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文学创作的开端

黔中地区“塞天皆石，无地不坡”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便被视为“非人所居”的荒徼蛮夷之地，故其地其人常常被人轻视；黔中地区“不边不内”或“边疆的腹地，腹地的边疆”的地域区位，除了在明清时期因其军事上具有经略西南之要冲地位而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一般情况下则被视为可有可无之地，故其地其人往往被忽视。此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域区位，严重制约了黔中古近代文学的域外传播效果，严重影响其在当时文坛上的影响和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般而言，文学传播的效果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除了创作水平和文学成就本身这个决定性因素外，还与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人品情操、审美风尚等因素有关，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可以认为是对传播效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地域环境。大体而言，处于国家或地区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区位者，这里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名流汇聚，文化昌盛，其文学传播手段、传播方式、传播路径皆有边省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其地其人其文皆因此优势而名声远扬，甚至有的作家创作水平本身一般，但亦能凭借这个优势的传播媒介而产生超出其实际水平的影响，这亦是为什么自古及今的大部分文人都想背井离乡、负笈京师的主要原因。

但是，在边缘地区，尤其是在黔中这种“不边不内”的边省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文化后进，名流罕至，无论是传播的手段或是传播的路径，皆无法与中心地区相提并论。而且，如前所说，在这里，其地其人其文化长期以来处于被忽略、被轻视和被描写的地位。所以，即便你的创作水平高于中心地区的文人，亦很难受到主流文坛的关注；即便你的文学成就足够名垂青史，亦很难获得文学史家的重视。实际上，边省地区的文人要能够在当时文坛上引起关注，发生影响；要能够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获得应有的地位，往往要比中心地区的文人付出数倍的努力，其水平和成就常常要远远超过中心地区的文人，才能够获得与之相提并论的地位和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江闿在《澹峙轩集序》中，有比较深入的讨论和说明，其云：

余尝过黔之飞云岩、冯虚洞，见其灵异奇特，莫可端拟，徘徊久之，而叹山之有幸有不幸焉。夫以九州之大，予足迹几及半，每遇名山必登，登必尽领其要。其间幽邃者，淡远者，屈曲者，险怪者，丹青如画者，即无甚异，亦有足观，其以山得名也亦宜。乃有高不满丈，广不盈亩，顽然蠢然，略无可取，亦竟以山得名，当亦山之至幸者矣！求所谓灵异奇特如飞云、冯虚，终不概见，而斯二者卒不得与无甚异者争名，亦并不得与顽然蠢然者争名，是遵何故？盖斯二者远在天末，僻处一隅，文人罕至，偶有至者，记识以远失传，以是未能如都会地之易得名也。使斯二者而生于都会地，其得名也当在以幸得名者之先，可知也；使斯二者生于都会地，其名适符其实，将天下无实而得名者，皆失其名，未可知也。且斯二者虽远在天末，僻处一隅，犹当黔之孔道，名虽未著，人尚得过而惜之；黔之不近孔道，灵异奇特或有过于斯二者，湮没不传，不知凡几？当亦山之至不幸者矣！

于人亦然。乡之先达，若孙淮海、谢芳亭、丘若木、杨龙友，人各有集，唯越公卓凡，尤刻意古人，不愧一代作者，然皆不务时名，宇内不周知。兼以兵火频仍，遗稿散失，其不至同山之不幸湮没几何？^[7]

