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与公共性的历史统一

郑　伟

中国梦的最终实现体现于每一个中国人梦想的实现。每一个中国人梦想的实现从普遍性上来说，是我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如何能够实现?这个答案的找寻正是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马克思哲学有着自身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与职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蕴的人文向度和人文关怀将彰显出它深刻的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在于主体性与公共性的历史统一。

一、主体性是中国梦实现路径的前提条件

人的主体性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人不是实现特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人只能是社会内在的目的。人与物的根本区别正是体现于此。康德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深刻论证了人是目的这一哲学思想。

马克思同样认为人应该成为自身的目的而不是工具。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马克思论述的旨意是人作为自身的创造性存在，他是一种灵动和能动的存在，人不但具有物的生命本能，同时也具有生命本能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自觉和追求。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在于人首先要自由地、有所追求地生活着。

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体现在主体性，这是黑格尔最先在哲学领域的概括。主体性之所以能在历史的前行中逐渐表征现时代的特征，体现“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这与主体性在历史进程中显示出的自身巨大进步作用是密不可分的。主体性的张扬带来了社会价值取向的根本变革，为传统社会的价值规范基础带来了一场革命，并逐步确立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规范基础。

在传统社会，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社会，主体性都没有生存的空间，社会生活价值规范基础体现为外在于个体的权威。最终带来主体性生长和高扬的是传统社会解体这一历史进程。主体性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产生这样强烈的反弹效应和民众诉求，在中国社会更是把主体性视为现代性构建的价值规范基础，这些都深刻地反映了传统社会对个人主体意识的严重遮蔽，反映了民众理性意识的苏醒和反思。中国传统社会民众承受的最大的苦涩就在于把人当作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民众在国家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尘埃;在现代社会，民众成为了国家的空气，离开民众国家也不复存在。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就是主体性的真实表达。

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主体性，主体性是中国社会最为缺乏的。反观西方，人的主体性所代表的这些基本价值支撑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推动了西方社会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大大加速了它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主体性体现出的价值对于人的完善具有普遍性。可以说，中国的文明进步，急切需要生成主体性品格。

主体性虽然是一种哲学理念，但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却深深扎根于中国现代社会之中。主体性成为中国梦实现路径的重要一维，是人有尊严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

二、公共性是中国梦实现路径的重要保障

在现实生活中，个人不仅作为个体而存在，同时他还生活在社会这个共同体中，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存在。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定是普遍性与公共性的存在。要实现这种普遍性和公共性，我们必须走出个体的狭隘视野，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最终到达公共性。这其中要求我们转化的实践思维就是形成主体间的相互承认、相互团结。就像罗蒂所指出的，减少侮辱、蔑视和暴力，不断地把他变成我们，不断加强那种对话和交往共同体内的联合，从而增进人们的团结，形成和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共同体，这一点构成了公共生活最真实的价值追求。

公共性和共同性价值就是既包容个人的自由，同时又超越个人的社会性价值。在许多当代哲学家看来，这种价值就是正义。提及正义，我们就自然会想到哲学大师罗尔斯。罗尔斯认为，秩序良性的社会必然有良好的观念来指导，而这种观念就是正义。这种正义观念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所追寻的是善的实现。

当今中国，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谐社会的最终建成必须经过公共领域与共同体文化两方面的共同生成，即公共性的形成。个人在公共领域中通过主体间的对话和交往，不但在促进社会公共性形成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而且最终使个人发展成为他人发展的条件。这正符合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哲学规定:从人的社会存在与社会作为人的存在的角度谋求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从根本上谋求全人类的解放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只有社会公共性的真正形成，主体性才能得以实现，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实现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公共生活领域即社会的公共性的实现。公共性是中国梦实现路径的重要保障。

三、中国梦的实现路径是主体性与公共性的历史统一

人的自由程度与人的公共性的需要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是统一的。人的自由实现到什么程度，人的公共性的需要也能在同等程度上被满足。“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可见，人的自主能动性发展的程度制约和决定着人们参与到公共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制约和决定着人们公共利益的实现，而这最终是人们自身利益的需要程度被满足的体现。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道:“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这其中的深意值得我们警醒和思考:人的公共性的实现与人摆脱异化劳动的奴役、重新使劳动成为人的自由自主活动是同一历史进程。

在马克思所论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个人得到了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人;人的公共性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公共领域和公共利益也得以真正实现。这是人类理想公共体中主体性的理想状态，也是社会公共性发展的理想状态。虽然这种理想很难完全实现，但正是不断的追求，我们的梦想才有通往现实路径的方向。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