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詞“于”

《公羊傳》中介詞“于”共144例，它的語法、語義功能有以下四大類。

1）引進地點，共107例。表示地點的詞可以是專有名詞如“泰山”、“衛”等，表處所的名詞如“路寢”、“門”等，方位詞如“內”、“外”等，表處所的名詞＋方位詞如“宮中”、“汶水之上”等，以及代詞“此”等。地點又可分爲三類。

a．動詞所指示的動作發生和實現的地點，如^[1]：

天子有事于泰山。（隱8）

惡乎淫？淫于蔡。（桓6）

築于外非禮也。（莊元）

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昭13）

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昭31）

此情況中動詞（詞組）還有：戰、盟、會、處、遇、薨、卒、死、殺、戕、舍、立、次、陷、用牲、爲主。

b．動作趨向的地點，如：

衛侯朔入于衛。（莊6）

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閔2）

曷爲不繫于郭？（僖2）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成2）

此情況中動詞（詞組）還有：孫（通“遜”）、歸、納、反、聘、使、逮、著、繫。

c．動作來源的地點，如：

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僖4）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文4）

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宣6）

此情況中的動詞（詞組）還有：自、出、離。

2）引進時間，僅1例：

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哀13）

“于”引進時間的用法較罕見，《公羊傳》中僅此一例。解惠全、洪波先生（1988）認爲引進時間的“于”及其賓語衹出現在謂語動詞之前，以《公羊傳》此例看來不確。

3）引進對象，共26例。表示對象的詞可以是專有名詞如“慶父”、“鄶公”等，普通名詞或詞組如“國政”、“公之道”等，指人名詞如“諸侯”、“從者”等，人稱代詞如“我”等。對象又可分爲三類。

a．動詞所指示的動作的終點、目的^[2]，共15例：

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莊元）

曷爲眾殺之？不死于曹軍者也。（莊26）

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公廟也。……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閔2）

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僖元）

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僖3）

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僖31）

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文2）

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宣15）

揖而去之，反于莊王。（宣15）

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3]。（宣15）

高子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25）

叔術覺焉……起而致國于夏父。（昭31）

諸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昭31）

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仇于楚。（定4）

b．動作關涉的內容，僅4例：

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桓11）

莊王曰：“……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宣12）

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昭19）

關涉的內容指的是賓語不受動作支配，而衹是動作所涉及的“與事”，可譯作“對於、關於”。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一“于”條：“于，猶‘爲’也。”引《公羊傳》“不成于弑”一句，提出：“言不成爲弑也。”“爲”非“于”之常義，在此“于”仍毋庸置疑是個介詞，“弑”是“成”所關涉的對象。

c．動作的直接對象，共7例：

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隱元）

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莊27）

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僖31）

河海潤于千里。（僖31）

喪取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宣元）

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襄27）

直接對象指的是介詞賓語是動作的受事，“V＋于＋NP”即“V＋NP”。將這類情況單獨列出，說明c類同a、b類不同，因爲a、b類中“于”引進的NP不是與動詞關係最密切的論元成分，在句法上一般不投射爲賓語，而是補語，轉換成現代漢語也可能是狀語。而c類中介詞引進的NP與動詞有論元關係，如果不用“于”引進，則NP可用作賓語。何樂士先生（2004：102）認爲用“于／於”引進受事賓語的結構中，介詞“主要起加強語氣的作用”。趙大明先生（2007：74—75）同意並申說道：“用介詞引進受事的句式比一般述賓式語氣更強，語義的強調色彩更重些。”我們不認同這種說法。首先他們所使用的“語氣”這個概念本身所指不明，且語氣如何能通過一個介詞被加強，他們皆未作進一步論述。另外從語用和修辭角度來看待一個詞的功能，往往並非其第一義，這方面的功能還應當有語法規則作爲基礎。

我們在此考慮的是另一種意見。董秀芳先生（2006a）提出：能出現在“于／於”之後的並不是典型的受事成分，因爲其前的動詞動作性較弱，其後的名詞性成分具體性較低，動詞對名詞性成分的影響性也較低。因此她認爲，這種用法與引進地點、時間、對象等常規用法並無截然區別。同一個動詞，當其後直接帶名詞性成分時，可以將該成分看作賓語；但當其後出現“于／於”引進的名詞性成分時，這個名詞性成分就不能分析爲賓語，而是補語，“以往著作中所提到的‘于／於’引進受事的功能嚴格來講是不存在的，‘于／於’後的名詞性成分不是典型意義上的受事”。“‘于／於’是非賓語標記，標志其後的名詞性成分不是賓語”。