考察江闿的这番言论，首先应当注意的是江闿的身份和籍贯，据（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记载，他本是安徽歙县人，流寓黔中，与黔中大姓越氏为近戚，故“寄姓入闱”，因而又称“越闿”，其亦自署为“新贵人”。所以，江闿是以双重身份来审视黔中文人的不幸处境，作为安徽歙县人，他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表达了对黔中文人不幸遭遇的同情。作为黔中新贵人，他对黔中文人长期以来所遭遇的忽略和轻视，是感同身受，极为不满。综观江闿的这段言论，值得注意者有四：其一，黔中“灵异奇特”之飞云岩、冯虚洞，不能与中心地区“无甚异”之山争名，甚至不得与中心地区“顽然蠢然”的“高不满丈，广不盈亩”之山争名。犹如黔中优秀诗人不能与中心地区的一般诗人乃至拙劣诗人争名一样。其二，究其原因，是由于黔中“远在天末，僻处一隅”，故颇遭忽略和轻视。加上“文人罕至”，传播途径不畅通，故其声名不得远扬。黔之山不幸如此，黔之文人不幸亦近似。所以，如孙应鳌等杰出诗人，“皆不务时名，宇内不周知”。其三，“远在天末”之黔中，“未能如都会地之易得名”，此为黔中文人之不幸。如“不愧一代作者”之越公父子（越其杰、越柟）等黔中文人，在黔中是“不务时名”，如果“使其处都会地，知必盛名早归”，甚至可能超越凌驾于都会人士之上。其四，飞云岩、冯虚洞“名虽不著”，犹“当黔之孔道”，故世人尚知之；而“不近孔道”的其他黔中佳山秀水，其“湮没不传”，当有更多。犹如走出黔中宦游都会之黔中文人，虽常被人忽略和轻视，然尚且为人所知。而孜孜创作却老死黔中的文人，其作品或因保存不当而散佚，或因兵火而毁灭，其不为人所知，就不在少数了。所以，人之幸和不幸与山同，黔中古近代文人之幸与不幸与黔中山水同。地理环境对文学传播效果之影响，地域区位对作家的文坛地位和文学史地位之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边省地区的文人通过努力，甚至通过数倍于中心地区文人的付出，苦心经营，艰苦创作，虽然常常遭到轻视，往往处于被描述的境地，但毕竟为人所知，或者取得突出成就而被部分认可，亦还能让人略感欣慰。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心主流地区的文人通常是因地论人，以地论诗，根本忽略边省文人的创作，全盘否定边省文人的成就。于此，黔中学者往往耿耿于怀，部分外籍人士于此亦无可奈何而常常感慨系之。

黔中学者和部分同情、理解黔中文人与文学的外籍学者，首先对因地论人、以地论诗之偏见尤其不满。如明代黔中诗人张谏《望古》诗云：

赋心既传盛，经术复开尹。并兴巴彭城，名德乃与准。

牂柯处荒维，困此山隐嶙。如何初郡县，贤俊已连轸。

人文张华夏，覆载讵畦畛。乃知豪杰士，不受山川窘。^[8]

黔中虽地处“荒维”，群山“隐嶙”，但是自秦汉设郡立县以来，“贤俊”之士已“连轸”而出，盛览、尹珍师从中原名家，傅宝、尹贡官至守、相，华夏人文之传播不受地域限制，豪杰之士的成长亦不因山川而局限。张谏以黔中史实说明因地废人之偏见不符合实际，其不满学者因地废人之偏见的愤慨之情，溢动于字里行间。清代黔中诗人傅玉书亦有感于黔中文学既有相当重要的成就，仍不免受到外籍人士之忽略和轻贱，其愤然感慨说：

每笑论诗薄远方，吾乡桐野逼钱郎。

碧山更擅今时誉，须识源流别宋唐。^[9]

清初诗坛，黔中诗人周起渭、田榕并有“时誉”，尤其是周起渭之诗歌在当时诗坛影响甚大，以至著名诗人查慎行等皆以“前辈”称之，并多请益。但是，学者论诗，缘于成见，往往“薄远方”，常常因为他们出生黔中而忽略之，轻视之。在傅玉书的一“笑”之间，可以想见黔中士子的种种辛酸与感慨。

黔中文人对于自身所遭遇的忽略和轻视而表达出来的愤慨与不满，或许可能因为个人情绪和乡土情感，而有主观偏见。所以，外籍人士对这个问题的评说，亦许会客观公正一些。如，以“风裁峻整”著称的仁和人丁养浩，于弘治九年（1496）巡按黔中，其人“喜吟咏”，因“常与士人酬唱”而深悉黔中文人的创作水平，亦对其被忽略、被轻视的处境深表同情。他在为黔中明代诗人周瑛的诗文集作序时，发表了一番值得注意的言论：

