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人的思想坚守

“理念人”（Men of Ideas）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对知识分子的统称。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不是为理念而吃饭的人”，是社会理念的守门人、意识形态的启蒙者。在滚滚奔流的历史长河中，知识分子克服了来自社会与政治的阻碍，影响和塑造着西方的理念世界，而这种能力的形成和持续存在是基于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独立关注和批判姿态。^[1]在这里，我们借用“理念人”一词，所指的虽然不是科塞笔下那些追逐理想和传播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那就是他们都属于追寻某一价值目标、共享某种思想理念并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社会群体。正是基于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重视，近年来凯旋街道始终将打造一批能够“自主发现问题、自主研判问题、自主解决问题”的“理念人”，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的“先手棋”。

一、理念先行：基于人性观的社会治理考量

近年来，在“社会治理创新”的政治和学术话语背景下，各种创新实践经验和模式可谓层出不穷、遍地开花。但综观这些实践做法，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创新大都集中于硬件升级、技术改造和机制完善方面，而很少突出“人”的自觉性和自主性，突出“人”的理智和信念在社会治理创新工作上的优先地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凯旋街道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却十分强调探寻治理理念的重要性和优先性，正如该街道党工委书记ZJ所言：“社会治理创新首先要解决的是理念问题。”

理念，简单而言，就是人们关于世间万物概括性、抽象化的思想和观念。中国人自古信守“实用理性”，“执著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2]不崇拜任何抽象的理想、信念和思辨，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实在”和“实惠”等功用性价值。因而，在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我们就不难发现，思想理念在许多人看来往往成为一种虚无缥缈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对理念重要性的强调经常只体现在会议里、口头上、文本中，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则常常有意无意地被边缘化、淡漠化。然而，令我们感到十分惊讶的是，在凯旋街道调研过程中，当地干部首先提到并且提的最多的却是“理念”问题，街道党工委书记ZJ特别喜欢给我们谈论他对治理理念的理解：

2011年我到街道工作时，刚好是社会管理创新年，大家一开会都在讲如何如何创新。我却不这样认为。在社会管理由谁来管理、为谁管理、管理导向等理念性问题没搞清楚之前，我认为还是少谈创新问题。所以我经常组织大家开展“头脑风暴”，让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属于我们凯旋人的治理理念。我说社会治理目的是什么?最根本的是要让群众从中得实惠，真心实意地支持、拥护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啊!^[3]

我到街道工作之后主要抓三个东西：理念、队伍和体系……我以前在教育局的时候抓教学工作，要提高教学质量啊，怎么办?我说问题导向啊，你们看看是什么问题影响了教学质量，就先从那个问题着手。我把江干区各个学校分管教学的校长们都召集起来，开展教学大调研，让他们去听课、评课，让他们自己找找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一听一评，哪个问题最突出就清楚了，教学质量就这样噌噌噌地上去了，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在组织部工作，也强调人的理念，强调理念转化问题。所以抓理念、抓队伍工作很重要。我到凯旋工作首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让干部们能够自主发现问题、自主研判问题、自主解决问题……不怕你们笑话，我自认为自己还创立了一个理论，叫“发动机理论”，只要主发动机运转起来，它就可以一级一级地带动其他方面跟着运转，不是吗?^[4]

其实，对于ZJ如此重视治理理念这个问题，一开始并不是所有街区干部都能够理解和认同的，甚至认为这只是新上任领导的一种治理口号、思想主张而已，叫一叫就算了，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后，越来越多的干部切身感受到，理念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我们朱书记很重视理念问题，一开会就喜欢讲理念。说实话，一开始我们都觉得理念问题“空闹闹”的，云里雾里的，讲多了没用。后来发现，根据“问题导向”的理念抓工作有明显成效，确实是那么回事。我们现在做工作都要想想“理念”这个问题。^[5]

提及“问题导向”的工作理念问题，我就举个例子吧。我是2012年调到景湖社区的，当时这个社区的发案率一直很高，2010年、2011年那几年每年的发案量都在递升，一年二三十起、三四十起都比较正常，在整个街道我们应该属于发案率最高的一个（社区之一），前三名肯定是有的。当时我过去时，领导也说了要把这个作为重点问题加以解决，我们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收效甚微。后来我们根据街道里提的（问题导向的）工作理念，我们认为导致发案率高的原因肯定不止一个方面，有好几个方面。据此，我们就进行了系统梳理……当时我们以问题为导向进行了分析，认为首先我们社区的许多小区处于开放状态，一个小区四面都有门，而且有的一面还不止一个门，有些小门没有人看管，成了（社会治安管理的）一个明显漏洞。因此，我们关闭了不是十分必要的门，或者根据早晚高峰开门，由保安管理，其他门关掉。这样对人流就比较能够把控。第二就是流动人口多。我们就经常联合社区民警开展流动人口检查工作。这样，我们对流动人口情况掌握得比较清楚，有作案动机的也会收敛很多。第三，我们也发现社区的各种治安基础设施较差，比如很多小区的摄像头、防盗设施几乎为零，我们在这方面也加强了完善。这样，2012年到2016年，治安案件发案率明显下降，基本是个位数，2015年最少，全年只有两起，今年（2016年）也是个位数。这就是我们遵循问题导向这一工作理念的结果。^[6]

