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译书局及其刊行的史学译著

19世纪90年代，中国译坛的重要变化是民间翻译出版开始兴起。1897年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年代，这一年在上海诞生了近代出版史上两个重要的民营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大同译书局。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如雷贯耳，而大同译书局却很少有人道及，几淹没无闻。其实，就1897年那一年，事实恰恰相反，商务印书馆仅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印刷作坊，很少有人知晓；而大同译书局却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译书出版机构。相比浩如烟海的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和汗牛充栋的有关商务印书馆史的研究，大同译书局几乎冷僻到很少有人了解，至今未有专文加以讨论，偶尔涉及的论说也是谬误多多。本文拟就该书局及其译印的史学译著作一个初步的讨论，以就正于方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对当时翻译出版状况感到不满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的同时，便集资进行译书办报的活动，同年十月，在强学会的基础上开办了强学书局（或称译书局）。不久，强学会被查封，书局则改为官有，隶属总理衙门，维新派势力被排斥在书局外。梁启超等人自然心有不甘，于1897年集资五六千元，在上海创办了大同译书局。汤志钧称，该局“印布康、梁变政之说，实为维新变法时期之主要出版机构”。⁽¹⁾

然而，关于大同译书局，有种种错误的记述，如朱联保称该书局由梁启超、康广仁等创办，1897年成立，地点设在南京东路河南路口，即俗称“抛球场”的地方，曾出版过梁启超的《大彼得变政考》、《义大利侠士兴国传》及康有为的《经世文新编》、《日本书目志》、《孔子改制考》等。该书局1915年还刊有太白狂奴的《韩国痛史》。⁽²⁾此条存在不少错误。首先，《大彼得变政考》和《义大利侠士兴国传》的作者不是梁启超，前者的作者为康有为，后者为日本松井广吉著、日本桥本大郎译；其次，《经世文新编》的编者也非康有为，而是麦仲华。第三，大同译书局实际仅仅存在了一年，因此，不可能在1915年还出版有《韩国痛史》。

大同译书局在上海成立的准确时间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冬九、十月间，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三十日《申报》所载《大同译书局新出各书》广告，地点是在大马路泥城桥西，并在四马路中西药房对面设有分局。西药房的位置是在河南路福州路的转角（四马路中市转角）。“大同”二字源自《礼记》，此书局之义应取自康有为有关人类公理“大同之制”的构想。有关大同译书局创办经过的材料非常有限，目前所见唯一反映创办宗旨的重要文献，是梁启超发表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二十一日（10月16日）《时务报》上的《大同译书局叙例》，该文指出：

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然欲变士，而学堂、功课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农，而农政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工，而工艺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商，而商务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官，而官制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兵，而兵谋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总纲，而宪法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分目，而章程之书，靡得而读焉。今夫瞽者虽不忘视，跛者虽不忘履，其去视履，固已远矣，虽欲变之，孰从而变之，无已。则举一国之才智而学西文、读西籍，则其事又迂远，恐有所不能待，即学矣，未必其即可用，而其势又不能举一国之才智而尽出于此一途也。故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虽然，官译之书，若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上海制造局，始事至今，垂三十年，而译成之书，不过百种。近且悉辍业矣！然则以此事望之官局，再自今以往，越三十年，得书可二百种，一切所谓学书、农书、工书、商书、兵书、宪法书、章程书者，犹是万不备一，而大事之去固已久矣。是用愤懑，联合同志，创为此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或编为丛刻，以便购读；或分卷单行，以广流传。将以洗空言之诮，增实学之用，助有司之不逮，救燃眉之急难，其或忧天下者之所乐闻也。

一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大约所译先此数类，自余各门，随时间译一二，种部繁多，无事枚举。其农书则有农学会专译，医书则有医学会专译，兵书则各省官局，尚时有续译者，故暂缓焉。

一旧译之书，或有成而未刻，刻而已佚者，随时搜取印布，或编为丛书，以便新学购读。

一中国人所著或编辑之书，有与政教艺学相关、切实有用者，皆随时印布。

一海内名宿，有自译自著自辑之书，愿托本局代印者，皆可承印，或以金钱奉酬，或印成后，以书奉酬，皆可随时商订，同志之士，想不吝见教。

梁启超还声明大同译书局是集股所立者，不募捐款，想来表示该局是属于民营书局。强调印出各书，译费印费甚巨，已经在上海道署备案，“翻印射利者究治”。⁽³⁾

汤志钧认为《叙例》所叙“计划颇为庞杂”，⁽⁴⁾笔者以为《叙例》将该书局出版的轻重缓急先后安排得井井有条，并无任何“庞杂”之感。我们注意到，反映在这一《叙例》中的重要观点，首先是早期传教士和官方译书机构所翻译的著述，在西学知识绍介方面远远不能满足变法维新政治实践的需要，因此，译书局创办人认为需要拓展出版属于“以政学为先”的思想，出版制度层面上的译著；其次，甲午战后亡国危机日益严重，举国上下都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蕞尔小国的日本。大同译书局开设后，梁启超就托《时务报》编辑韩云台到日本去调查采访应译之书，并请深通汉文的日本学者来“襄助译事”。⁽⁵⁾通过日本这一管道汲取西学新知识，已是当时学界的共识，但在出版界首次以一个翻译机构的名义，提出“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在当时尚未明确认识到通过日文转译西书较之直接翻译西文西书有更大便利的中国学界文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观念突破。译书局的创办人意识到，在危机重重的中国，已不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时代，无法慢条斯理地通过精研西文原著来获取新知识，因此，转借日文的新管道也就成为大同译书局翻译出版的一个宗旨，这一宗旨似乎预告了20世纪初十年大规模译印日书以传送西学高潮的到来。与同年由以夏瑞芳等一批印刷工匠为主体创办起来的商务印书馆相比，在对文化认知的高下方面，实不可同日而语。

大同译书局由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具体负责，或以为是经理。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以字行，号幼博，又号大中，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同母之幼弟。早年不事举业，认为国家衰亡，皆由八股取士扼杀人才所致。后捐官在浙江做过小吏，耻于官场腐败，弃官不做。他为人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长于治事之条理，严于律己，勇于改过。1897年初，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出任总理，旨在“发明民政之公理”，后赴上海，倡设女学堂，并与梁启超、吴樵、汪康年、汪诒年、麦孟华等发起成立不缠足会，负责大同译书局。由于梁启超杂事甚多，特别是1897年10月他应陈宝箴及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之邀，到长沙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于是不缠足会等具体事务和经费都移交给康广仁，由其全权负责管理，并把该会迁于大同译书局内。⁽⁶⁾后闻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康广仁即积极响应，主张在外交上联合英国，在内政上废八股取士之制，广开学校，讲求实用之学。1898年春与梁启超结伴入北京，参与新政，协助康有为草拟新政奏稿，奔走不遗余力。⁽⁷⁾

大同译书局的出版工作颇引人注目，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在政治上受到光绪皇帝的器重。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十三日，总理衙门奏曰：“兹查有广东举人梁启超，究心西学，在上海集资设立译书局，先译东文，规模已具而经费未充，殊非经久之道。上海为华洋总汇，所购外洋书籍，甚为利便，刷印工本亦较相宜。该举人经理译书事务，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臣等公同酌议，每月拨给该局译书经费银二千两，即将该局改为译书官局。官督商办，倘经费仍有不敷，准由该局招集股份以竟其成。”⁽⁸⁾这一官督商办的计划有违其创办之初的宗旨，由于康梁已进入清朝政府的改革核心，能够由官府拨给经费支持译书，当然不是坏事。但这一改成译书官局的计划最终还是因为戊戌政变而流产。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将“百日维新”扼杀于摇篮之中。康有为事先得密报，与梁启超死里逃生，潜往日本。而康广仁则在北京南海会馆被捕，在狱中他谈笑自若，视死如归，宣称“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⁹⁾9月28日，他与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于菜市口，时年仅31岁。康广仁赴难，康、梁则亡命海外，上海道派出的捕役逮捕梁启超，并一直追到大同译书局，结果是扑了空，大同译书局自然也遭查封停办。

