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考據學研究》序

今年6月，我受安徽大學中文系邀請，前去主持博士論文答辯及講學。在合肥的幾天裏，道彬一直陪伴左右。道彬是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目前正在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流動站隨我從事研究工作，因這雙重身份，他熱情地接站、送行，給了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在送我回寧的車站上，道彬告訴我，他的博士論文《戴震考據學研究》即將出版，想讓我寫一篇序言。對於作序，近年來我一直推諉，原因有二：一、自己的研究領域及識見畢竟有限，有些專業領域並非我之所長，我怕説不到點子上，甚至説了外行話，貽誤衆人；二、目下的有些序言充斥褒美頌揚之辭，較少有認真的實事求是的評判紹介。若有批評，小則會引起作者的不悦，甚者有時還會影響到作者的晉級、評獎。另外出版單位似乎也希望見到前者，因為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序言就如同該書的廣告，褒貶會直接影響該書銷售的數量。而如同叫賣廣告式的序言，則本人不願為也。

但道彬的要求，我卻不好推辭。原因也有二：一、道彬是個踏實做學問的人，敏於行而訥於言，平時他很少對我提出請求。他的博士論文早就請我看過，我曾深加讚賞，何況又經過一兩年的反復修改打磨；二、目前我又是他博士後研究的學術聯繫導師，他的博士後研究課題《乾嘉時期蘇皖地區考據學風研究》是我建議的，這一研究課題正是他博士論文的擴展延伸。因此我願意也必須説幾句。

在我國學術史上，清代乾嘉（公元1736—1820年）時期無疑是輝煌燦爛的一頁。自清初顧炎武開“通經致用，實事求是”的風氣，經乾嘉時期惠棟、戴震等發揚光大，一時間，蘇皖地區人才輩出，治學範圍涉及經學、文字訓詁學、天文曆法、典章名物、歷史地理等各個領域，在對中國數千年來的傳統文化的整理與總結方面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們强調的“無徵不信，以訓詁通經，以通經致用”的學風給後代極大影響，因此以考據為内容特徵的“乾嘉之學”便成為一代學術高峰。只要翻一翻《皇清經解》，其中所收157家著作凡2 727卷，大部分是乾嘉時期學者所撰，便可明瞭。

作為“乾嘉之學”領軍人物的戴震，其研究領域之廣泛，著作之弘富，影響之深遠，一直為國内外學界重視。兩百多年來，對於戴震學術與思想的研究也層出不窮。但縱觀歷來的研究，大多偏重於對其哲學思想的探討，研究戴震文字、訓詁成就者蓋寡，而研究戴震輯佚、校勘、版本、目録、辨偽方面貢獻者則幾近闕如。這對於一個以考據學聞名的大師而言，不能不説是一大遺憾。因此，道彬的《戴震考據學研究》是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開拓意義的。

正如道彬在文中所言：“戴震考據學研究文章偏少的原因既與考據學自身問題有關，也與人們的對待有關。考據與義理是注釋儒家經典的兩種形式，二者同時並生，共存發展，又互為消長，此為學術發展之規律。有今文經學的興盛，便有古文經學的反對，有乾嘉考據學的興盛，便有道咸以後經世文章的興盛和考據學的衰落。考據學的艱澀枯燥，不事聲華，也便有‘皓首故紙’和‘瑣屑無用’之名，由此影響了後人對乾嘉考據學的整理，也為戴震考據學的研究增加了難度。”戴震考據學涉及範圍極廣，材料衆多，閲讀難度甚大，加之前人對他考據學的整理、總結、研究成果較少，故缺少倚傍。而道彬卻知難而上，甘坐冷板凳，焚膏繼晷，用三年的時間，寫成了這部書稿。通觀全書，在以下三個方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以“樸學”精神研究考據學。

書稿首次對於戴震在考據學方面的成就作了全面、系統的總結介紹，有鑒於多數文章“只是引用戴氏哲學理論和治學名言推來拉去，變换形式地反復説解，少有證據，言之無物，缺乏深度和説服力”的現狀，因此道彬力圖一切從戴震著述入手，從實證出發，用材料説話。比如言及戴氏在文字學方面的考據成就六書“四體二用”説，便從其《六書論序》、《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尚書》等著述中挖掘理論材料，從《毛鄭詩考正》、《尚書義考》、《方言疏證》等著述中選取實際應用材料；言及戴氏在音韻學方面的考據成就“分古韻九類二十五部”、“陰陽入三分”、“對轉”、“古聲二十位”説等，便從其《答段若膺論韻書》、《聲類表》、《聲韻考》、《轉語》等著述中挖掘理論材料，從《毛詩補傳》、《尚書義考》、《方言疏證》等著述中選取實際應用材料；言及戴氏在訓詁學方面的考據成就“以形索義”、“因聲求義”、“故訓音聲相為表裏”説等，便從《爾雅文字考序》、《六書音均表序》、《與王内翰鳳喈書》、《與是仲明論學書》等著述中挖掘理論材料，從《屈原賦注》、《孟子字義疏證》、《水地記初稿》等著述中選取實際應用材料。以上方法同樣貫穿於全書各章節，這種研究方法正是戴氏提倡的“非周察而得其實，不敢以為言；非精心於稽古，不敢輕筆之書”精神的反映，這種方法當然是建築在對戴氏所有著述爛熟於心的基礎上的。

