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两大对立哲学思潮的语言学转向和合流趋势

5.1　现代西方两大对立哲学思潮的语言学转向和合流趋势

夏基松所著《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的引论“20世纪西方哲学鸟瞰——两大对立思潮的合流与语言学转向”^[1]（夏基松，1998：1—9）是全书的纲要，它概括了20世纪西方现代哲学发展的全过程。引论大意如下：

现代西方哲学大体可分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对立思潮。科学主义思潮最早表现为实证主义思潮，它的特点是：把知识局限于经验范围，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推广到一切科学知识领域，使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人本主义思潮的特点是：坚持哲学的对象是人，反对把哲学的方法归结为观察、实验、逻辑分析等理性主义的自然科学方法，主张哲学的方法是通过内心体验或现象学直观，以洞察人的自我价值与人生意义的非理性主义方法。

所谓两大思潮的语言学转向就是这两种哲学思潮转向语言哲学。科学主义哲学思潮转向英美分析语言哲学，人本主义哲学思潮转向欧洲大陆语言哲学（主要是解释学）。

科学主义思潮来源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科学主义的一个学派——逻辑实证主义企图建立一种数理逻辑化或高度公理化的人工语言，以代替非科学的哲学语言与人文科学语言，以此消除误解，解决哲学中的争论。这种理论受到种种责难终于成为泡影。科学主义的另一个学派——日常语言学派则认为语言的混乱和误解不是来自日常语言，而是来自错误地使用日常语言。因此，应该研究日常语言的使用规则，正确地使用语言。日常语言学派的创始人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论”，把语言比喻为游戏，认为游戏的玩具（如一粒棋子）的意义是由游戏规则确定的。语言也是如此，词语的意义全由使用情况决定。这个学派的另一个观点是“语言行为”论，认为语言不只是“说”，而且是“做”，是一种行为，因此不能离开人类的行为、孤立地去考察词语的意义。这样就否定了“建立一种数理逻辑化或高度公理化的人工语言以代替非科学的哲学语言与人文科学语言”的科学主义观点。

人本主义思潮源于近代西欧的理性主义，康德提出的先验理性的批判哲学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语言学转向开始于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符号学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解释学。卡西尔把人定义为“使用符号的动物”，人类用符号创造文化。这样就把他的文化哲学变成了一种广义的语言学。狄尔泰的解释学则是一种人本主义语言学，它以文学艺术语言为典范，以研究、理解人（自我）的内心语言为主要内容。由于它反对或否弃认识论，提倡对人（自我）的内在体验的理解和解释，因而被称为解释学。它把自己说成是一切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而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立起来。后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把狄尔泰的客观主义解释学转化为相对主义解释学，并接受了日常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文本或语句的意义并不是客观的、确定的，而是随着人对它的使用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融合趋向。两大思潮的合流趋向体现在哈贝马斯（Habermas）、阿佩尔（Karl－Otto Apel）和利科（Paul Ricoeur）的解释学中。他们认为，英美分析语言哲学派与欧洲大陆语言哲学派（解释学）并非彼此排斥，而是互相补充。因此，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一种全面的语言哲学或解释学。阿佩尔提出了一种把科学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解释学的理解结合起来互相补充的方法，它是一种既适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又适用于人文科学方法的理论——“说明—理解的理论”。由于这种理论建立在康德先验论与皮尔斯实用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因此他称之为“先验—实用主义的说明—理解理论”。阿佩尔的先验实用主义解释学理论体现了欧洲大陆人本主义与英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融汇，因而获得西方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夏基松：608，610）

到目前为止，两大思潮和两种语言哲学的合流还只是局部的，或者说只是一种趋向，还不是全面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