大同译书局自创办至戊戌政变发生，存续仅一年之久，该书局究竟出版了多少书，至今统计不一。汪家熔认为大同译书局既“没有人手”，也不登广告，造成“发行渠道不畅”，于是有“资金周转问题”。该书局“译书甚少”，“翻译书仅《意大利侠士传》、《俄土战记》两种薄本”。⁽¹⁰⁾这段分析虽有自己的见解，然而却缺乏资料的支持。据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载，该局1897年“印出的书有十余种”，除《经世文新编》，“余十余种均小册子”。⁽¹¹⁾据笔者统计，该书局前后正式刊印的至少有20种，由大同译书局首刊的较重要的书籍有《南海先生五上书记》，“是书丁酉冬南海先生因胶变而上者，约万余言，其中指陈时事之不可为，言保守之要道，比之前上书更为痛切明白，刊之以饷天下之有志斯世者”。⁽¹²⁾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都是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大同译书局首刊的。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戊戌变法时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从编纂到出版长达八年之久，全书二十一卷十册，第一卷“上古茫昧无稽考”，最后一卷为“汉武帝后儒教一统考”。该书力证六经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产物，所载尧舜之典章均为孔子的理想寄托，并非历史事实。尝试通过学术考证的形式，以古代哲学的旧瓶装入西方民主主义的新酒，为其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大同译书局的广告称：“此书为南海康长素先生所著，判中国四千年之教案，明孔子为生民未有之教王，创儒为国号，托古为前丘，称王为制法，礼义制度皆出孔子。举天下万国有饮食人伦，莫不范围于孔子之教中，而受孔子之泽，一一考其实迹，得其真源。中国二千年第一部教书也。学者得而读之，如拨云雾见青天，知孔子之功与天地并，而孔子之道大明于天下矣！”⁽¹³⁾该书刊行后曾引起很大震动，翁同龢称观此书后，知康“居心叵测”，张之洞作《劝学篇》以对抗之，孙家鼐称之“悖谬”，主张删其内容，陈宝箴则要求康有为“自行毁版”，⁽¹⁴⁾但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重新改写抄正其中九卷，进呈光绪皇帝。之后该书大同译书局版又重印，合装五册。⁽¹⁵⁾

《春秋董氏学》八卷六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由大同译书局首刊，旨在阐发西汉今文经学家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公羊学观点，认为六经统一于《春秋》，《春秋》之意义不在于经文，而在于口说，为董仲舒所传，意在借《春秋繁露》关于孔子受命改制之说，推演出“三世”为孔子的微言大义，实际上是康有为为其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该书1898年又由广州演孔书局重刻，戊戌、庚子两次奉旨毁版，1917年作为《万木草堂丛书》之一种重刊。光绪十七年（1891）在广州万木草堂初刊的《新学伪经考》，也在该局重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指出，若将《新学伪经考》比喻为“思想界一大飓风”，那么，《孔子改制考》等则可以喻为“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¹⁶⁾宋恕1898年买到了大同译书局的《孔子改制考》，读后改变了对康有为早先的坏印象，始服康有为能“师圣”，能行“污身救世之行”。⁽¹⁷⁾刘体仁用一种贬低的口吻称：“康有为为孔子改制之说，值中日战役后人心思治之亟而入于幻，异说乘之而起，于是学风为之一变。”⁽¹⁸⁾正反的评论，都说明大同译书局所刊行的康有为著述的影响之大。

大同译书局极力提倡“民为贵”的传统思想，因此，该局唯一重印的前人古书大概就是曾在乾隆时代列为禁书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该书分《原君》、《原臣》、《原法》等二十一篇，宣扬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指出“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言：“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并称“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¹⁹⁾目前尚未发现该节本刊本，梁氏所谓“节钞印数万本”是否为大同译书局的刊本呢？另，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十八日蔡元培日记称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堂担任教习，曾以“《明夷待访录》为课本”；并称之前在杭州时，宋恕曾对其说：“此书甚发平等之义。”⁽²⁰⁾蔡元培所见作为东吴大学“课本”的“此书”，是否也是大同译书局的刊本，待查。

《瑞士变政考》所附已刊未刊书目中还同时列有法国卢骚的《民约通义》。该书有人镜楼主人题签，全书分九章：一、本卷旨趣，二、家族，三、强者之权，四、奴隶，五、终不可以以约为国本，六、民约，七、君，八、人民，九、土地。前有戊戌春东莞咽血咙子的序言。《民约通义》即《社会契约论》（Le contract social，1762年，又译《民约论》）的另一译法。《增版东西学书录》载“上海译书局”有“《民约通议》二卷　法戎雅屈娄骚著，日本中江笃介译”。⁽²¹⁾而凡上海大同译书局本，在该书中均被题为“上海译书局”（“法戎雅屈娄骚”，显然是指法国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今译让·雅克·卢梭）。明治十五年（1882）10月，日本启蒙思想家中江笃介（1874—1901）曾用流利的汉文翻译并详细注释《民约论》，汉译本题名《民约译解》。《民约译解》最初在日本《政理丛谈》上连载，不久出版单行本，风靡一时。这位下层士族家庭出身的法国留学生的文名一下子提高，赢得了“东洋的卢梭”之称号。⁽²²⁾最早读到这一译本的国人可能是黄遵宪，他给梁启超的信中曾提到在日本读卢梭的感言。1898年上海大同译书局刻印出中江笃介汉译《民约译解》第一卷，题名《民约通义》或《民约通议》，可能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个汉文节译本。⁽²³⁾中西两部著名的提倡“民贵之说”的读本，由大同译书局同时刊行，并非偶然。

大同译书局题名“译书局”，译述与东西学有关的文献无疑是重要的一环。所刊文献中有两部有关东西学的书目与知识介绍的名著，均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首刊。一是《日本书目志》十五卷，该书是康有为利用当时日本出版社、书肆的多种图书目录，以及托人购求的日本人著述，编纂的一部反映19世纪下半期日本新学的书目。全书所列书目多达7725种，该书的编纂方法仿效传统正史经籍志、艺文志，列出简要书目，撮其精要，全书分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学、文字语言、美术、小说、兵书十五卷，卷又分门类，每卷之中都有康有为撰写的大量按语，所列各门类书目都以按语解说的形式进行简要的介绍和评论，按语总计多达109条28340字。⁽²⁴⁾该书的重要性在于首次为中国读者介绍了日文图书的价值，给国人拓展了一个日本知识体系的巨大空间。二是梁启超所编《中西学门径书七种》，顾名思义，其中收录梁启超认为对于维新思想建设最为重要的七种文献。一是康有为《长兴学记》，通过讨论汉学宋学之争来阐述中学西学之辨；二是徐研甫的《輶轩今语》；其余五种是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后拟订的《时务学堂学约（读书分月课程表）》和其接续阐发老师见解的《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幼学通议》，以及教导学生如何学习西学书的《读西学书法》。由于梁启超以其流畅的文体“足以动人”，于是其著述“遂能风行一时，京城内外几于家有其书，人人争誉其美，遂入彀中，隐为所动而不之觉”。⁽²⁵⁾

麦仲华⁽²⁶⁾编辑的《皇朝经世文新编》，又称《经世文新编》，是大同译书局出版的规模较大的文献汇编。共二十一卷，分通论、君德、官制、法律、学校、国用、农政、矿政、工艺、商政、币制、税制、邮运、兵政、交涉、外史、会党、民政、教宗、学术、杂纂二十一门。体例与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和葛士濬《续编》不同。该书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变法人士以及外国人的论述辑录很多，反映了戊戌变法前夕的新形势。大同译书局的广告称：“大地日通，新理日出，大易垂训，义在变通，故此书所选，若邮运、会党、民政、教宗、学术、官制、法律等类，取此编而推阐之，亦自强之基也。”⁽²⁷⁾

笔者统计到的大同译书局出版物，几乎全部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读物，其中又以史学译著为最多，有《瑞士变政记》、《俄土战纪》、《地球十五大战纪》、《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意大利兴国侠士传》和汤叡译《英人强卖鸦片记》七种，其他还有康有为撰《桂学答问》、《南海先生五上书记》、《南海先生七上书记》，以及谭济骞辑《伪经考答问·读书要论》、徐勤撰《春秋中国夷狄辨》等，即使计划刊印的也几乎全部是历史著述，如《英国教育制度》、《万国新历史》、《拿破仑战史》、《美国南北战史》、《英美海战史》、《希腊自主战史》、《英国商业史》、《女权史》、《波兰灭亡记》、《法国变政记》等。这一点充分反映出晚清民营翻译出版机构编刊的旨趣，即极力打破之前以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主体的翻译出版模式，而将介绍西学制度和思想认知层面的著述作为译介给国人的主要方面。不难看出，大同译书局刊行的著述具有极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将出版与政治宣传结合在一起，力图掌握思想话语权，以出版为变法服务，⁽²⁸⁾堪称大同译书局的重要特点。

