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诗人，亦是诗论家。他以诗歌创作独步诗坛，也以独具风神的诗学理论泽被后世。他学贯中西，海纳百川，深得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之精髓，又它山移石，易之攻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诗论。他是诗人与诗论家完美的统一，其诗如诗话，冲淡似修篁惠风，雄浑如长风过空；其诗论亦如其诗，字字珠玑，透溢着诗的灵秀、歌的雅趣，只言片语如蜻蜓点水，泛起思绪却似层层涟漪。
也许正因为这样，只言片语的诗话构筑起了郭沫若体相兼备的诗学体系，人们不以为重，微言大义失之交臂，遑论探幽索秘，以求真旨？
1922年郭沫若译雪莱诗曾有要言云：“诗的形式是Sein的问题，不是Sollen的问题。”(1)其语中的，“析义原理，明浅如话”，不啻新的诗学宣言，真正触及到了诗学理论的本质问题。
然而，也许是曲高和寡；也许是太空片云，寒塘雁迹，郭老所指出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诗学命题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竟延误至今，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为此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想对这方面的研究不无裨益。
一、郭沫若形式本体论溯源
郭沫若与西方诗学传统渊源极深，“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他之所以能够提出“诗的形式是Sein的问题”这个命题也与他的西学修养有关。1928年他在谈到自己的诗歌创作过程时曾将其分述为：
（1）诗的修养时代：中国古代文学的浸淫、熏陶；
（2）诗的觉醒期：泰戈尔、海涅；
（3）诗的爆发期：惠特曼、雪莱；
（4）向戏剧的发展：歌德、瓦格纳；
（5）向小说的发展：福楼拜、屠格涅夫、菲力普、列那尔；
（6）思想的转换期。(2)
很明显，除早期的修养时代以外，他所有的创作活动都是在西方诗人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诗歌的爆发期，他特别推崇雪莱，从雪莱的诗中他获取养分甚多，认为“雪莱是我国最敬爱的诗人之一个”(3)，“他的诗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绝妙的好诗”(4)。还说“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5)。而他关于诗之形成将为Sein的诗学命题就是在评这位伟大的英国诗人时提出的，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在西方诗学宏大的背景下具体地考察雪莱诗学的特质、西方诗学的内涵、郭沫若对这种诗学传统的继承以及Sein对于诗歌的本体意义。
首先要指出的是，雪莱的诗学究其本质完全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诗学的现代摹本。雪莱自己就说过：“我们都是希腊人。”勃兰兑斯对此有所感而发，评道：“就他本人而论，这话没有说错。……他的创作禀赋从我们现在藉以评价的观点看来，是希腊式的；他的宗教感情、他的想象和思辨能力的全部表现，也可以归入这同一类型。”概而言之，雪莱其人，其诗学理论都是希腊式的，作为传统潜在的影响当不可避免地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体现，甚至会决定他的深层思维模式亦即诗学理论，因此，可以说雪莱是希腊文化的信徒，亦是希腊诗学传统的信徒。他“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心源”就是那遥远而永远辉煌的希腊诗学传统。
那么，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诗学传统，其本质内涵又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强调诗歌形式的本体（抑或“存在”）意义。“本体”（Ontologie）原意指“存在”（Sein），是一个具有普遍内涵的“元概念”，毋须赘说，不言自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研究存在之为存在（Sein als Sein）以及存在之为自在自为”(6)时，实际上就是在研究“存在”之为“本体”。而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里，存在是经过辩证发展成为本质，并由本质上升到概念的，可见存在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原始阶段”，亦即“元概念”。然而诗歌形式又是如何被赋予本体意义的呢？追根溯源还得从亚里士多德诗学体系里诗歌形式与内容所具有的同一性讲起，因为诗歌形式有Sein抑或“存在”和“本体”意义，归根结底就是由这种同一性作为文化预设前提所先行规定了的。
