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詞詞彙化的特點

從以上對“無外”、“贅旒”、“微辭”、“泣麟”四個詞詞彙化過程的分析來看，與普通詞語相比，典故詞的詞彙化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典故詞詞彙化之後的語義與語素意義差距很大，必須要結合原典纔能正確理解詞義，而普通詞語的語素義和詞義之間存在演變的內部理據，無需結合特定的語言背景來理解。二是不同來源的典故詞詞彙化的程度和過程有差別，有的是連貫、漸變的，有的則是跳躍、突變的，而普通詞語的詞彙化過程則總是連貫、漸進的。以下我們將就這兩個特點分別進行說明，並嘗試探討這兩個特點出現的原因。在討論過程中，爲了語料的豐富性和典型性，我們會引用《公羊傳》之外的典故詞。

關於第一個特點。對於普通詞語來說，經歷了詞彙化之後，語義通常有改造，常見的包括：a．部分語義弱化或脫落；b．發生隱喻引申或轉喻引申；c．由轉類（即詞性改變）而引起的語義轉變。這些語義變化都使得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係由直接變得迂曲，理據性大大低於其源頭結構（董秀芳　2002：40）。無論是哪種改造，儘管形式和意義的關係會變得迂曲，但仍然能找出其循序漸進的變化過程，是語言系統的內部力量促發這種意義變化的。

典故詞的語義改造有的也可以找出理據，如以“染指”隱喻分取利益，以“魚爛”隱喻自取滅亡，以“股肱”、“耳目”轉喻輔佐大臣等。但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典故詞，其語素意義和詞義的關係不止是迂曲，而是根本無法從語言內部找出理據。如以“怙恃”、“岵屺”、“孔邇”指父母，以“孔懷”、“友于”、“棠棣”、“脊令”、“壎篪”指兄弟，以“有截”、“無外”指天下，以“渙汗”、“絲綸”指聖旨等。這些詞的理據是語言外部的，也就是它們首次出現的那個典故或那段文詞。如果不了解原典，則根據語素義，是無論如何也推斷不出它們作爲典故詞所具有的語義的。

關於第二個特點。根據3．4．1節詞彙化定義的第六條內涵，普通詞語的詞彙化過程是漸進而非突變的，不同階段的共存、重合是常見的現象，這已爲很多學者所證明，也被認爲是包括詞彙化、語法化在內的一切語言演變的共性（Brinton ＆Traugott 2005：26—27）。典故詞的情況却有所不同。來源於短語的典故詞通常發展過程比較平穩、連貫，如上所舉“微辭”等，從L1至L4循序漸進，直至成爲一個不可分析的複合詞。和普通詞語一樣，這些詞在詞彙化過程中會出現相鄰階段的重合現象，有時既可理解爲短語，又可理解爲複合詞，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

但是，來源於句法結構、跨層結構和語段、語篇的典故詞的演變過程則有跳躍性，如“泣麟”直接詞彙化至L4，沒有經過內部成分邊界逐漸融合的過程而一躍成爲完全不透明的複合詞，其中自然也不會出現不同階段的重合，這是與普通詞語詞彙化的最大不同之處。

接下來需要解釋的是：這兩個特點是如何形成的？我們認爲，這主要緣於使用者在使用典故詞和普通詞語時主觀參與程度的差別。

功能主義學派的學者認爲語言不是一個自足的系統，而是與人的主觀認識以及無限的知識系統密切相關的。但與人的主觀認識關聯並不代表着人有意識地控制着語言的演變，也不表示語言演變僅僅是人類交際需要的產物。Bybee，Perkins ＆Pagliuca（1994：297—300）在討論語法化的動因時認爲，語法化是語言自身的需要（包括需要更嚴密、具體的表達方式，需要增加話語的信息量，需要配合語境等），它源於語法發展過程中內部所積累的力量，而不是有目的性的（goaldirected）。這同樣適用於詞彙化。董秀芳先生（2002：43）根據Bybee等的理論，並結合對漢語雙音詞詞彙化的研究提出：“不論是短語的詞彙化，還是句法結構或跨層結構的詞彙化，都不是語言使用者有意識發起的革新。”