大同译书局非常注重书籍的推广。虽然，在《时务报》刊登广告不太顺利，《大同译书局书目》被第51期《时务报》作为随报附送的广告。但是书局还是在多家有影响的报刊，如《湘学报》、《知新报》、《申报》等刊登广告。《申报》从1898年3月至4月间连续不断地刊载《新出〈皇朝经世文新编〉》和《大同译书局新出各书》的广告，前者称“此书顺德麦君所辑，梁君卓如为之序，分二十一类，曰通论、君德、官制、法律、学校、国用、农政、矿政、工艺、商政、币制、税则、邮运、兵政、交涉、外史、会党、民政、教宗、学术、杂纂，皆从翻译中辑出，余为通人伟论、新理新法无不搜括，与正续各编迥然不同，诚讲求维新之要书也。有志者一观此书，则中外强弱之原，瞭如指掌。每部二十四册，洋三元五角”。同时还推销该书局的其他新书：“又新印南海先生《五上书记》，指陈时事，与前上四书更为痛彻；《俄土战纪》，曲尽俄人阴谋权术；《春秋中国夷狄辨》，破千古中国夷狄之惑；《孔子改制考》则详考孔子改制之故与后世中外制度皆无出其范围；南海先生《日本书目志》，分门类目，日本译泰西各国书数十万卷具皆见之，每类之下南海先生系之辞，可考日本强盛之由，文通辨明，中国文法，极便蒙学；梁卓如先生《读书门径七种》，分别学者所应读所不应读之书，凡此数者，极要之书也。”⁽²⁹⁾同年7月在继续刊登《大同译书局新出时务各书》广告的同时，还刊载《中西学门径书七种》的广告，称该书“首列康先生《长兴学记》；次湖南学政徐砚甫《輶轩今语》；次梁卓如孝廉《时务学堂学约》，附《读书分月课程表》；次《读春秋界说》、《孟子界说》、《幼学通议》、《读西学书法》。因前印数千部已售罄，兹重印加附《中西书目表》一本，添价一角，现每部三本价五角，现钱买五十部以外者概九折，三百部以外者概八折。寄费自给。要者请函至上海大马路泥城桥西首本局四马路中西大药房对门大同译书分局购取可也。”⁽³⁰⁾由上述广告可见该局除门市销售外，还兼办邮购业务，读者可函购各种书籍，并规定购书数量多的可享受一定折扣优待，所谓造成“发行渠道不畅”有“资金周转问题”等，实在无从谈起。应该说，大同译书局的出版规划宏大，出书效率惊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该书局的若干出版物广泛流传，被喻为“火山大喷火”或“大地震”，恐非偶然。光绪皇帝看到《时务报》上大同译书局的出书广告后，曾谕令总理衙门命上海道采办该书局的出版物。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上海道蔡钧的呈文中，有《孔子改制考》诸篇、《春秋董氏学》、《春秋中国夷狄辨》、《瑞士变政记》、《俄土战纪》、《意大利兴国侠士传》和《经世文编》等。⁽³¹⁾

据笔者所见大同译书局已刊的20种书籍中，有7种为康有为的著述（《俄彼得变政记》为康有为“译纂”），几超过三分之一。除梁启超《中西学门径书七种》、麦仲华《皇朝经世文新编》、谭济骞《伪经考答问》、徐勤《春秋中国夷狄辨》四种属于自著（编）的著作外，其余均为加工过的域外译著。从书局的负责人康广仁到康有为及其女儿康同薇，以及上述这些书的译著者梁启超、徐勤、麦仲华、汤叡、赵秀伟、陈高第等，均为万木草堂的康门子弟，亦可见大同译书局基本上是由共同政治目标的同人组成的服务于维新变法政治诉求的译书出版机构。

大同译书局出版最多的为史学译著，大约可分为四类，第一是“首译各国变法之事”。译著中有不少是出于维新变法需要而编译的历史著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附《七上书记》后），又称《俄彼得变政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大同译书局刻本。该书共计7000多字，是在《俄国新志》、《俄史辑译》等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一部彼得大帝的政治变革的小传。该书是康有为向光绪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法国变政考》、《波兰分灭亡记》等书中最重要之一种。康有为基本不懂日语，所据主要材料除了汉文日书外，其余是依靠女儿康同薇帮助提供的资料。⁽³²⁾作者在《进呈俄罗斯大彼得政变记序》中称：“今地球万国，俄地三万里为大，俄兵八百万为强。割辽之事，俄一言而日归之，吾乃以银行、铁路与之为德。虽然，乃考俄之始，乃以八万兵败于瑞典万人，乃割边地于瑞国。无学校，无练兵，无通商，无制造良工。”俄国曾经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度，其“固有甚于我中国者”，“大彼得知时从变，应天而作，奋其武勇，破弃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排却群臣阻挠大计之说，微服作隶，学工于荷、英，遍历诸国，不耻师学，雷动霆震，万法并兴”。而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材任能，卧薪尝胆下贤厚客、同劳百姓等，“彼得集而兼之，举动非常，神功超越，用是数十年而文明大辟，开地万里，为霸地球。呜呼！雷动而草木圻，其变力大者其治功大。苍萌亿亿，皆草木也，待雷而圻，于以荣华，于以参天。彼得之变力，雷力也哉！宜其坼而荣华而参天。呜呼！凡数百年一姓之国，既危既弱者，宜鉴于斯”。⁽³³⁾康有为在该书所附《上清帝第七书》中特别强调：全世界美国最为富有，但实行的民主制度与中国不同；英国、德国属于强盛之国，但君民共主之制也与中国“少异”，而“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与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³⁴⁾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对该书印本进行了数处改删，将一些比较尖刻的语句删去，与《呈请代奏折》同时进呈，这是康有为在戊戌年间呈进给光绪皇帝的第一册书。显然，康有为编纂该书的目的是急于给皇帝提供可以临摹的“画谱”，希望光绪仿效彼得大帝，采取严厉措施，挣脱守旧势力的羁绊，以君权来实行维新变法。⁽³⁵⁾光绪皇帝曾将该书与康有为其他奏议一并呈送给慈禧太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七日梁启超在《与碎佛书》中得意地写道：“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大约南海先生所进《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两书，日日流览，因摩出电力”，于是计划实行变法维新，发诏言定国是。⁽³⁶⁾

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赵秀伟（芹甫）所译《瑞士变政记》也是一种重要的关于变法史的译著，上海大同译书局1897年刊行。全书分三卷，卷一“上世纪”：分三节，依次为海路皮气矮人种蕃殖、罗马军侵略，沙立曼大帝统辖日耳曼国王治迹，席利痕息痕王朝军败，瑞士创建。卷二“中世纪”：瑞士变政、治利兹气州变政，培路内州变政，各州变政结局，瑞士同盟诸州与治利兹气战，东西同盟军战争，瑞士战争互订条约，瑞意法三国交涉瑞士国独立，瑞士中世纪始末情形。卷三“近世纪”：宗教轧轹，日尼波州建立，瑞士联邦土地人民政教表，拿破仑来征、瑞士国新兴，奥地利来攻、新立条约。该书在卷三“拿破仑来征、瑞士国新兴”一节中指出：“古代联邦一变为混同，邦国分裂；政体一变为统一政府，其后位几为拿破仑所征服，发令平和，令瑞士人民勿像竞斗，于是瑞士各邦皆选委员常驻法京，并于培路都城学习仪节。”为了抵抗拿破仑对瑞士的武力征服，“瑞民皆同心戮力，誓保同盟之宪法”，治利兹气的志士“断然不服拿破仑所命”，“自立为新政体，鼓励士气，以图自强”。后拿破仑在1813年“为欧洲同盟军击败，执之而归。瑞民闻之精神益振”，并在治利兹气州集会，通过“保护国家自立与吾人有自主之权不受人羁勒”；并声明“吾人宜尊君亲上勤于治事共维持王土”和“宜竭大众力永远奉遵宪法毋使阻扰”。1817年瑞士奉俄国亚历山大之旨，“革易旧时政令，竟巩固其基础，自是不蒙他国侵犯”。该书还通过附录详细地介绍了瑞士的兵制、财政贸易交通、政体、宗教及教育。如指出瑞士因为地势不濒海湾，故不置海军，不造巨舶战舰；全国人民奉新教者百分而后五十九，其四十一信旧教。大同译书局的广告称：“此书乃纪瑞士变政之局，由野蛮而进文明，其立国于元至我国初，遂为欧洲太平之国，至今称为乐土。不患干戈，虽美、英、法、德皆望尘莫及，故先译此书，后再译美、英、法、德诸变政记也。”⁽³⁷⁾可见，译书局编译各国变政记是有一个长远的计划。

