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转义的分类

5．3．1　部分转义的分类

新词群内的部分转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原义到类化义的变化过程，我们称之为语义的类化。这种类化转义一般发生在表示称谓的词素（词）之中。如“虫”由原义G-“昆虫”转变为G＞-“沉迷于某一活动的一类人”，意义在发生了隐喻的同时，也发生了抽象类化，表示非个体的一类事物或人。另一类是从原义到泛化义的变化过程，我们称之为语义的泛化。这种泛化转义是由原义的不断抽象从而形成多个意义的变化。如“软”由原义G-“柔软的”转义为G¹-“非物质、无形的”；G²-“不稳定、可移动的”G³-“与传统形式相背离的”等多个意义。语义类化和语义泛化两种转义都是以相似性为转义的基础、以隐喻为机制运作而形成的。

5．3．1．1　部分转义中的语义类化

语义类化是指意义指称范围的扩大，我们籍以将千变万化的语义联系起来的最抽象的语义特征就是一种类比性特征。语义类化的过程就是在一定的指谓对象上发现这些可以类化的特征，将这些特征加载在一定的对象之上使之纳入词语的指称范围。我们将原义仍然简化为G，在原义基础上类化的意义简化为G＞。以语义抽象为特征，隐喻关系和新义位的频繁使用，使得人们对该词语隐喻关系的意识逐渐淡化，不再注意每个义位之间的区别特征，更多地专注于义位之间的共同特征，导致了义位的抽象和归并，语义抽象减少了由于指称对象的区别性质特征所形成的语义障碍，词语的使用范围得到大大地扩展。词义的抽象类化会引起词语结构关系的变化，使词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强，能和很多词语组合，语义成分中具有区别性特征的语义要素脱落，也就是说词义内涵缩小，词义内涵缩小必然导致该词所指称对象外延的扩大，脱落的直接结果便是其适用对象的扩大化。语义类化主要表现在一些表称谓的词素上，如：

“虫”：G-昆虫和类似昆虫的小动物→G＞-沉迷于某一事物的一类人，如“书虫、网虫、车虫”等。

“族”：G-家族→G＞-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一类人，如“打工族、上班族、追星族”等。

“民”：G-人民→G＞-从事某一活动的一类人，如“网民、股民、邮民”等。

“盲”：G-看不见东西→G^＞-对某种事物不了解的一类人，如“文盲、法盲、网盲”等。

上述几例都是由原义转变为了“某一类人”的意义，这种转义也是由隐喻引发的。本义和转义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如“虫”的原义和转义之间是状态相似，“书虫”是指“特别爱看书的人”，沉浸在书里面就像书里面的“虫”一样。“族”“民”“盲”和“虫”一样，都由原义和转义之间的相似性而成为了某一类人的称呼。再如：

“嫂”：G-哥哥的妻子→G^＞-年纪不大的已婚妇女，如“军嫂、巴嫂、商嫂”等。

“姐”：G-亲戚中同辈而年纪比自己大的女子→G＞-从事某种职业年轻的女子，如“空姐、吧姐、的姐”等。

“爷”：G-对祖父或是对长一辈的年长男子的称呼→G＞-从事某种职业或活动的男子，如“倒爷、的爷、侃爷”等。

“嫂”“姐”“爷”等表亲属称谓，原义是对特定的亲属的称呼，转义为从事某种职业的一类人。意义也发生了类化。同时还增添了附加的语义色彩，如“嫂”一般有“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附加义；“姐”则一般有“年轻貌美、亲近”义；“爷”一般有“戏谑、调侃”义等。

5．3．1．2　部分转义中的语义泛化

语义泛化也是建立在隐喻的基础上的，以隐喻为前提。有些共同词素（词）经历了泛化了过程，语义泛化是指意义的抽象化、一般化和扩大化，它是以部分具体义素的脱离和意义的适用范围扩大为前提的，在保持越来越少的原有语义特征的情况下，不断产生新的使用方式，将越来越多的对象纳入自己的指称范围，是极力促使使用者在词语和尽可能多的对象之间创造性地发现新指称关系的过程。

词语的转义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十分能产。语义泛化的过程是，新语义通过辐射、连锁、复合等模式频繁地得以产生，人们往往忽略原语义与新语义的相异性特征而着眼于新旧语义的共性特征——C，把C作为观察周围现象的一个坐标，这就必然导致语义的抽象与归并，其结果是形成一个由共性特征构成的语义G^X：G^X≈C。这就形成了转义的语义泛化现象，即词语在保持越来越少的原有语义特征的情况下，能够将越来越多的对象纳入自己的指称范围。这样一个抽象的语义G^X，使Wa的所指范畴大大扩展，其他范畴由于与原型具有相似点和连续性而被容纳进来。如“炒”，原义是G-“烹调方法，把食物放在锅里加热并随时翻动使熟，炒菜时要先放些油。”由于炒菜时的动作反复地“翻动”，于是“动”这一炒菜时的动作义成为了共性特征C，由此共性特征转化出了“倒买倒卖”义，如“炒股、炒汇、炒楼、炒金”等；又转化出了“解雇”义，由于“解雇”是一个人由工作的地方离开，与“炒”的动作义很形象地相似，于是产生了转义。由此，只要涉及到“反复地动作”这一语义的指称对象，都可以纳入到“炒”的范围中来。如“炒更”、“炒星”、“炒作”，“炒手”、“炒家、“炒族”等等。又如“扶贫”一词，原语义为“通过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扶持或资助，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收入，摆脱困境。”在社会物质文明得到一定提高的同时，人们越来越重视道德修养、科学技术、智力水平等的提高，于是出现了对道德、科技、文化层次较低的地区或人群给予扶持或帮助的概念，同样是对缺少某种东西的人给予扶持和帮助，具有共同的语义特征，使得这两个词语的语义处于一种相似性框架之下，于是就用原有的“扶贫”一词来指称新的概念，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词语，如“道德扶贫”、“智力扶贫”、“技术扶贫”等；又如“资源”一词也可用到很多方面，如“道德资源”、“考试资源”、“教育资源”、“信息资源”等等。

转义并非产生于同一平面和同一时序，有的直接源于原义；有的则是在隐喻的基础上出现二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转义。这些在不同层面上根据不同的语义特征而形成的转义准确地凸显出语义多层面结构的典型特点，即除了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外，还存在着联想派生关系。研究表明，联想派生关系是转义的基础。这种派生关系的形式可以是连锁式的，也可以是辐射式的，还可以是复合式的。这三种形式的交叉组合构成了词语语义错综复杂的立体交叉和动态的网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