文章与时上下，而又限于地理之不同，故时不能无古今，地不能无远近。游艺之士，生其时，处其地，囿其风气、习俗之不齐，则文章之美恶亦因之，此天下之通论也。惟豪杰之士则不然，虽曰生于今，后于古，播越于僻陋之域，而其志大，其气昌，其功精以勤，则其文章可以高视一世，与古之人不相上下。是故汉之去古为尚近，唐次之，宋又次之。然其时司马迁、韩、柳、欧、苏之数君子，或产于北，或产于南，已非三代之时之比，而苏氏之所产，又远且后，若以古今人论，宜其沦胥以陷而不能自拔也久矣。数君子者乃能奋发淬厉，追古之豪杰而友之，其文与诗皆可与古之豪杰并。若马迁之文，舍六经，诸子无与为比；韩之文近于马；欧之文师于韩。而柳与苏则视韩、欧在师友间，皆不可以优劣辨。由此言之，谓后世无文章，边鄙无豪杰，可乎？^[10]

丁养浩之所以愿意为黔人周瑛的诗文集作序，乃是有感于黔中“游艺之士，乃往往狃于风气之偏、习俗之陋，不知儒业为何物，视诗与文忽焉若不与其事”；有感于周瑛本人“非敢以古人自期，直不欲自弃于僻陋之域，以与庸众之人等耳”的宏远志向。因为在丁养浩看来，真正的豪杰之士虽然必定生活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但肯定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所以，即便是“生于今，后于古”，即便是“播越于僻陋之域”，只要“奋发淬厉”，使其“志大”、“气昌”，再加上“精以勤”之功，是一定能够“高视一世，与古之人不相上下”的。这不仅是对周瑛的赞美，亦是对黔中文人的鼓励，亦符合他“兴学育才，以教化为先”的为政方略。^[11]他对“后世无文章，边鄙无豪杰”的传统主流观念的批评，实际上亦是对学者因地论文之偏见的批判。此非为周瑛个人鸣委屈，实乃为黔中所有豪杰之士被轻视被忽略之处境声张。

此种反对因地论人、以地论诗之呼声，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文化中心之主流人士轻贱边省文学的行为，由来已久，且深入人心。如博雅通达的孔尚任撰《〈官梅堂诗〉序》，讨论天下文学人才的地理分布：“论十五国人才多寡之数，以十分为率，于吴、越得其五，齐、鲁、燕、赵、中州得其三，秦、晋、巴、蜀得其一，闽、越、粤、滇再得其一，而黔阳则全无。”^[12]这种关于黔地无文人、黔中无文学的偏见，不是孔尚任个人的私见，而是明清时期大部分中土主流人士之公论。如郑方坤《国朝诗钞小传·桐埜诗集》说：“黔固鬼方旧壤，僻陋在夷，自庄蹻拓疆，唐蒙通道以来，未闻以文章振者。说者谓山童川涸，其地不灵，即间一二轶材，亦仅穿穴时文，为应举求名计。其于声韵一道，白首纷如。采风至此，自郐无讥已矣。”^[13]又如，明代黔中士人王祚远，他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成进士，历官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等职，其诗文闳放，著有《永亭诗文集》、《王尚书集》等，亦算是见过世面的黔中文人。或许因为他在京师的官场和文学圈子中，由于自身的黔人身份而颇遭轻视，备感压抑，所以，他在为明代黔中著名诗人谢三秀的诗集作序时，情绪愤激，发言慷慨，大有不平则鸣之势，其云：