第二类为与维新变法密切相关的侠士英雄传记。如康同薇译纂的《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上海大同译书局戊戌年（1898）春月刊本。康同薇（1878—1974），字文僴，号薇君、帝君，广东南海人，康有为长女，系中国最早的妇女报刊创办人之一。她学识渊博，谙熟英日两国文字，英文由康有为学生何易一教授。康有为还注意培养其中学素养，15岁即根据二十四史编纂《风俗制度考》，后又翻译大量日本书籍，协助其父编纂《日本政变考》和《日本书目志》等。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第二次进呈本序言中称其“粗通东文，译而集成”。1897年2月22日，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作为华南宣传阵地。《知新报》创刊后不久，康同薇就担任该报的日文翻译并参与撰稿。据《知新报》第32册的《本馆告白》（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1897年9月26日）向读者告知近几期《知新报》的日文翻译由康同薇担任：“近刊之日本报大半为南海先生之女公子康同薇（原名薇君）所译，揭之于此以免掠美。”由于告白没有声明康同薇是正式的日文翻译，可能康同薇仅仅是代替暂时离开的日文翻译，到了第43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康同薇就开始完全接替《知新报》日文翻译山本正义：“本馆去年所聘之日文翻译山本正义、英文翻译陈君焯如皆已因故自行辞去。嗣后所译日文拟请南海康文僴女史任之，其英文翻译则添聘香山容君廉臣与旧聘之新会周君灵生总其事。此布。”她译述所依据的日文资料，主要有日本《内阁官报》、《东京日日新闻》、《长崎新报》、《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时事新闻报》、《东京时事西文报》、《时事新报》、《太阳报》、《新闻报》等日文报纸。除了在《知新报》担任日文翻译外，康同薇还是该报的撰稿人之一，她的《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等论中国改革自强的文章，分别发表于《知新报》第32、52册。1898年她和梁启超夫人李惠仙等在上海创办的《女学报》，是我国最早由妇女主编的报刊之一。康有为戊戌年间变法奏议辑录的《戊戌奏稿》，后由康同薇搜集抄存，麦孟华编辑，清宣统三年（1911）于日本横滨铅印出版。⁽³⁸⁾

《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一书不分卷，叙述了山县昌贞、高山正之、蒲生秀实、吉田次、源松苗、胜野丰作等人倡议和实施变法的事迹，指出自“光格即位至庆应三年，凡八十六年内之幕府张权，凌夷王室，外之各国迭请通商，要挟日甚，内外交迫，举国嚣然，倡攘夷尊王之说，苟或异议，目为奸党。幕府初亦拒之，继审其力，不敌国人，意遂转移。孝明始亦决计攘夷，寻误其非敕旨，亦反复二三，强藩巨室，乘处士愤激之势，王霸离间之始，欲假朝议而顺人心，继乃用士气而亡幕府。故当时攘夷之论，要其所归不在攘夷而在尊王，尊王所以亡幕府也。迨王室尊幕府亡，而知夷终不可攘，遂决然变计，力图维新，大开外交，而外国不敢欺之，至今且侧目畏之。呜呼！自立之速效如此，皆日本举国处士同心任义之所玉成也。故明治即位，初诏有采听公议舆论之语，后日民挟请开国会，遂将数百年外戚将军钳制暴虐之苦，一旦而伸之，外邦辱侮之耻，从此而洗之，是亦良可法矣。”书是在介绍日本的游侠义士，而其中有的放矢之论颇多，如称：“彼君臣上下皆恐因循苟且，蹈躏印度、支那之覆辙，此其所以力矢自强不能小缓须臾也。履霜坚冰，前车后戒，此其闻寇乱而隋以亡得失之端，可不慎哉！语曰：讳疾忌医庐篇不治，又曰：巧言自卫终必灭亡。日本之强殆有由矣！今我支那之外患，亦如昔日之日本也。然地方二万里，人民四百兆以不耻不惧之故，遂败亡之迹，我支那能不危乎！”该书前有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二十四日所撰《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序》，称：

古之任大事、报大仇、定大难者，其多力之人欤！昔王仲符称孔子、墨翟为周世多力之人。孔子著六经，举三千六万聪明强劲之徒侣，拨乱世而反之正力，孰大焉。周公佐武王诛纣伐奄灭国五十，驱虎豹犀象，亦可为多力之人矣。墨翟、宋钘重茧救人，弟子传巨子，扶义而争死者百八十人，可谓有力之人哉！……观荆轲、季心、朱家、郭解之徒，为人报仇，谋家国，怒发冲冠，肝肠寸裂，令强暴震慑，其侠骨大力，亦有足多者耶！明世大礼之争，东林复社之徒、杨左之辈，伏阕数日，饿死殿陛，挽宫门呼先帝，或攻大奄、击缇骑，出万死以救其国，推斯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本为将军秉政千年矣，而处士浪子发愤变政，洒血涕泪、割心肝肾肠，以与幕政争，玉碎连车于前，而剑击弥挺于后，大狱数起而雄心不降，卒能鼓雄藩而扶王室，去武门而变大政，桓拨奋跃，波踊云飞，战象跐以成维新之治，遂能举三岛之众，北开虾夷，南灭琉球，右取韩辽，而左拔台湾，东海之波皆沸，与泰西大国相颉颃焉！呜呼！岂非义士游侠热血涨力发蹈之所成哉！我中国虽有四万万人，而弱气薾顿荡风成俗，虽旧政束缚，戎貊宰割，而无有舍身名、激涕洟而起力争者。甲午以来蒙耻受刖，未闻少变。以召胶州之辱，旅顺大连湾之难，则将卖吾四万万神明之胄为奴为隶。而争变法，未尝闻成一事；攻守旧，未尝闻去一人。合四万万人俯首帖耳，候羁首穿鼻而为牛为马。

他说，《史记》中有“志士义侠以救国大难”的“游侠”传，“吾愿续之，命女子子同薇集日本义侠发愤之事，以著其维新强盛之由，以告我大夫君子”。⁽³⁹⁾

重要的侠士传还有《意大利兴国侠士传》，或称另有《义大利侠士兴国传》，疑为同一书的异译名。该书由梁启超作序，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误将该书列为梁启超的作品，并将上海大同译书局误写为“上海大同记书局”。⁽⁴⁰⁾其实该书的译著者为日本松井广吉⁽⁴¹⁾著、桥本大郎译，上海大同译书局1898年本。《东西学书录》称：“意大利为罗马旧都，地居滨海，有国数十，常见侮于强国，几难自立，于是联邦之议起，辛苦坚卓，卒列于大邦。是书所记人各为传，皆曩时君相志士之事迹，其上下同志奋发自雄之概，犹令读者兴起。”⁽⁴²⁾梁启超在序言中称：“今夫五洲万国之迭兴迭灭也，而称为强者，则曰俄、美、德，其侠君大彼得、华盛顿、威廉，愤其国之受侮而起之也。英、法、日本，其侠士开新党、革政党、共和党、尊攘党、开化党，愤其国之尔弱而起之也。意大利，罗马旧都，地海滨，其势嵯岈，故其人角立而不群，一隅而有国数十。然以分散之故，见侮于强国，几不能自立。志士乃倡联邦之论，绵历岁月，卒偿其所愿，而意乃列于大邦。”很明显，重刊这部日本人的旧作是为了说中国的事情：“呜呼！昔之意乃今之中国也。中国统二十行省，合四百兆人。省与省不相联，人与人不相通，二十省成为二十国，四百兆人成为四百兆国。强邻睒睒，亿兆瞑瞑，竟无有不爱其躯，赴国之厄困，如电飞雷鸣，震撼山岳，以奋邦人志气，以塞敌人觊觎者，盖侠学之绝也久矣。”而该书译出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告邦人，以验吾言焉”。⁽⁴³⁾

