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与客体统一的历史性

某种文化模式一旦建立起来，就有一种保持下去的倾向。这种“文化定型”的观点认为，一种文化模式一旦建立起来，它就会拒绝那些会改变其原初轮廓的要素。大多数人常常深受他们自己文化的影响。文化有着顽强的黏着性，甚至是一种“惰性”，以致任何对其进行强制改变的尝试都会遭到人们在精神上的拒绝。

人们在学习某一种文化的同时也就损害了其学习或评价其他文化的能力。如我们在婴儿时期学习的那种语言后来成为我们的母语，它就会成为对我们最有影响的交流语言。当我们学习另外一种语言时，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语言学家所谓的“语言干涉”的影响。我们的母语干涉了第二语言的学习和运用，所以在我们说第二语言时总带着一种母语语调并可能造成一些语法错误。

文化的持续性对社会的发展也会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以英国为例，英国在19世纪前期领先于世界，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明显地落后于德国和美国。陷入自己早期工业发展的束缚之中，被过去的成就所限制，是其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工业早期依赖于蒸汽动力，这就大大地减缓了它向电器化转型的步伐，也减缓了使用内燃机的步伐。对于英国来说，采用新技术意味着要重建已有的工业体系，这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而且还要冒很大的风险。不像那些年轻的新兴工业国家，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体系要求新技术与它保持一致。如果一个国家陷于先前已建立起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就不能或者不愿意再作出什么改变，即使这些改变从长远来看是有益的，甚至是必需的。

在以信息化为交流平台的时代，中文这种音节和图像混合的文字，在其发展中存在着种种不利之处。对中文进行拼音化改革，应当说是有益的，但这种尝试屡屡受挫。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文字改革不可避免地导致很多文化的丧失。例如，那些学习新的书写方式的人将不再习惯于阅读过去的文字，年轻的一代将发现自己与文献继承传统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割断了；诗歌、散文和书法将丧失大部分甚至全部审美价值。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完全地摆脱过去，总有一些先辈遗留下来的要素持续下去，并不可避免地为将来的机动性设下了限制。

旧文化都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当新的文化兴起、传播的时候，大都要受到旧文化的排斥和抵制。不管新文化如何有价值，在一定时期内，它都要受到旧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的反对。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种新旧文化的冲突屡见不鲜。例如，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虽然它们时代不同、内容不同，但都带有新旧文化冲突的特点。“代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新旧文化之间冲突的反映。在每一个时代都存在着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在文化变迁时期尤显突出。

但文化的稳定性或保守性并不意味着文化是绝对不变的。在具体的环境中，人类社会和文化都具有保持已经存在的东西和适应性的修正的两种倾向。人类的文化是不断创造和发展的，人类文明也是不断进步的。人类不会永远固守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而迈不出新的历史步伐。恰恰相反，当不同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发生结构性变迁的时候，千千万万人价值意识的觉醒和新的价值选择、追求与实现就会改变历史的方向，并演化出新的历史格局。

而一种文化被创造出来，它的价值并不是马上就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如祖冲之的《大明历》，它虽然是一部有科学价值的历法，但是受到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戴法兴的极力反对而不得推行。虽然《大明历》在祖冲之33岁（公元462年）就被编制出来了，然而直到他死后十年（公元501年）才被推行于世，为社会所认可。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为指导，从文化发展的客观事实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文化在矛盾的发展中既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同样（而非同步），文化的发展总是经历由量变到质变、再由新的量变到新的质变的不断往复上升的过程。它往往经历由缓慢的文化特质的变化和积累而导致急剧的整个文化结构、系统和模式的整体变迁。

研究文化变革的过程和趋势、动力和原因，掌握文化变革的规律，对于人们积极适应文化环境、自觉促进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任何实际存在过的或者存在着的文化或文化现象，是由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所决定，因而总是具有一定的时代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文化现象必然会与时俱进地发展，其性质和内容必然会出现或迟或早的变化。在物质文化方面，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紧密相联的先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工具的发明、先进技术的采用在当今达到了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的程度；在行为文化方面，那些反映着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发展要求的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生活制度逐步形成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在精神文化方面，那些反映着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发展要求的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科学的思维方式、先进的思想观点、进步的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深入人心。

人的潜能随着文化的创造而不断发展。最初的人，在许多方面是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的：食则茹毛饮血、穿则禽羽兽皮、住则卧薪洞居。文化的进步使人类渐渐完成了由兽性到人性的进化，发展出愈来愈不同于动物本能的人的潜在能力，即创造文化的能力。人工取火、发明和使用，彰显了人特殊的智力和本领；驯养、繁殖动物和种植植物，使人不仅区别于动物，而且使动物听从自己的命令，从而成为“万物的灵长”；而铁器的制造、文字的发明，则将人推向了一个文明的时代。从此，人对自然界的开发与利用愈来愈理性，即有计划地向着一定的目标前进。

随着人类文化创造的不断深入人类的智慧和能力发生了连人类自己都感到惊奇的、异乎寻常的巨大变化。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丰硕成果。人虽然不能飞，但通过创造飞机、火箭、宇宙飞船，比鸟飞得更高、更远；人不如鱼善游，但舟楫、轮船、潜艇的发明，使人比鱼游得更深、更快。

文化主体的创造力是无限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文化创造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不断唤起人的创造热情、激发新的创造欲望，促使人们不懈地追求新的创造成果，达到更高的创造目标。物质文化创造是这样，精神文化创造也同样如此。从为提高劳动效率而喊出有节奏的“嘿哟嘿哟”，到更富于韵律、更能诉诸人的审美感觉的现代音乐；从原始绘画、图腾崇拜的象征意义，到现代绘画、象征派作品，人对文化的价值意识的塑造更具神韵，包含了更丰富、更深刻的含义，人借助文化的创造把自己的价值意识提高到更加自觉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