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和损害的揭示企业家在次级评价上的差异

本节研究旨在揭示企业家倦怠形成的过程机制问题。研究工作包括两个方面。其中，一方面：创业压力源、压力感、认知评价与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①创业压力源与压力感的关系；②压力感与认知评价的关系；③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的关系；④初级评价、次级评价与应对策略的关系。另一方面：①应对策略与倦怠之间的关系；②控制感在应对策略对倦怠的影响中起到的调节作用。

（1）本研究得第一个假设中，创业压力源对创业压力感有显著性预测效应。创业压力源的对创业压力感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五个变量之间都对创业压力感有显著性预测。五个因素可以共同预测压力感的解释量为52.6%***（p＜0.001）。

其中，以资源需求层面的预测力最佳，其解释量为16.5%。其余为竞争强度、创业卷入、管理责任和知识储备，其解释量分别为13.4%、10.3%、7.2% 和5.1%。

（2）本研究得第二个假设中，创业压力感总体水平不同，初级评价存在差异。

（3）本研究得第三个假设中，创业压力感总体水平不同，次级评价存在差异。

结果发现：创业压力感总体水平在四种初级评价维度上有差异。创业压力感总体水平在五种次级评价维度上也有差异。说明创业压力感水平不同，企业家被试对创业压力感的威胁、损害、挑战和收益的评价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时也说明创业压力感水平不同，企业家被试对创业压力感的次级评价也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企业家样本没有普遍一致的评价倾向，面对不同的压力水平，企业家对压力进行感知，评价的结果也不一致，因此，创业压力水平不同，企业家对创业压力的评价也呈现多元化；这意味着后期的认知评价对压力的调节更加重要，而非创业压力源本身影响了最后的结果变量，但是从创业压力源的构成，本文发现了使企业家感知创业压力的来源构成，个体更加明确所面对的创业情境。

（4）本研究的第四个假设中，初级评价水平不同，次级评价存在差异；四个初级评价维度的Multivariate检验是显著的（F＝16.41，p＜0.0001），说明初级评价维度在次级总评价维度上都存在差异。各自的Univariate检验表明：评价为威胁的维度在被动接受（F＝58.33，p＜0.001）、信息获取（F＝9.56，p＜0.01）、发展阻碍（F＝5.63，p＜0.05）和任其发展（F＝44.94，p＜0.001）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评价为损害的维度在被动接受（F＝59.99，p＜0.001）、发展阻碍（F＝52.59，p＜0.001）和任其发展（F＝9.53，p＜0.01）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评价为挑战的维度在控制获得（F＝49.63，p＜0.001）、被动接受（F＝22.74，p＜0.001）、信息获取（F＝33.51，p＜0.001）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评价为收益的维度在控制获得（F＝51.98，p＜0.001）、信息获取（F＝ 32.86，p＜0.001）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我们发现：企业家个体在进行积极的初级评价时，也会影响其在次级评价维度上有积极的评价。因此，更多评价行为能够改变。次级评价更多的是针对资源进行评价。企业家样本是高压力群体，当面对挑战和收益时，更多会评估自我的资源，去迎接挑战，关注的是如何利用资源去解决问题。此外，也会评价被动接受，是因为企业家所处的环境更多是低控制环境，尽管个体特征上，这个群体更多的是内控倾向，但是面对低控制环境时，也不得不接受所面对的现实。另一方面，评价为威胁和损害的负面认知时，也会影响企业家在次级评价上的认知。在发展阻碍和任其发展上次级评价维度上存在差异。这是因为个体会存在自我防御倾向，这是处理内部冲突和外部威胁引起的精神紧张的核心，其实质是一种缓冲状态，直接目的在于保护自己，进而免受本能冲动或环境压力导致的痛苦情感的折磨。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发展的本质就是在两种存在形式之间不断地产生紧张与获得平衡。个体所采取的自我运用的现实过程，其目的是实现真正的需要降低或紧张接触，取得平衡。因此，当个体意识到威胁和损害时，也会意识到发展阻碍和任其发展进而平衡负面压力对自我产生的不平衡（赫根汉，1986）。皮亚杰认为，认知发展的本质就是适应。适应的本质在于取得机体与环境的平衡（equilibrium）。适应是通过同化和顺应实现了平衡。因此，当处于常态环境中，即主体已有结构能够同化自身和环境的新信息时，人便易于选择应对的方式，对所面临的情境进行切实的评价，采取与情境相协调的行动去获得机体与环境的平衡；当处于非常态情境之中，即主体已有结构不能同化本身和环境的新信息时，人便易于选择防御的方式，以保护自身统一或免受情感伤害为目标，不惜曲解现实来获得内心的安宁（林崇德，1995）。此外，当企业家评价为威胁和损害时，更多的意识到困难和阻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程度增加，为了减少预期的结果对自我价值的损害（金盛华，张杰，2004），倾向于外归因，因此初级总评价水平不同，在次级总评价各维度上会有不同差异。