《诗学》（poetics）是亚氏诗学理论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全书分五个部分，共26章。第一部分为序论，第二部分论悲剧，第三部分谈史诗，第四部分讲诗学原则和方法，第五部分比较史诗与悲剧，认为悲剧形式高于史诗。此书谈“摹仿”，认为“摹仿”可以带来快感亦可以“求知”。这里“摹仿”既是“本能”又是手段，用之于“求知”即可“达识”，形式与内容遂为“同一”。另外，由于摹仿媒介的不同，诗学体系亦会异态纷呈，如因摹仿对象的不同而有悲喜剧之分，因摹仿方式的不同而有史诗、抒情诗与戏剧三足鼎立，可见形式判然有别，内容亦与之皮相不离。亚氏为悲剧下定义，认为悲剧即是“摹仿”，对象为一个“行动”，且“有一定的长度”，必须是“严肃”而“完整”的。(7)这种定义无疑具有形态学性质，所强调的也是形式与内容的“同一”，因为定义即是具有区别性特征的界定，是有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亦即该事物的本体，亚氏用悲剧形态界定悲剧内容，用“How”来界定“What”，所昭示的诗学命题正是“形式即诗之本体”也就是郭沫若所说的“诗的形式是Sein”这个问题。
事实上，西方民族从古希腊开始就注重“形式”的“抽象”功能，力求从独立于主体的容体中抽象出某种纯形式的观念——所谓archē（相当于中国哲学中的“道”），最终达到永恒的“一”，永恒的“逻各斯”与“理念”世界，使人本身获得永恒。这种精神体现了一种活力、一种情感，然而正是这种力量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生活。于是现实遂为抽象的思维模式所反映，而抽象化的形式又正象征着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于诗人便有了一片“意象世界”，这个世界经过高度简化、抽象，又转化为诗歌形式，高于现实，超越现实，便由此而涵蓄着无比丰厚的艺术底蕴。
这种形而上学传统所推崇的archē最终归化为“一”，在诗学传统中体现为丰满的组织形态并以此承载丰富的内涵，二者名则为二，实则为一，不分彼此。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同一性原则”即缘由于此，本体存在与诗歌形式便在这里找到了共同的归宿，并由此而踏上了永恒的“启示”之途，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沉潜于代有人出的西方诗学界，犹如一道道辉光激活了诗人们的诗性智慧，所泛起的“诗”潮涨落有致，异态纷呈，却都无一例外地递嬗着这种“诗歌形式本体”精神。自德谟克利特（前460—前370）以降，柏拉图强调“人应从幼年起就倾心向往美的形体”，力求使作品具有一定而有效的形式，认为作品的结构应是“对立的调和”与“有机的统一”；亚里士多德论“诗学”却属意于悲剧的形态学意义，认为满足了给定的形式要求就可称之为悲剧，形式即是“以意味的形式”，因此缪朗山先生说：“在亚里士多德，内容与形式不是对立的。……总的说来，内容与形式并重，是希腊化新诗学的一个重要原则。”(8)再以后进入罗马时代，贺拉斯秉承罗马人的民族气质，认为“诗艺”是知与行的统一。他所提出的古典主义之原则（借鉴、合式、合理）阐发诗学实践，其实质就是强调“知行合一”，诗歌形式即体现着“知”，二者皮相不离。西方诗学传统洋洋大观，上下两千多年，择其要者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派以及美国的新批评派等都概莫能外，而赋予了诗歌形式以至高无上的本体论意义。郭沫若高扬“形式本体论”与西方诗学传统一脉相承，只不过后来的创作实践中遵循“诗歌形式=诗歌内容=本体存在=生命意识”这个诗性模式，又融进了新的内涵，推陈出新了。
二、Sein——形式即诗之本体
其实，在古代原本就没有形式与内容这两个概念，二者的对立应是后起的事，大概源于黑格尔(9)在《小逻辑·本质论》“内容与形式”这一节里，黑格尔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透彻的阐释，认为“只有内容与形式都表明为彻底统一的，才是真正的艺术品”(10)。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许多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过分地关注于二者的对立，却忽略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因此也就对郭沫若“形式本体论”等闲视之，没有对这个重大的诗学命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作为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同样赋予了形式以本体论意义，认为“有时作为返回自身的东西，形式即是内容”(11)。