毋庸讳言，中国现行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是一种“压力型体制”，^[7]行政权力的实现过程往往就是顺着科层体系自上而下的层层传导和扩散过程。由此，在某一行政区域或系统内，主政官员特别是“一把手”的思想观念往往会通过“政策口号”“治理方针”等形式传播开来，成为影响当地党政干部工作实践的核心思想资源和行动指南。当然，在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内，如果主政官员的思想理念缺乏较为广泛的价值认同和舆论支持，即便强力加以推行，结果也容易出现“人走茶凉”的现象。换言之，一旦主政官员从管理岗位调离或隐退，其曾经热闹一时的思想理念便会随之迅速冷却、被人遗忘。相反，如果一种治理理念被认为在思想上是进步的，在实践中是有效的，则容易“入心入脑”，成为促进地方社会治理的一种无形资源、精神财富。究其原因，在于这种理念及其外化形式（制度、政策、举措）符合人性的需求，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正如社会学者所指出的，好的制度是内生的，其成功在于其合乎人性。^[8]

从上文的访谈内容看，我们不难发现，凯旋街道的主政官员（特别是党工委书记ZJ）在工作思路上充分体现出一种“人性可塑”的管理人性观。在座谈过程中，ZJ也多次提及稻盛和夫、松下幸之助等著名企业家的企业管理思想，认为他们从动机、需要、行为等角度注重人性基础、激发人性潜能的观点，令人很受启发。在多次的座谈、访谈交流中，虽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凯旋街道的官员们对于人性观的理解，大多是基于日常闲暇阅读的所思所悟，缺乏系统性甚至存在片面理解之处。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社会治理创新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不能“为创新而创新”，“为迎合而创新”，而人性基础是一切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点，从人性出发，结合地方实际，尊重、激发和引导人的合理需求（特别是精神需求，如归属感、荣誉感、自我价值的实现等），就是抓住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由此，只要将人在工作中自觉自主的意识和潜能激发出来，并让他们能够共享和践行一种价值理念，整个治理体系就能够自行有效运转，社会治理成本就会下降，社会治理效率就会提高，许多社会治理难题也会迎刃而解。正因为有此认识，凯旋街道的主政官员们十分强调，社会治理创新首先应该通过先进的治理理念去引领人们的思想，让他们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成为一个个能够自主运转的“理念人”。

二、从实求知：凯旋人有一种“傻瓜精神”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句名言，也是凯旋街道党政主要领导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过程中所一再强调的。用街道党工委书记ZJ的话说：“我们凯旋人有一种‘傻瓜精神’”。“傻瓜精神”，看似是一种自嘲，其实却是凯旋人一种质朴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思维品质。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治理问题纷繁复杂，许多是社会快速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因此，社会治理创新不可“一刀切”，而应该以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为导向，通过汇聚团队的智慧和力量，实事求是地去查找问题、分析问题，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此种方法，看似简单、笨拙，实则精明、有效，并充分体现了一种敢于直面难题、善于钻研难题、勇于破解难题的从实求知精神。可以说，正是基于这种“傻瓜精神”，近年来凯旋街道集体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下面我们不妨举一实例加以说明。

在多次座谈、访谈中，凯旋街道的党政领导们经常提及他们如何发扬“傻瓜精神”化解治理难题的各种案例。其中，居民区如何有效防盗的案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是典型的老小区，有“三多”，老住宅楼多、老年人口多、困难人口多，社会治安状况面临不少挑战。虽然我们的发案率在江干区不算高，但以前案件数量一年算下来也不少，派出所认为要将发案率往下降，难度挺大。不过，我认为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我把派出所所长找来，要他把这几年凯旋的社会治安案件给我分分类、排排队，看看哪类案件发案率最高。后来他告诉我是入室盗窃。我说，你可以再好好分析一下，小偷一般是通过什么方式入室偷窃的。他一分析，发现大多数的小偷是通过攀爬室外的水管入室行窃的。老小区的水管又大又坚固，小偷爬起来很方便。我说，问题根源找到了，那还不简单。后来我们给居民小区房子外面的水管都装上了狼牙棒，同时加强社区巡逻。结果，花下去的成本不高，入室盗窃的发案率却直线下降。这就是我讲的“问题导向”的傻瓜精神，笨人有笨办法嘛。^[9]

由此可见，“傻瓜精神”本质上是一种“问题导向”的从实求知精神。这种精神贵在实事求是，在社会问题面前注重发挥“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从根源上去查找和解决问题。在凯旋街道多次实地调研和座谈、访谈交流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ZJ、LHJ等街道党政主要领导身上，还充分体现在ZJ所说的“凯旋人”这一群体身上。可以说，以问题导向为内核的“傻瓜精神”，已经成为凯旋街道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一种重要思维品质。^[10]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精神气质的养成，客观上与街道党工委书记ZJ个人所具有的权威特质是分不开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将权威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即感召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和法理权威（legal authority）。在韦伯看来，感召权威一般源于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这类人“常常被认为具有某种超凡脱俗的力量或品质”^[11]。而传统权威来源于某一社群对古老传统及实施权威者的合法性的信仰，在前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与上述两种权威类型相比，法理权威最大的特点是其非人格化。它“所具有的合法性，既不是来自于统治者个人的神授与超人品质，以及由此激发出的追随者的崇拜心理，也不是来自于对传统习俗和信仰的恪守”，人们的遵从是因为确定了合法的非个人秩序。^[12]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领袖人物所具有的权威并不仅仅只是上述理想类型的某一种，而是基于几种理想型权威的混合型权威。

我们发现，在ZJ身上，固然具有法理权威，因为他的街道党工委书记的职务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其权威具有非人格化属性。但显然，在他身上还具有突出的感召权威，因为自他来到凯旋工作之后，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组织广大干部讨论、提炼所形成的治理理念不仅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的认同和践行，而且在这些治理理念的引领下，凯旋街道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已经从综合排名全区靠后的“落后分子”迅速蜕变为上级领导频繁考察，兄弟街道竞相参观的“先进分子”。一言以蔽之，正是在以ZJ为代表的凯旋街道党政领导们的影响下、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凯旋人成为一个个具有同样精神气质、思维品质的“理念人”，成为推动凯旋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