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學者研究要籍

魏晉以後，《左傳》以其更詳備的史實和更高的文學性被學者贊譽，日益見重，《公》、《穀》則漸居下位，這也與今文經學的整體衰落相伴。如《北史·儒林傳上》所說：“《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到了唐初，根據《隋書·經籍志》的記載，更是到了幾乎無人傳習的地步：“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劉知幾《史通》卷十八“雜說十條”其三：“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掛壁不行，綴旒無絕。”

然而對於《公羊傳》的研究，始終未曾中斷。《新唐書·儒學傳下》記載，唐天寶末年，啖助“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逢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且“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弟子陸淳作《春秋集傳纂例》和《春秋集傳辨疑》二書，釋其師說。啖助考證《春秋》三傳得失，主張廢傳說經，其說多別出心裁，異於先儒，有啓人耳目者，亦多臆斷之處，實開啓了宋人舍傳求經之先路。

宋元時期專治公羊學且有影響者罕見於世，而匯通三傳、排比經義的著作不少。較有影響的有葉夢得《春秋傳》、《春秋考》、《春秋讞》，吳孜《三傳折衷》，王應麟《春秋三傳會考》等，多議論三傳得失，且主張信經而疑傳。元末明初的趙汸於《春秋》用力至深，著作中最爲稱道者爲《春秋屬辭》，以杜預的《春秋釋例》爲本，敘述《春秋》義例，又多補正，《四庫提要》稱其“淹通貫穿，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雖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爲多”。

清代是《公羊傳》和公羊學復興的時期，出現了不少重要的注解、研究著作。乾隆年間，孔廣森“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而從”（見《公羊春秋經傳通義》阮元序），作《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在《敘》中，他提出了破今文經學家法，“輒因原著，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的主張，並認爲“《公羊》、《穀梁》、左丘明並出於周秦之交，源於七十子之黨，學者固不得而畸尚而偏詆也”，表示今古文不可偏廢。他拋棄何休的三科九旨、黜周王魯等理論，雖被批評爲“進退失據”（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但他先審音識字、後辨章句以通經的研究方法，以及破除門戶之見吸收各家之長以正確理解經義的研究理念，是公允可取的，對後學者有很大幫助。凌曙的《公羊禮疏》、《公羊禮說》、《公羊問答》，陳立的《公羊義疏》等，也採用這種方法。尤其是陳立，“博稽載籍，凡唐以前《公羊》大義，及有清諸儒說《公羊》者，左右采獲，擇精語詳，草創三十年，長編甫具”（見《清儒學案》卷一三一《凌曙學案》）。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整理和辨析方面成績斐然，爲後代研究者提供了極爲豐富和翔實的材料。

與此相對，嘉慶年間，劉逢祿師承其外祖莊存與，作《公羊何氏釋例》和《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等，“善持論，能文辭，探源董生，發揮何氏，尋其條貫，正其統紀”（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他恪守今文經學傳統，嚴立公羊門戶，尊奉何休旨趣，可謂清代今文經學的大家。他將公羊體例總結爲“張三世、通三統、譏、褒、貶、誅絕、內外、災異”等，是關於《公羊傳》較系統的、理論性的、融會貫通的闡釋。受他啓迪的龔自珍、魏源等人的公羊學研究，主要側重義理，更以此爲出發點表達了與當時時代背景聯繫在一起的政治理想。

清末值得注意的是王闓運的《春秋公羊傳箋》，他主張拋開前人傳注，直探經文本義。他於傳文下先列何休《解詁》，後列個人箋注，與何注多有異趣，甚至不乏質疑傳文，或於無傳處補充己意的。這一方面可啓人耳目，幫助讀者跳脫窠臼，直指經義，但另一方面會造成解經的隨意性。且其書言簡語概，論證不詳，不甚便於吸收和引用。

除此之外，惠棟《公羊古義》、姚鼐《公羊傳補注》、俞樾《春秋公羊傳平議》、陳奐《公羊逸禮考征》、何若瑤《春秋公羊注疏質疑》等著作，都是研究《公羊傳》的重要參考資料。

另外，作爲儒家十三經之一，《公羊傳》是傳統知識分子的必讀典籍。很多學者雖然並不專治《公羊》，但仍然積累了許多富有見地、可資參考的讀書劄記。如王應麟《困學聞》、黄震《黄氏日鈔》、顧炎武《日知錄》、何焯《義門讀書記》、王鳴盛《蛾術編》、臧琳《經義雜記》、宋翔鳳《過庭錄》等學術著作中，皆有討論《公羊傳》的專門章節或條目。

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則有淳于鴻恩的《公羊方言疏箋》，申說了何休和徐彥對《公羊傳》中方言詞語的闡釋，雖然篇幅不長，但折衷諸說，多有創見，本書在方言研究一章中多次稱引其意見。除此之外，沈齡《續方言疏證》也有多條探討《公羊傳》方言詞語的內容。王引之《經義述聞》、洪頤煊《讀書叢錄》、陳鱣《簡莊疏記》等著作中也有專門討論《公羊傳》訓詁、經義、校勘的章節，可資參考。尤其是王氏父子，旁徵博引先秦秦漢各類經典著作，研究眼光敏銳，發前人所未發，多有能冰釋讀者疑竇的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