第三为战史译述。战史也是大同译书局出版的重点选题，曾经计划出版“战纪丛书”，如汤叡译《俄土战纪》，《时务报》称该书为“《战纪丛书》二十种之一”，可见上海大同译书局曾有出版二十种战纪丛书的打算。《俄土战纪》有1897年大同译书局刊本。⁽⁴⁴⁾汤叡（1878—1916），又名为刚，字觉顿，受业康门后号荷庵（或作荷广、荷厂、荷葊、荷盦），别号朝辅、茶圃、明水，室名勉益居。祖籍浙江诸暨，因其父汤世雄一直在广东做官，故又称广东番禺人。自幼跟长兄辅清读书，“有奇气，嗜文艺，抗世希古”。十六岁（1894年）入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学习治身经世之学。⁽⁴⁵⁾1896年随康有为赴桂林讲学。1897年秋旅日华侨筹建华人学校于横滨，康有为派徐勤担任校长，推荐了汤觉顿等三名弟子担任教习，并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1898年春汤觉顿受命出任横滨大同学校教习之时，年仅20岁。他一边执教大同学校，一边学习日文。汤氏最感兴趣的是政治学和财政学，是时，他读到日人所著有关鸦片战争之书，颇有所触，遂译之成中文，希望可勉励国人，此即《英人强卖鸦片记》。梁启超闻之，欣然为之作序。汤觉顿热心教育，与大同学校的学生苏曼殊关系密切。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汤觉顿却从日本返回上海，接替梁启超担任李提摩太翻译角色。1900年唐才常举义于汉口时，汤氏曾往来于沪港间策应，失败后返回日本。1903年夏苏曼殊回国之时，汤觉顿等人为之饯行，苏由此写下了《以诗并画留别汤国〔觉〕顿》（二首）。1911年5月，梁、汤二人游台湾归来不久，便又开始筹划组织政党之事。梁启超与徐佛苏、康有为、汤觉顿等人多次商议，决意以咨议局联合会为舞台，联络各省咨议局人士，成立一大政党“宪友会”。为了进一步拉近与袁世凯的关系，一并打探政府动向、把握国势发展动态，民元之初，梁启超就将汤觉顿推荐给袁世凯。1913年汤觉顿接手中国银行之后，也很想把它办成一个“超然独立”的中央银行，“一切规程，多由汤氏手定”，但武人执政，银行不过是袁世凯筹措军饷、玩弄权术的工具而已。银行经营掣肘，汤觉顿对民初政局失去兴趣，又见周围皆与自己格格不入，更生隐退之意，因此任职不到一年，便以养病为名辞职而去。1915年梁启超与从北京赶来的蔡锷同至汤觉顿的住所，秘密商议倒袁计划和布置讨袁之役。1916年4月6日，汤觉顿以陆荣廷和梁启超的特使身份，只身赴粤，向龙济光陈说利害。4月12日，龙部、民军和广西三方的代表于广州海珠岛水上警署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独立善后问题。与会者在谈及军队改编问题时，发生严重争执，颜启汉及卫士突然拔枪射击，汤觉顿等当场饮弹身亡。⁽⁴⁶⁾

《俄土战纪》共六卷附录一卷。全书记述18世纪70年代末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以及战后土耳其完全沦为外国资本主义殖民地的过程。卷一、卷二叙述俄土交战之原。卷一追述土耳其内乱，塞尔维、罗马尼、孟的内哥罗三国情形，土政府虐待保须尼亚洲、灰愈哜鹅母意那州土寇蜂起，土政府与保须尼亚、灰愈哜鹅母意那二州、定和二州纷扰如初，土军虐杀舞愈迂利亚土民，德法两领事与土政府有隙及英俄政略。卷二叙述塞尔维孟的内哥罗两国自立，罗马尼要求土政府准其自立，欧洲六大国会议，欧洲六大国公使与土耳其政府议休战，俄蓄异志，欧洲六大国再会议，土耳其政府改立宪法。卷三、卷四、卷五叙述俄土交战之过程。卷三内容如下：六国开协议会劝土政府不从，土政府与塞尔维及孟的内哥罗议和，六国遗伦敦约于土弗纳，俄帝宣布开战诏，欧洲各国政府情形，罗马尼政略，土政府布令封禁黑海。卷四内容如下：俄军始与土军战，俄军破土耳其舰队于舞礼意呐，俄军济多瑙河，土耳其情形，俄军照会英国，英国情形，俄军进抵舞愈迂利亚。卷五内容如下：俄军不利于亚细亚，土将袄须鸣映疤诗也大破俄军，普礼母意那激战，俄军胜驻兵要害，土耳其附庸国及近国情形，议和善后策。卷六讲议和善后策，内容包括：俄土行成英政府干涉其事，英俄将有隙，罗马尼及希腊两国政府恐俄土条约有异志请改订之，欧洲复开会议以结伯林条约，会议后各国处置，希腊、罗马尼、塞尔维孟的、内哥罗四国情形，埃及情形，俄国形势。附录：伯林会议。前有梁启超所撰《俄土战纪叙》，他在序言中着重指出土耳其所以削弱的原因：“西欧人恒言曰，东方有病夫之国二，中国与土耳其是也。土耳其之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内治不修，纲纪废弛，官吏贪黩，鱼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缚驰骤，激成民变。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屡起教案，授人口实，取怨各国。”可见此时的土耳其与19世纪末之中国非常相像，当时一些国家“以兵力胁土，其事皆出俄罗斯发之”，俄国“欲得志于东方者数百年”，其野心始终没有丝毫改变。现在西方列强顾不上以余力来对付小小的土耳其，正“并心注力于中国”，而清王朝为了“苟延旦夕，为小朝廷”，还“倚强盗以作腹心，引饿虎以同寝食”，国家的处境十分危险。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汤叡所译“俄土之事，悬诸国门，以为我四万万人告也”。⁽⁴⁷⁾警示国人的做法还出现在大同译书局的广告中：“此书专纪光绪初俄欲灭土，设计使土与人战，以开其衅已，乘其敝以见俄之险心狡诈。土之苛虐苟安，各国交涉权术无不历历曲尽，甚若今日在东方措置情形，诚外交之要书也。”⁽⁴⁸⁾

广东归善人赖鸿翰（字仲渊）笔译的《地球十五大战纪》，也应属于“战纪丛书”之一，上海大同译书局1898年刊行。该书前有江苏溧阳人狄葆贤⁽⁴⁹⁾叙（孔子降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五月），将“战”理解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斗争”，阐述了所谓“无战亦无生，生生不已”、“战于万物以养其生命”的“战”是万物起源的说法。收录雅典将米力泰底破波斯兵于麻剌孙（今译马拉松会战）、雅典伐柴良可主被败、马其顿王破巴比伦、米登罗斯之役、日耳曼自立、罗马同盟军败匈牙利于砂龙、法兰西破亚剌伯、维廉入主英国、约翰恢复法兰西、西班牙水师败绩、英吉利同盟军败法王路易、俄彼得破瑞典军、美利坚自立、法国变政党破普军、英普二军败拿破仑于窝尔得禄，共计十五篇。该书主张史书应当运用正反两方面的不同材料来论证史实，如篇七“法兰西破亚剌伯”中提出：“凡纪事出于一国史家者，涉爱憎失是者也。况其宗主有不同者乎！此篇一采欧洲教徒记事，一举亚剌伯史家叙述，彼此对照参互折衷，毫无偏颇，而当时战状，读者可了然矣！”该书的特点是每篇均有“论曰”，发表作者的史论见解。而且每篇中大多有作者或译编者联系中国有关史实发表的评论，如篇一称“波斯王达黎约之怒雅典人与吴王夫差而忘越王杀而父乎事相似，顾生同其时亦一奇也”。篇三写道：“世称历山为马基顿狂人，盖以其喜功而好大也。然愚观历山征服诸邦而后，凡各州言语、风俗、宗教、政治、技艺、学术，无不使之臻于尽善。合弹丸之小国，为一统之规模，芟旧俗之榛芜，为大同之文治，遗泽之长，数百年后犹有存者，世徒知其有囊括宇宙之心，而不深考其建国经邦之效，无惑乎目之为狂人也。”在讨论马基顿国破巴比伦之战时，译者将《宋史·岳飞传》中的内容与之进行比较：“兀术劲军，皆铠贯以韦索，三人相连，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后兀术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阵，勿仰视斫拐子马，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兵奋击，遂大破之。兀术大恸曰：自海上其兵，皆以此胜，今已矣！”篇四讲述汉尼拔与罗马前后数十百战，有三大捷，罗马诸大将“竟不能驱逐一汉尼巴，十余年间，亦未尝得一捷，真可谓古今独步英雄，求之于中国惟淮阴侯可以当之，未可以当之，未可泥成败之迹以论之也”。篇五“日耳曼自立”写道：“中土攘敌，汉世尤甚，其后五胡乱华，鲜卑氐羌，卒蹂躏支那，日耳曼世受罗马之困，其后罗马一邦，竟为德国人鲸吞蚕食，东西情事，可谓相同。然同之中实有不同者在也。汉武受文景丰富之后，屡起鹅鹳之兵，尽扫虺蛇之焰，而中国以安议者往往咎其穷兵黩武，而不知功莫大也。不然五胡滑夏之祸，必不待西晋之世矣！与奥古士都一蹶不振，竟遗子孙忧，岂可同日而论哉！善奥古士都经国有余，武略不足，是其所以不及汉武帝也欤！”篇八“维廉入主英国”称：“维廉以六万精锐深投敌地，与项羽沈舟破釜，淮阴布背水阵，高欢塞道，刘錡凿船，同一意见，示士卒以必死，锋已不可当，况维廉勇悍多谋乎。然当时若不早被伤，可以指挥士卒，则离营追敌，断不为也。”