二、注重考據學方法、思想的總結提煉。

梁啟超云：“凡欲一種學術之發達，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書稿在全面、系統總結梳理戴氏考據學成就的基礎上，特别注重提煉歸納戴氏的考據學方法與考據學思想。書稿中將戴氏的考據學方法歸納為“由博而約，學貴精審”、“探賾索隱，注重歸納”、“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將戴氏的考據學思想歸納為“以詞通道，明經致用”、“實事求是，空所倚傍”、“通達公允，不存偏見”，均貼切允當，使人信服。戴氏學問博大精深，在考據學方面之貢獻罕有其匹，戴氏的治學方法與思想，有着鮮明的時代特徵和實用價值。能對於戴氏所有考據學成果廣泛收集、系統梳理尚屬不易，更何況對戴氏的考據實踐進行理論昇華，提出了頗具新意的觀點，此無淹博之學養及高明之識斷者非能為也。因此書稿既體現了道彬對艱深的戴氏著述反復研讀爬梳的辛勞，也體現了道彬扎實的理論功底與極强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多所創獲，新見疊出。

創新乃科學研究的生命，這部書稿就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經過作者深思熟慮並嚴格求證後得出的新見。比如在戴震考據學淵源的考察上，堅持歷時與共時相結合，認為戴氏的考據學“是在承接前代考據成果的基礎上，尤其是遠承東漢古文經學的思想内容和治學方法，近接清初顧炎武等宣導的樸學學風，在反理學的獨特時代背景和地域文化感染下，刻苦自學，深造自得”而形成的獨樹一幟之學。其中關於戴震獨特的生活經歷和徽州地域文化的影響薰陶造就了獨特的治學之路的論證，尤為新穎，給人以深刻的啟示。又如戴震與江永的關係也一直是學術界争論的熱點，書稿從浩繁的《戴震全集》中搜集出全部戴氏涉及二人的言論、稱謂資料，從量化分析入手，推斷“江、戴並非師生關係，而是同研經術，切磋學問，取長補短，各有所得的師友關係”，這也不能不令人擊節稱歎。再如作者在《餘論》中對清代學術派别的分析，不因襲前人劃分揚州學派的慣例，認為揚州學術乃“戴學在揚州地域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和更高更全面的闡揚而已”，見解也十分精到。諸如此類，不勝列舉。

當然，作為道彬的第一部學術著作，並非已經盡善盡美。特别是書稿已經提及的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此乃戴氏義理之學的代表性著作，然尚缺少全面、深入的評價。另外關於考據之學與義理之學之關係，戴震的認識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前後有所不同，亦似應該論及。最主要的是戴震考據學方法和思想對於當時和後代的影響及其學術的傳承，更應該作進一步的研究。因為戴震的治學思想與方法開創一代學風，故有“皖派”之稱，但戴震之學是成就於淮揚與京師，並且如果没有段玉裁、王念孫、阮元等戴門後學的繼承與弘揚以及他們在具體實踐中的豐碩成果作為支撑，也就没有“皖派”之實。所以當道彬來南京師範大學作博士後研究時，我就建議以“乾嘉時期蘇皖地區考據學風研究”作為研究課題，希望他掙脱“地域”、“學派”之争的羈絆，採取黜虚務實的態度，用材料實證的方法，從學術發展史的角度對乾嘉時期蘇皖地區考據學者的生活背景、學術交往及其著述入手，關注幾位具有影響力的大學者，理清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對他人的影響，從一個較大的範圍和較高的層面來考察這一時期長江下游周圍地區出現的這一特殊學術現象的原因，並將其放在歷史過程的整體角度來研究，以淡化在考據學領域中再分“學派”的觀念，以求跳出無謂争論的窘境。

道彬對乾嘉考據學研究已經有着豐厚的積累，同時具有極高的悟性和踏實嚴謹的治學態度，學習、工作經歷蘇皖兩地，因此諳熟清代學術史及徽州、揚州等地域文化的研究，而且可以借助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這一極好的平臺，所以這一博士後研究課題進展順利，目前出站報告已經完成，相信不久的將來出站報告正式出版後，正可以與這一書稿互相補充印證，形成雙璧。是所望也。

丁亥夏於金陵石頭城下。

（《戴震考據學研究》，徐道斌著，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