然而這條規律在典故詞的詞彙化方面遇到了困難，因爲我們不難發現，典故詞正是語言使用者主觀意識的產物，詞彙化的推動力量是外部的。

意義改造有理據可言，且發展過程連貫的典故詞，如“贅旒”、“微辭”等，在其源頭，其組成成分通常在綫性關係上相鄰，且在語義、語法功能方面有相關性，因此，這幾個成分與其他成分脫離，不斷拉近彼此距離，直至融合，是語言內部力量引發的。這也是普通詞語詞彙化的過程，綫性關係相鄰甚至被認爲是詞彙化的先決條件之一。如董秀芳（2002：35）所說：“詞彙化與語法化這兩種過程的相似性表現在二者都是原先獨立的成分變得越來越依賴於其臨近成分，從而造成語言形式的理據性減弱以至變得難於索解。”在此過程中，使用者的主觀參與有限，他們並不會意識到某詞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意義改造無內部理據，且發展過程跳躍的典故詞，很明顯是語言使用者主觀控制、加工的產物。

首先，大量的典故詞，在其源頭，其組成成分在綫性關係上不相鄰。有的距離很遠，屬於不同的句子或段落，如“袍澤”、“金蘭”、“倚伏”等；有的分散於較長的語篇中，如“矛盾”、“株守”、“揠苗”等；有的顛倒了順序，如“枉錯”、“龍見”、“喬遷”等^[12]。即使在綫性關係上相鄰，也是處於不同的句法層次上，如“友于”、“盍各”、“播厥”等，雖然表層形式相鄰，但語義和語法的關係很疏離。在這類情況下，如果沒有使用者刻意的提取、縮略、截割，按照語言自身的規律是無法成詞的。

其次，語義方面，大量典故詞的語義，是語言使用者主觀賦予的。如“居諸”來源於《詩經·邶風·柏舟》之“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居”、“諸”本是兩個無義的語助詞，根據語法化單向性的原則，它們不可能逆向發展爲實義詞，但由於與原典相聯繫，在使用者的主觀改造下，可指代日月，後又引申爲指時間，還可轉變爲動詞，表示來往。如果沒有使用者的主觀參與，“居諸”無法獲得它後來的意義。古代的知識分子經常出於行文需要，根據經典文獻創造典故詞，也就是說，他們能清楚意識到某詞的創造過程，顯然，詞彙化理論所認爲的“語言的演變是在語言使用者有意識的控制之外的”對這類典故詞的詞彙化是不適用的。

正由於使用者主觀上要使之成詞，因此這類典故詞從臨時結構到不透明的複合詞，不是一個發展的連續統，而是瞬間發生的。也就是說，它們的詞彙化依靠的不是語言內部積聚的力量，而有賴於語言使用者的主觀控制，因此可以實現突變。這一點，也與詞彙化理論“詞彙化是一個漸進而非突變的過程”的觀點相左。

雖然王力先生（1980：593）批評典故詞是“不顧詞的虛實，生硬割裂而成的”，“是不合語法的，更是不會爲人民大眾所接受的”^[13]，但典故詞在古漢語書面語中大量出現，有的甚至沿用到現代，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無疑是古漢語詞彙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成詞也無疑屬於詞彙化過程，不能僅僅從“用典”等修辭角度來解釋。過去的詞彙化研究很少涉及這一類詞語，因而既有的關於詞彙化內涵的描述，並不完全適應典故詞的詞彙化情況。根據以上的研究，我們可以對詞彙化的內涵進行一條補充：當語言使用者出於主觀需要促進幾個語素的融合時，它們所經歷的詞彙化過程有可能不是漸進，而是突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