第四为专题史论和政论。专题史论有汤叡所译《英人强卖鸦片记》，戊戌（1898年）三月有大同译书局印本。该书据梁启超所言是汤叡“爰取日人所志鸦片战者译成一书”，即参考日人的著述编译而成的一部两次鸦片战争史。全书八卷。卷一、卷二为“鸦片战原始”，分日人论鸦片战要略、倨傲召衅、英国东洋政略三节。第一节主要编译了大量日本人的观点，如认为鸦片战争是欧洲列强势力由此而推及东方亚细亚发端的关键。称日本德川政府也是自此以后为英、俄、美、荷所逼，将通商互市。第二节讨论中国天朝中心主义的由来，指出由于中国文化“进步中绝，徒守旧志，顽僻倨傲，无一明大势者，目外人为蛮夷戎狄，绝不知仿人智识，共求强盛，以致病入膏肓，坐以待毙。”卷二分鸦片来中国始末及其禁令、林文忠烧弃英商鸦片、中英开展我兵初败、英使屡欲议和我兵再败四节。卷三、卷四、卷五为“鸦片战”一、二、三，主要讨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和过程。卷三分英国开展时情形、英军大举略定海、英军攻乍浦、英军攻宁波、英将贤利哑兹托入白河口与英议和五节。卷四分我军大举袭英军拔广东河口薄苦寨、英军攻略广东我国议和二节。卷五分英军再攻厦门、定海城再险、英军略宁波、官军欲复宁波定海为英军击退、英军陷乍浦城、英军略吴淞、英军溯扬子江陷镇江府七节。卷六“与英讲和”，分英军进向南京我军讲和、议和订约、订约后情状三节，指出鸦片之战，连战三次，“清军皆败，又开港通商，赔补军费，渐为欧人所轻侮，以至今日”。卷七“与英再战”与卷八“与英法兵再战”，主要讲述咸丰六年（1856）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始末。卷七分开战之原、再开兵端、英国议论开战当否、叶名琛被擒于英军四节，附“再议和”。卷八分我兵袭英法两公使、英法兴师及遣使议和不成两节，附“中英法三国议和并条约”。附录材料八种：（一）英人麦卡其氏论鸦片战是非；（二）林文忠公小传；（三）英领事贤利哑兹托小传；（四）英指挥杀熙油岳夫小传；（五）英将派卡小传；（六）英公使扑鳲痕其耶小传；（七）英将卡磨培路小传；（八）中英战争年表。梁启超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今日中国的重重危机实起源于“英人鸦片之役”：至今“强邻交侵，援隙而愚我者，亦如是焉。已尔我国士夫投于虎穴而不怖，委于歧路而不悟，质于强寇而无疑，弓矢环伺，斧斤云集，俨然高卧，毫不知警是诚束手待毙而并无遗策耶！抑欲广长舌说上法，以慑其强暴耶！故居安思危，此谓知本临难，而铸兵虽速，亦无及矣。夫俄以彼得而兴，普以维廉而霸，日本数区僻临瓯脱，睦仁雄起，重溟洞开之数君者，类皆从谏若转圜，用贤如不及，纡贵降尊折冲于樽俎之上，鼎新革故，置民于枕簟之中，故雷霆震惊不崇朝而沃野千里矣！我中国幅员廓张四十倍于日，民物蕃殖四倍于俄，握鸿图孕八荒，开辟以来，推为雄长。倘以彼得、维廉之智绳以立宪、维新之法，则一统元化不旋踵而立见矣！谁复借端起衅而甘为戎首也哉？故曰‘强者制人，弱者制于人’。履霜坚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⁵⁰⁾

大同译书局出版的另一本专题政论为《大东合邦新义》。该书原题为《大东合邦论》，日本森本藤吉⁽⁵¹⁾撰，一卷，该书初稿完成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有日本刻本。⁽⁵²⁾上海大同译书局改为《大东合邦新义》，由陈高第校定。前有明治三十年（1897）日本福冈县中部筑前町著名文人香月恕经以文言文所写的序言。梁启超在戊戌（1898年）二月为该书所撰的序言中指出：今天下五洲雄峙，强凌弱，众暴寡，锄非种，翼同盟，争夺相杀之风日益激烈。在这样的世界背景下，“故欲策富强，非变法不可；欲卫种类，非联盟不可”。日本从明治维新至今，也仅二十多年，然已经俨然一规模之强国出现于世界之林。如果中国也能“翘然自立，与商利病，有不雄视地球也！”虽然该书中有不少“摭论繁芜，立意狙险，似持公论，旋狃私见，禳我藩服，摇我心腹”之论点，但是对于列国情弊的分析，“合纵条理，批谬剔瑕，洞中肯綮。固历朝史案之余唾，亦东方自主之长策也”。因此，他要求自己的学生陈霞骞进行修改编订。⁽⁵³⁾《大东合邦新义》全书十六章，分序言、国号释义、人世大势（上下）、世变变迁（上下）、万国情况、俄国情况、中国情况、朝鲜情况、日本情况、日韩古今之交涉、国政本元、合邦利害、联合方法、论中国宜与东国合纵。该书开篇强调：“坤舆之球，剖为东西两面，其西半球为南北亚米利加二大洲，其东半球为亚细亚、阿弗利加、欧罗巴三大洲。而亚细亚，在欧阿之东，而日本朝鲜，在其最东，故其人，受木德仁爱之性，煦清明新鲜之气。其性情习俗，与染西北肃杀之风者不同，盖自然之理也。日本贵和，为经国之标；朝鲜重仁，为施治之则，和也者，与物相合之谓；仁也者，与物相同之德。故两国亲密之情，固出于天然而不可遏也。”森本认为，当今国际关系中存在着“竞争”和“亲和”两种不同的形态，在欧洲社会是“异种族混合的社会”中，优胜劣汰的竞争是自然的，“竞争”带来了西洋文明的发达。而东洋社会不同，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民族是统一的“单一种族繁殖”的“黄人”社会，采用完全的“竞争”是有害无益的，因此应该奉行与“竞争”相对立的“亲和”原则。他在《世态变迁》（上）中写道：“凡社会由一种族成者，亲爱之情为厚；亲爱之情厚，则伦理自存。伦理存，则和顺之习成性，和顺成性，则尊父老；尊父老则裁制者起；裁制者起，则协力分劳；协力分劳社会因以创焉。故社会以一种族成者，其秩序自成族制；族制既定，则人民自治。而自治所重在教化，不在法律也。故汉土上古，以无为治天下。”既然是“单一种族”，就需要“亲和”，而“亲和”的结果，应该是“大东合邦”。基于这一理论，他提出“同类相依”的“大东合邦”的构想。所谓“大东合邦”的两个步骤，一是日本与朝鲜“合邦”，所谓对等合并，建成新的统一的“大东”国家；二是日本与中国“合纵”，即如同战国时代诸国联合抵御强国的方式，日中两国外交联合，由日本帮助中国实行开化，指导中国改革。作者不断阐述其日韩，乃至于中日韩联合的种种好处。森本在《论清国宜与东国合纵》一章中说：其实大东合邦，应该包含清国，但清国太大，并非仅仅依靠协议就可以合邦，何况境内之鞑靼、蒙古、西藏等，恐不服从。所以现在只能指望与清国“合纵”。即使日本与清国难以“合邦”，也可以先实现“合纵”。这种“合纵”是“大东合邦”的基础，而“合纵”则对清国极有必要，他认为“清国今日之忧，实在西南及北方，倘失策于东方，则四面皆敌也”，清国面临被西洋列强分割的危险，只有与日本联合起来，才有能力抵抗西方的侵略。而且“今清国与我东方合纵，而根本巩固，则［汉人］　虽有叛心不能起，是不劳兵，而制汉族之心也”。他明确主张，“合纵”应以日本为主导，因为日本已是“文明开化”的“立宪帝国”，成了先进国家，而清国则不然。樽井在《汉土情况》一章中，列举了“支那”的九条坏处，其中包括：支那人首先与西方人签订不平等条约，甘受西方白人的侮辱，开了一个“恶例”；而“我国欲除此恶例，使我同种人一新面目者有年矣，顾清廷漠然不介意”；清廷割让香港，使英国人有了进一步侵略东方的根据地，必殃及东方各国；清廷屈服俄国压力，使俄国势力侵入黑龙江以南，使日本和朝鲜增添了北方的忧患；清廷将藩属国越南拱手让给法国，使法国人得以利用越南与东方同种各国为敌；清廷没有对缅甸采取应有的怀柔措施，致使缅甸为英国人所据；清国盗贼横行，人民萎靡，男人喜食鸦片，女人愿裹小脚，思想拘束，学问不长进……如此等等。总之，他认为清国惰弱顽钝已成积习，一旦为白人所据，而又奈之若何。所以“清国长计，在使其不足恃者为足恃……大东合邦，清国有益无害……日韩致盛大，则是为清国之强援也”。在他看来，通过同一种族“亲和”的方式，以日本为盟主，建立“大东国”，对清国和朝鲜都有好处。樽井强调“大东合邦”的目的是为了应对西方的入侵。在《世态变迁》（上）中称：“今日白人所以呈毒爪锐牙者，欲为宇内之赢秦也，我黄人甘为六国乎？余复何言哉！不甘为六国乎？征秦之策不可不讲也。”认为现在是世界激烈竞争、优胜劣败的时代，“且竞争剧，则优胜劣败亦甚速。犹春秋之列国，遂为七雄，七雄亦不久，遂为秦。呜呼，东亚诸国不讲使彼不得为秦之策，则彼遂为秦矣”。该书附录“宇内独立国一览表”（隶属他邦者虽大国除之）。该表格分别列出国名、土地和人员（即人口）的相关数据。其中在亚洲部分首列日本，称之为“立宪帝国”，而将中国列为“专制帝国”，暹罗、朝鲜均列为“专制王国”。欧洲除俄罗斯为“专制帝国”外，法兰西为“共和国”，余大多为“立宪帝国”或“立宪王国”。美洲“合众国”为“共和国”，称“计六十九国，就中帝国七，王国二十二，公侯国五，酋长国七，共和国二十二，奉他国君者二”。其中日本人口的统计是依据第十一年统计年鉴，亚拉比面积，是依据东邦协会报告，其他依据政家年鉴和国势要览等资料。