（5）本研究的第五个假设中，初级评价水平不同，采取的应对策略存在差异；评价为威胁和损害的水平不同，采取的问题逃避和情感逃避存在差异；评价为挑战和收益的水平不同，采取的问题自我控制、问题社会求助、情感自我控制、情感社会求助存在差异。

结果发现：四个初级评价维度的Multivariate检验是显著的，说明初级评价维度在各应对策略维度上都存在差异。各自的Univariate检验表明：①评价为威胁的维度在问题逃避（F＝28.72，p＜0.001）、情感自我控制（F＝15.14，p＜0.001）、情感社会求助（F＝30.60，p＜0.001）、情感逃避（F＝32.62，p＜0.001）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②评价为损害的维度在问题逃避（F＝69.32， p＜0.001）、情感自我控制（F＝10.53，p＜0.001）、情感社会求助（F＝21.52，p＜0.001）、情感逃避（F＝41.02，p＜0.001）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③评价为挑战的维度在问题自我控制（F＝24.25，p＜0.001）、问题社会求助（F＝24.06，p＜0.01）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④评价为挑战的维度在问题自我控制（F＝9.73，p＜0.01）、问题社会求助（F＝22.21，p＜0.001）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当企业家对创业压力的评价是威胁和损害时，在情感自我控制和情感社会求助上也存在显著性差异。这意味着应对策略没有好坏，只是个体在管理要求和压力时所做出的努力，无论这种努力是否成功。最根本的目的是减少唤醒（Ursin，1980）。但是，本研究也发现，在面对负面评价时，情感应对策略还是会产生显著性差异的，这意味着面对负面评价时，情绪应对策略似乎更加有效；在面对正面评价时，积极的问题应对策略会产生显著性差异，这意味着面对正面评价时，问题自我控制和问题社会求助更加有效。

（6）本研究的第六个假设中，次级总评价水平不同，采取的应对策略存在差异；次级总评价水平不同，采取的应对策略会存在差异；评价为控制获得和信息获取的水平不同，采取的问题自我控制、问题社会求助、情感自我控制、情感社会求助存在差异；评价为被动接受、发展阻碍和任其发展的水平不同，采取的问题逃避和情感逃避存在差异。