考察《公羊傳》的七個用例，“告”的直接賓語是所告內容，而告的對象是間接賓語，因此“諸侯”與“告”的關係較間接，“告”的及物性較低。“貶”表示的是心理態度，動詞性很弱，也談不上對“公之道”的支配作用。“濟”雖然表示的是具體的動作，但“河”衹是動詞發生的場所，“濟”對“河”沒有任何影響。“與”和“潤”亦是如此。因此正如董秀芳分析，這類情況下，“于”引進的仍然是附加的對動詞進行補充說明的成分，不與動詞處於同一層次上，不是典型的賓語。

杉田泰史先生（1998）通過分析《左傳》中“動＋于＋賓”結構，提出一個觀點：“先秦漢語的語法裏，如果及物動詞和它的賓語之間有‘于’^[4]字，這個句子表示動作的不完整。”這種不完整有四類：試行體、起始體、進行體、非現實語氣。他在文中所舉例子固然符合“未完成結構”的語義特點，但先秦文獻浩繁，此類句型亦數以千計，例外情況甚多，足以證明杉田先生的假設尚可商榷。僅從《公羊傳》中的幾個文例來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以及下文的“得見乎公矣”、“從乎趙盾而入”、“習乎邾婁之故”等，都是明顯的完成體，可見“動＋于＋賓”結構與完成體或非完成體並無必然的關係。考察杉田先生所引的《左傳》中的“動＋于＋賓”結構，同樣可見其中動作對於賓語的支配性不強，沒有產生直接影響。如《左傳》僖公十九年“虐二國之君”指虐待二國之君並導致其受影響而死亡，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莊公八年“公孫無知虐于雍廩”則表示虐待雍廩，但雍廩未受多大影響並活了下來，而且在下一年殺了無知。

在此可以看出，介詞“于”、“於”、“乎”對其兩邊所連接的動詞和賓語的語義關係有着十分深刻的影響，我們將在6．2．5節中作更深入的探討。

4）引進來源，共10例。表示來源的詞，主要是各類指人的名詞，如“天子”、“曹君”等，以及人稱代詞如“我”等。來源又可分爲兩類。

a．動作的起點、原因，共6例：

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桓16）

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宣6）

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宣10）

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宣15）

蔡請救于吳。（定4）

b．動作的施事者，共4例：

曷爲眾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莊26）

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僖8）

歸父……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5]（成15）

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昭31）

b類用法是從a類引入起點、原因的用法引申而來。a類用法中謂語動詞多有獲得義，其賓語是名詞性的，指示所獲得之物，介詞“于”的賓語則是所得物的由來處。當所得物從具體事物演變爲事件或動作，就產生了類於被動的用法。從某人或某處得到了某動作，也就是主語所指示的人或物被某動作處置。“于”構成被動句的能力，從引進來源、起點這個用法引申而來。如王力先生（1989：273）所說，“‘於’衹是借用處所狀語來引進施事者，從結構形式上看，它和處所狀語‘於’字結構毫無二致”^[6]。

在此，動詞的主語是受事者，介詞“于”引入的是施事者，亦即動作的來源。這種結構表達被動意義是無可爭議的，但如果說這個結構中是“于”擔負了被動信息的話，便很難解釋爲何“于”還大量用於引進受事者。姚振武先生（1999）提出，在“于”字句出現之前，漢語就以“意念句”表示被動意義，即“完全靠語義限制和語境限制確定被動關係，動詞本身無任何形態標志”，而在表被動的“于”字句中，“‘于’並不負擔任何‘被動’信息，它的任務僅僅是介紹出施動者”。結合我們在3）c功能中的討論來看，“于”的功能其實始終是一致的，它引入地點、時間、原因、目的、施事、受事等論元角色，都是使原結構變成動補結構，而句子的語義關係，不是“于”所決定的。時兵先生（2008）提出，從類型學角度來看，“主語感受者—賓語刺激物”結構與“主語刺激物—賓語感受者”結構容易發生互相轉化，漢語中，是前者發展出後者。上古漢語中，“于”通常用於引進與事，感受者使用與與格相同的標記在類型學上很常見，而感受者與施事又同屬“行爲者”（actor）範疇，因此，“于”所引進內容會發生“與事＞感受者＞施事”的變化，因此“于”字句也就從“施事＋V＋于＋受事”演變出“受事＋V＋于＋施事”結構。“于”的這些功能，都有共同的源頭，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