森本的“大东合邦”论，不同于明治维新前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的赤裸裸的武力侵略论，而是以儒家的教化、德治加以包装起来的具有“怀柔形态”的日本侵华理论，主张“和平”与“无私公平”的合邦，以恢复“东洋的势力”，是早期亚洲主义“东亚联盟论”的一种表达，因此得到了当时日本政界、学界许多人士的拥护，甚至在中国也迷惑了很多知识分子，在清末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都有过“联日”思想，曾提出所谓“两国合邦”的想法，以之作为中国免遭分裂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的渊源正是来自《大东合邦论》一书的影响。蔡元培曾经非常细致地研读过该书的日本原本和大同译书局的校订本，1898年9月8日他在进行了非常认真的比对后写了读后感，认为陈高第的校订本所谓“因其义，正其文”，主要是进行“原本复刻”的挖改，增加的内容“一广孔教，一男女平等”，删去的“一怂恿朝鲜自主，一说中国满汉不相安”。蔡元培认为大同译书局版本不少地方挖改得“不可解”，且“挖改之文，以迁移行墨，多无聊语”。在这一长篇读后感中，他详细记录了该书十四章的题目，认为森本一书的“宗旨在合朝鲜为联邦，而与我合纵以御欧人”，赞美该书“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⁵⁴⁾徐维则、顾燮光的《增版东西学书录》卷四称《大东合邦新义》“作于甲午以前，尚未甚轻量中国，又审中国之轻日本必无合理，故昌言合朝鲜而微见中国当合之意，名理叠出，近日中日联盟之先声也。上海译书局翻刻易名《新义》，凡言朝鲜当自主，不必藩属中国，及言中国满汉不洽者，皆删去之，补以表章孔教及男女平权二义。寻行数墨多无聊语，且有牵就字数径删一叶者，亦是书之厄矣”。⁽⁵⁵⁾

大同译书局前后存续仅一年之久，但在翻译出版方面却蔚然可观，不仅大量刊行康有为的代表作，而且在编译各国变政记、战史译述、与维新变法密切相关的侠士英雄传记以及专题史论政论方面，该书局都有长远的计划。该书局不少刊本至今仍为专家所倚重，新版《康有为全集》中的诸多文献，如《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书目志》等都以该书局的版本作为校勘的底本。该书局刊行的《民约通义》可能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第一个汉文节译本；重刊乾隆时代列为禁书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刊行为维新变法提供知识资源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等，若干书籍是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的折件的文本初稿，为维新变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援。大同译书局出版物几乎全部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读物，其中又以史学译著为最多，不少史学译著在当时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且被《东西学书录》等重要的书目收录并介绍给学界，所刊专题政论《大东合邦新义》在学界有广泛的影响。虽然这些史学著译在汲取日书新知识方面还相对有限，但作为19世纪末一家宣传变法维新、传播西学的重要据点，其出版物“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或被喻为“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中国整个翻译出版界尚未注意到转借日文的新管道以传送西学的大背景下，大同译书局已将东文翻译作为自己出版的一个重要宗旨，这一宗旨似乎预告了20世纪初十年大规模译印日书以传送西学高潮的到来。

1898年春，译书局的创办人梁启超、康广仁等先后赴京，不久即放弃了译书局“不募捐款”的原则，积极筹划官方注资成为官书局，从而导致译书局更深地卷入戊戌变法的政治变局。因此，戊戌政变发生后，译书局创办人梁启超亡命海外，经理康广仁被杀，书局被迫停办。书局计划的“译学堂各种功课”（编译各种教科书）、“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等译书目标，均未得以实现。大同译书局犹如一颗划破苍穹的耀眼彗星，消失在清末风云变幻的天际。该书局的译书计划后来部分由梁启超创办的广智书局来承担。也许正是汲取了大同译书局的教训，与之同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20世纪初在曾经参与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张元济主持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既保持了政治的敏感，又始终坚持“在商言商”的原则，在近代风云变幻的岁月里，这一初创时仅为一印刷作坊的商务印书馆，历经沧桑，如同一颗北极星，作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巨，也是作出了最大贡献的民营翻译出版机构，矗立在近代出版界广袤的星空中。

附记：本文初稿曾提交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主办、上海新闻出版局出版博物馆协办的“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16世纪以后的东亚”ICIS第四届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0月30—31日），并在大会报告。初稿部分内容载《东方翻译》2010年第5期；修改本经大量增补，载《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8—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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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30页。

(2) 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37页。汤志钧《戊戌变法时期上海的出版界》（载《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4期）一文以《申报》调研为基础，挖掘了不少关于大同译书局的第一手资料，可惜错误亦不少，如将《大东合邦新义》，误写为《大同合邦新义》等。杨天宏的《新民之梦——梁启超传》一书把大同译书局的创办时间定在1896年，还误以为《经世文新编》、《孔子改制考》、《大彼得变政考》等书是由“慎记书局发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54页）。

(3) 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时务报》第42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2844—2946页。

(4) 汤志钧《戊戌变法时期上海的出版界》，载《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4期。

(5)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1页。韩云台，又名韩昙首，署名仁甫，广东番禺人，生卒年不详，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初与梁启超讲学于广东东苑，后至上海为《时务报》社员之一。曾帮助上海大同译书局采访应译之书，1898年6月《东亚报》创刊于日本神户，他担任该报编辑。参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212页。

