”会增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相对话力量”,而两者之间的“亲密接触”将会使“对话”变得轻松,使人际传播变得自如,使作者和译者之间的“距离”更近,从而在对原文的理解上达成“共识”。当译者和作者之间的“距离”趋同于“无”时,译者和作者的内向传播过程也趋向于完全重合：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便和作者的达到完美的一致,最佳译文由此诞生（回见本书第4章4.2.4.1,以及4.3.3）。这也就是为什么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做中译时,“亲自推敲第六章里的九十三个关键词。把自己认为翻译难度大的若干词逐个与译者一起讨论,最后决定其中六个词不放入中译本。认为无法译宁可不译,而不愿被误译”。

贾平凹先生在谈到陕西的乡土文学及其翻译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想把它翻译给世界,必须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要想把十足中国乡土味道的作品介绍给外界,最好是实行三结合的翻译组合,即由原文作者、中国译者和懂得外国相应乡土味道表达方式的外国人（懂中文最好,不懂也行）,三者合作进行翻译。从根本上说,要提高翻译水平,我们翻译工作者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首先是文化涵养,包括对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理解和表达能力。不论是翻译文学作品,还是旅游介绍、新闻报道、科技文献、技术资料,它的本质是跨文化的传播,是某种意义上的再创造,而要想“跨”得好,必须“知己知彼”（唐闻生,中国网,2016-06-19）。

因此,要提高外宣翻译质量,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效果,进而打造对外融通话语体系,外宣工作者有必要实行“作者—译者—读者”三结合的翻译制度。外宣材料的中文稿子撰写者,尤其是重要文稿的中文起草者在贴近我国对外传播实际情况下,尽可能了解国外受众的信息需求以及外宣翻译者的工作条件等。译者,在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的前提下,最好能够并且积极介入中文稿的起草与撰写过程,保证文稿畅通可读,且符合受众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读者,尤其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友人也可以积极参与进来。三者之间的合作交流与协商翻译必定大有裨益。

据悉,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已宣布设立“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诚邀外籍人士译介中国作品,以推动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促进优秀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施晨露,《解放日报》,2015-07-02）。这是外宣翻译工作的一大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