今海内襞札染烟以词赋自命者，无不人人合作，家家当行，而于黔率摈弃使不与盟会。夫才各有优有不优，情各有至有不至，国门之县书具在，必有出只眼者。余实黔人，无所辞于浅陋，然读余友君采氏所为《远条堂稿》，若近若远，若浅若深，若建万石之钟，撞之以莛；若舞长空之雪，御之以风，隐见出没，造微入化，即杂之北地、信阳、长沙、京口诸名集中，无以辨也；即杂之开元、天宝、大历诸名家集中，亦无辨也。其为黔人耶？其非黔人耶？抑以黔人之目视黔人之诗耶？余皆不敢知。而据其才情所擅，发越清迥，遂成全璧。欲句摘字比而不可得。即以前驱海内，夫谁曰不可？盖老杜为诗家不祧之祖，而其所亟赏者乃在清新；子山、小谢振响元嘉，何足当唐人一盼？而太白为之吐舌。试使今人上下千古，宁复有置六朝在口者？故知君采之诗，不问其为黔人可也。^[14]

阅读这段文字，溢动在字里行间的愤激之情和不平之气，昭然可见，故可想见其平日所受压抑之深沉。谢三秀确为明代黔中最杰出的诗人，其与当时江南才子交游酬唱，甚有诗誉，有“正始遗音，天末才子”之称。置之于有明一代诗坛，亦无愧一代名家。至于像王祚远所说，将其“杂之开元、天宝、大历诸名家集中，亦无辨也”，确有夸大之嫌。不过，这亦能让我们感觉到他心中的不平之气。王祚远之不平与愤慨，就是因为中心主流文人因地废人，以地论诗，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人人合作，家家当行”，以为黔地无人，黔地无诗，故“摈弃使不与盟会”。谢三秀的诗歌，本来天才卓越，发越清迥，但是，若以黔人身份呈现，则往往会被人忽略和轻视。亦就是说，黔人身份会影响到谢诗的传播效果，“故知君采之诗，不问其为黔人可也”。当时文学界因地废人、以地论诗之风气，以及给黔人造成的心理压力，可以想见。所以，部分黔中人士离开故土后，往往“籍其先世故里”，讳言其黔中籍贯，有明显的“去黔”心态。

此种因地废人、以地论诗的舆论导向，给黔中文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黔中晚明著名遗民诗人吴中蕃在其自编诗集之自序中，就表达了他对知音的渴求，以及内心的矛盾和压力。他在《敝帚集自序》中说：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知其非宝也。当其一语之出，自谓赤水之玄，而识者已掩口于其后。黔故天末，采风之所不及，顾欲以卮言绪论妄意千秋，其谁许我？虽然，春鸟鸣春，秋虫吟秋，见其所然，言其已然，亦各适其意而已。……（诗集）编成，将欲自负车前，遍贽名宿，冀获一字之删订，不则碎琴都市，共证平生，而今已矣。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恨。”余无可致人之知者，何敢恨人之不我知？且世有王朗、蔡中郎，而后《论衡》乃不徒作；有石篑、袁中郎，而后文长可以不死。俯仰人群，千古一遇，又安得入梵天以质讹、藏婆竭以永寿哉？是帚也，微独人敝之矣！^[15]

敢于将自己的诗作“遍贽名宿，冀获一字之删订”，应该说，作为诗人的吴中蕃是相当自信的。自信的诗人需要有知音的赏识，可是出自“采风之所不及”的“天末”黔中，诗人要寻求知音，谈何容易。所以，“敝帚自珍”之类的话，在别人口中可能是谦辞，从黔中诗人吴中蕃口中说出来，则是真有难言之苦衷。“欲以卮言绪论妄意千秋，其谁许我？”“妄意千秋”，评说古今，品评人物，赏鉴文学，本是文人分内之事，可是作为“天末”黔中的诗人，好像天生低人一等，“妄意千秋”的资格似乎都被剥夺了。“其谁许我？”语气中的那份哀伤与无奈，可明显感知。“余无可致人知者，何敢恨人之不我知”，身为黔中文人，致力于文学创作，自信亦有相当的水平，可就是不能有效传播，其内心的压抑和苦楚，在这两句话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黔中文人甚至是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文人，如周起渭、郑珍、莫友芝等等，亦常常不免遭遇这样的忽略和轻视。^[16]周起渭、郑珍、莫友芝等人的遭遇，与谢三秀的情况很近似。不论出生，不看作者，谢诗在明代堪称佳作，而周、莫、郑在清代则堪称典范，所以，广为流传，备受推崇，但人们推崇的是他们的诗与文，而不是他们的人和出生地，甚至出现如胡晓明所说的，好其诗而讳言其人其地的现象。^[17]