同时进一步指出：“……形式在这种同一性中，它就被当做本质的持存。所以，形式就是内容，并且按照其发展了的规定性来说，形式就是现象的规律。”(12)这里黑格尔已明确昭示，形式“作为返回自身的东西”即Sein看待时，它就获得了本体论意义，就是一种“完全的规定”、“本质性的持存”。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有感而发才持论说：“按照中世纪存在论的术语，‘存在’（Sein）是一种‘transcendens’（超越者）。亚里士多德已经把这个超越的‘普遍（者）’的统一性视为类比的统一性，以此相对于适用于事实的最高的种概念的多样性。……黑格尔最终把‘存在’规定为‘无规定性的直接性’并且以这一规定来奠定他的《逻辑学》中所有更进一步的范畴阐述，在这一点上，他与古代存在论保持着相同的眼界，只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与适用于事实的‘范畴’的多样性相对的存在统一性问题，倒被他丢掉了。”(13)这个结论颇有见地，因为黑格尔的逻辑学乃至美学与诗学体系都以本体存在为出发点，都是以Sein为基础予以界定的，所以才说“他与古代存在论保持着相同的眼界”，一脉相承。
郭沫若学贯中西，其诗魂在寻找生命本体的过程中从西诗获益良多，约有一大半是由中西不同的文化基因孕育而成的。诗歌于他犹如雪莱，完全是他整个的生命，“而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绝妙的好诗”。中国称诗人为“天地之心”，人心通天心，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西方誉诗人为“众心之心”（Cor cordia），心心相通，亦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心者，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史称“诗言志”。诗人既为天地抑或众心之心，实际上就是天地抑或众心之志，“在心为志，发言（黑格尔所谓“理念的感性显现”）为诗”，这诗就是志，就是诗人自己以及与诗人心心相通的普天大地和芸芸众生，所以诗就是本体存在，就是生命和Sein。亚里士多德称“艺术即形式”，黑格尔说“形式即内容”，二者彻底同一才是真正的艺术品。郭沫若神接造化，会通古今，其“形式本体论”与大师们无出二致，此心相同，月印万川，不啻一种憬悟，真正触到了诗学理论的本质。
为此，郭沫若曾经郑重宣言，诗歌形式与其内容“体相不可分——诗的一元论的根本精神确是亘古不变”的(14)。所谓一元论，其前提应是内容与形式的绝对同一，因为Sein作为本体存在具有元概念的性质，不可定义，是一种“自明的东西”。诗歌皮相不离，犹如客观世界全靠普遍联系而发展而维系，其本体就完全包含在自身联系以内。由于这种界定将形式涵括于其中，并因普遍联系而具有体相兼备的同一性，所以形式“就业被当做本质的持存”(15)，终于回归本体存在，与诗的生命休戚与共，高扬着诗性智慧，使诗成为诗而不是别的载体或工具，最终走向Sein——永恒的诗国，“自在”的家园。
（原载：《郭沫若学刊》，1993年第4期，第69- 72页）
【注释】
(1)《沫若译诗集》，上海：上海建文书店，1947年，第133页。
(2)《沫若文集》，第8卷，第281- 282页。
(3)见《沫若译诗集》，上海：上海建文书店，1947年，第132- 133页。
(4)同上。
(5)同上。
(6)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6卷，第1章。
(7)亚里士多德《诗学》，第19页。
(8)缪朗山《西文文艺理论史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4- 105页。
(9)见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54页。
(10)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77页。
(11)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78页。
(12)同上。
(1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5页。
(14)《沫若译诗集》，上海：上海建文书店，1947年，第133页。
(15)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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