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内的差异

我们的实证研究还比较了其他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在不同时期内的变化。计量结果表明，投资占GDP比重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长期内显著性下降且影响为负。这一结果隐含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警告，虽然在短期内提升投资水平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投资水平较高的地区在长期内并不存在经济增长的优势，甚至可能产生过度投资的低效率（Zhang，2003）。同样有警示意义的是，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短期显著为正，但长期内不显著，短期内的促进增长作用可能是因为政府支出促进了当地的投资和消费，但过高的政府支出也将扭曲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功能，在长期内将抵消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13]在长期和中期的结果里，即使我们将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用期间的平均值来替换初始值，这些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并没有明显的提高，这说明，那些在短期内有用的变量在长期内不显著不是因为时间越长期初值的作用越弱，而是因为在长期存在一些反向的机制（比如说低效率），抵消这些变量在短期内的作用。另一种担心是，如果用期初值作为解释变量，实际上这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对应于之后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实际（当期）因素，本质上这是一种解释变量的“度量误差”，也会带来解释变量系数的不显著。如果我们将解释变量用之后期间的平均值来代替，仍然得到不显著的结果，那么关于“度量误差”的担心也是不必要的。为节省篇幅，这些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就不报告了。

在人力资源方面，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教育变量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长期更为显著，系数也更大。这既可能是由于教育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同时也可能与我们的变量选择有关系。出于数据可得性的缘故，本书选用中小学师生数之比作为教育的度量，这实际上是一个教育投资的变量，教育资源对城市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这可能部分解释教育“长期更为显著有用”。根据我们的估计，如果每100个中小学生的老师数量增加1人，在长期内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上升1.07个百分点。本章的开头曾经以《经济学家》杂志的文章为例，强调了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里，我们提供的证据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论点。^[14]

在人均经济增长的长期决定因素中，劳动力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劳动力质量。在我们的城市经济增长模型中，与教育形成对照的是，劳动力变量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负的作用，这可能与考察期间中国总体上仍存在过剩劳动力有关，但劳动力数量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并不显著。换句话说，试图通过增加劳动力数量来追求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只会是南辕北辙。随着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不断进行，劳动力质量的相对重要性将越来越强，通过增加劳动力数量来追求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没有意义，除非是在大城市，才可能通过人口集聚所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来提升劳动生产率。

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不显著，由于在中国FDI的分布非常依赖于地理区位，所以，当模型控制了大量地理变量之后，FDI本身变得不显著是可以理解的。最后，初始的人均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有负的显著影响，这表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条件收敛”的特征，但这种“收敛”在长期内显著程度不高。

在具有中国经济特点的结构性变量中，省会和地区哑变量在我们的研究中基本上是不显著的，这与之前的众多研究有着较大的差异^[15]，这同样是因为本研究已经控制了大量城市的地理变量，当这些变量被控制之后，地处西部和中部地区或者城市本身是省会城市都不再显著地影响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