(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50页。

(7)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26—127页。

(8) 《总理衙门奏改大同译书局为官局》，载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6—227页。

(9)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27—128页；亦有传言称其在狱中“以头撞墙，痛哭失声，谓其兄之事由其来承当为不公”。参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41页。

(10) 汪家熔《中国出版通史》卷七“清代卷”下，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174页。

(11)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1页。

(12) 《大同译书局将已刻及译出之书价目列后》，载《时务报》第51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1991年，第3521—3522页。

(13) 《大同译书局将已刻及译出之书价目列后》，载《时务报》第51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1991年，第3521—3522页。

(14) 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9年，第281—282页。

(15) 1913年创刊的《不忍》杂志上还分期登载，并作为《万木草堂丛书》之一种，1920年与1923年又分别重刊于北京和上海。参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16) 朱维铮编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4页。

(17) 胡珠生编《宋恕年谱》，载宋恕著，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1107页。

(18) 刘体仁《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5页。

(19) 朱维铮编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15页。

(20) 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2页。

(21) 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

(22) ［日］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马采译《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3—104页。

(23) 杨国光《卢梭著作在我国的翻译和出版情况》，载《人民日报》1962年8月7日。

(24) 关于《日本书目志》的研究，参见沈国威《康有为及其〈日本书目志〉》，载《或问》2003年第5号；又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第248—271页。

(25) 刘体仁《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6页。

(26) 麦仲华（1876—1956），字曼宣，广东顺德人，与其兄麦孟华均为康有为的得意弟子，少时与梁启超齐名，在草堂弟子中有“梁麦”之称。他参加过公车上书，在上海参与创办不缠足会，做过《时务报》的撰稿人，是戊戌变法时的核心人物之一。曾留学英日，学贯中西。所编《经世文新编》一书，专采近人通达时务的言论，以转移风气，为新政提供参考。麦仲华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思想有些激进，曾和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等人一起主张放弃保皇，实行革命。1899年与康同薇在香港成婚。庚子勤王时，他在日本负责联络策应之事，并一度在香港担任电报局局长。据说袁世凯称帝前曾两次召见他，并许以教育总长的位子，他都拂衣不见，并运动倒袁。麦仲华与康同薇育有多个子女。资料采自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47页；参见http：//www.hudong.com/wiki。

(27) 《大同译书局将已刻及译出之书价目列后》，载《时务报》第51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1991年，第3521—3522页。

(28) 王建辉《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之梁启超》，载氏著《出版与近代文明》，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

(29) 《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六日（1898年2月26日）。该广告在1898年3月间连续刊载长达20多天。

(30) 《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1898年7月5日）。

(31)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总理衙门清档·沪关道呈送旨谕购办书籍》，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9年，第449—451页。

(32)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中称自己“大搜日本群书，臣女同薇，粗通东文，译而集成”，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33) 同上书，第35页。

(34) 同上书，第29页。

(35) 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36—342页。

(36)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2页。

(37) 《大同译书局将已刻及译出之书价目列后》，载《时务报》第51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1991年，第3521—3522页。

(38) 参见李云光《康有为家书考释》，香港汇文阁书店，1979年，第45页；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9年，第182—183页。

(39) 康同薇纂《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上海大同译书局戊戌春印本。该序言未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收录，疑为佚文。

(40) 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6页。

(41) 日人松井广吉还著有《意大利独立战史》六卷（或称《义大利独立战史》），光绪二十八年（1902）分别有张仁普译述的广智书局本和东京留学生译述的商务印书馆本。另有范枕石所译松井广吉的《日清海陆战争史》和该书之后卷《日本帝国近世史》，1902年和1903年分别有上海会文学社刊本。

(42) 《增版东西学书录》，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26页。“汇编二，有英国傅兰克令传；又三有法国巴司嘎拉记瑞典立尼由司记；又四有科伦探新洲纪略。英国高布敦纪略；又六有探地名人传略；又七有英国瓦特传附记于此。”

(43) 梁启超《意大利兴国侠士传》序，《意大利兴国侠士传》，上海大同译书局，1898年，又载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5页。

(44) 《时务报》第51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1991年，第3461页。

(45) “为刚”之名，仅《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有录，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知新报》第四十七册之《横滨大同学校近闻》及康有为《皇上三十万寿时……与梁尔煦、汤为刚设香案龙牌……恭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9页）一诗可为证。参见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24页。

(46) 梁启超《番禺汤公墓志铭》，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15页。《番禺汤公略传》，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24页。参见陈学章《梁启超与汤觉顿》，http：//baike.baidu.com/view/2300228.htm。

(47) 梁启超《俄土战纪叙》，汤叡笔译《俄土战纪》，大同译书局印本；又载《时务报》第51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1991年，第3461—3462页；另有同题的小说，署“宣樊子演”。叙述土耳其原属鞑靼，曾占邻国波斯。1200年，英雄阿多曼征战小亚细亚，1289年建阿曼帝国。后屡代实行扩张，又引起民反。德、奥、俄趁机灭土，最终土败于俄。载光绪廿七年（1901）《杭州白话报》，两者在网络检索中颇易混淆。参见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0—31页。

(48) 《大同译书局将已刻及译出之书价目列后》，载《时务报》第51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1991年，第3521—3522页。

(49) 狄葆贤（1875—1921），幼随父学耕，长于江西，后居沪。曾为前清举人，擅诗文、书、画。家富收藏，精鉴别。后到北京游学，并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参与“公车上书”、“唐才常起义”等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因清政府的迫害，两次流亡日本。1904年在上海创办并主持《时报》先后达17年（1904—1921）之久。他主持《时报》期间在报刊业务上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在以下三方面作了大胆创新：第一，重视新闻报道，并配合新闻发表各类时评言论；第二，重视创办“附张”（副刊）；第三，首创现代新闻纸的版面样式。《时报》将报纸版面印成对开报纸（两面印刷），大张直行式排版，版面活泼醒目。这种报纸版式对当时报界和以后报纸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发行《余兴》、《小说时报》、《妇女时报》、《佛学丛报》等，在上海、北京等地还创办有《民报》、《小说时报》等刊物。曾藏元王蒙青弁隐居图，为海内绝迹。间作山水，书法晋人。狄葆贤工于诗书画，笃信净土，于禅亦有领会，自皈依佛门，即以发扬佛教文化为重，1931年与叶恭绰等发起影印宋版碛砂藏。在小说理论、诗歌理论、诗歌创作、小说创作上亦颇有成就，曾发表了《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平等阁诗话》、《平等阁笔记》等作品。参见http：//www.hudong.com/wiki。

(50) 汤叡笔译《英人强卖鸦片记》，戊戌（1898年）三月大同译书局印本。

(51) 森本藤吉，原名樽井藤吉（1850—1922），号丹芳，出生于奈良县的一个木材商家庭，专心琢磨日本如何对外开拓，曾多次欲乘船登上朝鲜半岛未遂，后又参与组织“东洋社会党”，因违反政府集会条例被监禁一年，出狱后积极参与“玄洋社”等右翼团体的政治活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来华，在上海、福州一带活动。为了培养在中国活动的人才，樽井和平冈浩太郎、中江笃介等人策划在上海成立“东亚学馆”，回国后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樽井早在组织“东洋社会党”时，就有了“大东合邦”的思想，据森本在《大东合邦论》的“凡例”中称，他在入狱前的明治十八年就写好了《大东合邦论》的草稿，入狱时丢失。又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到1890年再起草，1893年以《大东合邦论》为题出版，初版本署名“森本藤吉”，是当时他为参加众议院选举而临时改的姓名。该书全部以较为生硬的汉语文言写成，森本自称这是为了使“朝鲜人、中国人皆读之”，声称即使“大东合邦不成，亦必有裨补学理者矣”。他与平野国臣、胜海舟等，属于早期宣传“亚洲同盟论”的亚洲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

(52) 或以为该书1885年先以日文出版，1893年增补内容又出版中文版，参见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227页。

(53) 梁启超《大东合邦新义》序，《大东合邦新义》，大同译书局印本，又载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16页。陈高第，字霞骞，一字霞轩，广东东莞人，为梁启超的门生。曾参与译书局工作，1902年任东莞中学堂管堂，兼任伦理学和地理学课程教学。因在校专言康学，曾被要求撤换，撤换之议因遭学堂教习（教员）的抗议而作罢。

(54)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78—79页。

(55) 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