五个次级总评价各维度的Multivariate检验是显著的，说明次级评价维度在各应对策略上都存在差异。各自的Univariate检验表明：①评价为“控制获得”的维度在问题自我控制（F＝53.62，p＜0.001）、问题社会求助（F＝38.46，p＜0.001）、情感自我控制（F＝6.36，p＜0.05）和情感社会求助（F＝11.45，p ＜0.01）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②评价为“被动接受”的维度在问题自我控制（F＝13.99，p＜0.001）、问题社会求助（F＝5.86，p＜0.05）、问题逃避（F＝5.07，p＜0.05）、情感自我控制（F＝10.09，p＜0.01）、情感社会求助（F＝12.72，p＜0.001）和情感逃避（F＝6.17，p＜0.05）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③评价为“信息获取”的维度在问题自我控制（F＝22.30，p＜0.001）、问题社会求助（F＝26.78，p＜0.001）和问题逃避（F＝4.59，p＜0.05）、情感自我控制（F ＝20.85，p＜0.001）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④评价为“发展阻碍”的维度在问题社会求助（F＝4.84，p＜0.05）、问题逃避（F＝42.65，p＜0.001）、情感自我控制（F＝17.66，p＜0.001）和情感社会求助（F＝11.14，p＜0.01）和情感逃避（F＝29.30，p＜0.001）上存在显著性差异；⑤评价为“任其发展”维度在问题社会求助（F＝4.49，p＜0.05）、问题逃避（F＝41.17，p＜0.001）、情感自我控制（F＝17.64，p＜0.001）、情感社会求助（F＝20.49，p＜0.001）和情感逃避（F＝ 51.80，p＜0.001）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个体采取的应对策略不仅同初级评价相关，次级评价同样也起了重要作用。次级评级主要是个体对自己的资源进行评估，因此，针对不同的次级维度评估水平不同，企业家采取的策略会有显著性差异。当评价为“控制获得”的正性资源时，无论问题的积极应对策略还是情感的积极应对策略都会产生作用，这说明，面对压力时，当个体意识到能够改变时，会采用能够采用的针对问题的应对策略和情感的应对策略改变压力情境，达到自我同环境的平衡，运用皮亚杰的理论，更多地采用的是同化，即把环境因素纳入机体已有的结构之中，以加强和丰富主体的动作（林崇德，1995），Folkman和Lazarus（1980）研究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此外，当企业家对次级评价为被动接受，发展阻碍和任其发展负性资源时，情感的应对策略会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面对压力时，个体意识到很难改变或者处于低控制情境时，更多会采用基于情感的应对策略进行调节。运用皮亚杰的理论，更多地采用的是顺应，即改变主体动作以适应客观变化。更有趣的发现是当个体评价资源为需要了解更多，中性次级评价时，不仅采用了问题的应对策略，同时也采用了情感的应对策略，即，采用的策略是混合策略，也意味着即采用了同化也采用了顺应。

总结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发现，个体面对压力时，会找到最适应自己调节压力的应对策略，而这种策略是同其个体内在评价和外在环境相互匹配的，因此，如果个体和环境失去平衡时，就需要改变行为以重建平衡。这种适应过程便是心理发展的本质和原因（林崇德，1995，陈勃，1999）。

（7）本研究的第七个假设中，初级评价与次级评价的交互作用对应对策略有显著性预测作用；结果发现：①问题自我控制模型中，威胁×发展阻碍、损害×控制获得、损害×被动接受、损害×发展阻碍、挑战×发展阻碍、收益×控制获得、收益×信息获取、收益×任其发展是其显著性预测变量，呈显著性水平；②问题社会求助模型中，威胁×控制获得、威胁×被动接受、威胁×发展阻碍、威胁×任其发展、损害×控制获得、损害×信息获取、损害×发展阻碍、挑战×控制获得、收益×被动接受、收益×信息获取是其显著性预测变量，呈显著性水平；③问题逃避模型中，威胁×被动接受、损害×控制获得、损害×信息获取、挑战×控制获得、挑战×信息获取、收益×任其发展是其显著性预测变量，呈现显著性水平。

①情感自我控制模型中，威胁×控制获得、损害×被动接受、损害×信息获取、损害×发展阻碍、挑战×控制获得、挑战×发展阻碍、挑战×任其发展、收益×发展阻碍是其显著性预测变量　，呈现显著性水平；②情感社会求助模型中　，威胁×控制获得、威胁×任其发展、损害×控制获得、损害×任其发展、挑战×控制获得、挑战×发展阻碍、挑战×任其发展、收益×发展阻碍是其显著性预测变量　，呈现显著性水平。③情感逃避模型中，威胁×控制获得、威胁×任其发展、损害×控制获得、挑战×被动接受、挑战×信息获取、挑战×任其发展、收益×控制获得、收益×信息获取、收益×任其发展是其显著性预测变量　，呈现显著性水平。

总结以上结果，企业家的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的协同作用对应对策略有显著性的影响。这说明，企业家在面对创业压力时不仅要对感知的压力进行评价，而且会对自己的资源评价，二者相互影响，对其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