黔中文人和文学长期以来遭遇中土主流人士的忽略和轻视，其情况如上所述。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中土主流人士都是刻意要轻贱黔中文人和文学，其中确有许多客观因素所促成。平心而论，地域之局限确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因素。如前引江闿《澹峙轩集序》就说过，“远在天末，僻处一隅”，“文人罕至”的黔中，“未有如都会地之易得名也”。黄辅辰《守拙斋诗钞序》亦说：“吾黔固多诗人，遵义尤众，特以僻在荒陋，无人表而出之。近莫子偲撰《黔诗纪略》、郑君子尹复撰《播雅》，始稍有知者。”^[18]黔中文学因地域山川之阻隔而不能广泛传播，故孔尚任在读到黔中诗人吴中蕃的《敝帚集》时，追悔其《〈官梅堂诗〉序》中所作的“黔阳全无”之谬论，所做的一番解说，是颇为中肯的：“非全无也，有之而人不知，知之而不能采，采之而不能得，等于无耳。”的确如此，黔中明清之际确有一批优秀诗人，但是因为未能有效传播，致使“人不知”，“不能采”，“不能得”，所以即使“非全无”亦“等于无”。孔尚任虽为自己“论才而不及之（黔中）”而追悔，并承担“失言之咎”。但是，他认为黔中文学不能有效传播，既有域外人士的原因，即域外人士“轮蹄之往来，疲于险阻，怵于猛暴，惟恐过此不速；即官其地者，视为鬼方、蛮觖之域，恨不旦夕去之”，即因轻其地而轻其人，轻其人而忽略其文；亦有黔人本身的原因，即“其中之人又朴略无华，不乐与荐绅游”。黔人朴略无华，刚直真淳，正如唐树义《播雅序》说：

余尝闻诸父老言，郡自前明万历改流迄国初，其间避奢、安、张、李难从他州来者，类多杰人、隐君子，讴吟流闻，间在人耳，然无荟萃家，其遗佚者多矣。迨入国朝，揉擩雅化，才俊踵兴，扢扬风雅，皆彬彬乎质有其文。顾风气愿朴，耻立标榜，怀奇掞藻之士，罕以缟纻遍游四方；四方论诗者，亦遂视播为僻壤而未尝征引及之。^[19]

或如陈夔龙《含光石室诗草序》所说：

吾黔僻处万山中，去上京绝险远，风气号为陋啬，士生其间，率皆质直沉静，不屑屑走声逐影，务以艺鸣于绮靡浮嚣之世。^[20]

如此性格，不事浮华，甚至还有因长期被轻贱忽视而产生的自卑心理，故“不乐与荐绅游”，得不到中土主流文人的赏识和提携，故其文章亦不能广泛传播，其在文坛上的地位亦大受影响。

所以，评论诗文，论定作家的地位和影响，虽然不可以地域为限，但地域实在有限制诗文传播的作用，地理环境和地域区位的确可以影响作家在当时文坛的声誉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一位作家在当时文坛上的影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作品本身的价值，还与其作品能否有效传播有关，还与其所处之地理环境和地域区位有重要关系。问题是，域外人士之轻贱黔中文人，忽视黔中文学，亦有一个由客观之无知到主观之偏见的过程。其最初之轻贱与忽视，或缘于无知，犹如夜郎侯因“不知汉广大”而产生的“自大”心理，域外人士因“采风之不及”而以为黔中无诗，此乃客观因素所造成，则自可理解与鉴谅；而因此渐成习惯性的心理定势，不论黔中文学的实际情形，不问己之见闻浅薄，而持过去之成见以概称黔中无诗，此乃由主观因素所造成之偏见，则不可理解与同情。另外，“朴略无华”的性格正是成就黔中文学的重要因素，这是应该保持的。如同陈法《黔论》所论黔人性格，所看重者，所力求保持者，亦正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