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群体的“被中产”过程

许多给定地位的例子都与职业有关，这主要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职业是一个人占据的最重要的社会位置。收入和声望水平都受到职业的严重影响。各种职业的声望等级相当稳定^[1]。与收入的数字划定中产阶层导致“被中产”状态一样，职业所给定的地位成为中国城市职业中产阶层“被中产”的另一种注解。

高校教师群体是职业中产的代表，无论在职业所获得的收入、职业所获得的社会尊重或是职业所带来的主观认同方面，都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国内外学者在著述中，高校教师群体是城市中产阶层的重要构成部分。

高校教师的职业身份使得从事这份职业的人群在踏入之初就被冠以“中产”的阶层身份，成为其“被中产”过程的初始。根据前面的论述，无论是在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中，还是在中国自身的经验研究结论中，高校教师因其职业身份就毫无疑义地被纳入了中产阶层的行列。

事实上，如果按照学者的研究观点，高校教师还符合典型的“核心”中产阶层的特征，成为他们在研究中产阶层时界定中产阶层的研究策略。在界定中产阶层时，不用某个具体指标对社会人群进行简单归类，而选择比较容易操作，且对中国目前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影响较大的三个指标作为测量标准，即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把三个指标都符合中产阶级标准的人群定义为“核心中产阶级”，把其中两个指标符合中产阶级的人群定义为“半核心中产阶级”，把只有一个指标符合中产阶级的人群定义为“边缘中产阶级”^[2]。在随后的指标测量时，收入中产、职业中产和教育中产成了划分中产的三个重要维度。在这三个维度之下，高校教师群体成了核心中产阶层。这种核心中产阶层的身份的界定也印证了高校教师“被中产”的社会现实。在前面界定“被中产”的概念时，我们已经知道“被中产”一词的出现是在国家统计局将年收入在6万到50万的人群划分为中产阶层这一事件之后发生的。此言论的出现引起轩然大波，无数人惊呼自己“被中产”了。无须去考证数据的适用性，在本研究的实证调查中也可以很好地说明高校教师的“被中产”过程。

从调查结果来看，就职业类别的等级重要性和教育资本的累积程度而言，样本基本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层，甚至在受教育维度上，大多数高校教师群体的学历水平都比较高。但在收入方面，很明显地体现了客观与主观的差距。从收入维度看，高校教师的收入再次体现了G市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居民收入特征，家庭年收入在5万到10万的样本为51.8%，占到一半以上。若再加上5万以下的群体，也就是说家庭年收入在10万以下的高校教师占到92.7%，年收入10万以上的家庭比例为7.3%。这样的收入在东部地区远远被隔离在住宅消费群体之外。因为按照房价收入比例计算，以西部地区的高校教师群体的收入需要花费至少40年才能买上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在按照高校教师群体参加工作时的平均年龄计算，可能要等到65岁以后。

在西部地区，5万到10万的收入是可以被纳入城市中等收入之列的，虽然相比较城市的房价这样的收入仍然是捉襟见肘，但比较于城市中其他群体以及城市职工平均收入而言，这样的数目是处在中等之列的。据G市年度统计报表显示，2010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49元。对比统计公报的数据以及样本调查结论，92.7%的样本将自己的家庭收入归纳到中层，高校教师的收入在客观上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而主观上，样本对于自身的收入认同程度偏低。45%的样本认为自身收入比较低，34.6%的样本认为自己收入非常低。客观的收入水平的“被中产”与主观认同之间存在着偏差，这样的结果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被冠以“中产”阶层身份的高校教师并没有在收入上成为真正的中产，在收入这个维度上，他们是完全地“被中产”了。用一位受访对象的话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过程：“在这个城市中，你跟大家一说你是在大学教书的，大家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你是中产阶层。”从跨入大学校园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开始，高校教师的职业身份就成为一个光环，“中产”就成了这个光环的晕轮。

职业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阶层归属却不是个体能直接选择的。高校教师的“被中产”过程事实上揭示了因职业而达成特定阶层归属的常态。个体选择成为高校教师并不是因为高校教师的职业中产阶层归属，但从选择初始，个体就会面临其因职业身份必然被划归为中产阶层的无奈。这种职业身份和阶层认同之间存在着无法割断的逻辑关联。在这里，与其说是主动选择，不如说是被动调适。

按照韦伯的社会经济地位划分阶层的方法（SES），再结合我国学者关于阶层的研究，将主观认同这一选项作为一个衡量指标，可以发现G市高校教师群体的中产阶层归属特征：用“工作收入”衡量经济地位、用“工作对社会的价值”衡量职业地位、用“工作所获得的社会尊重程度”衡量社会声望。从对样本的数据分析来看，虽然在收入上存在主观认同过低的事实，这与调查样本所处的城市地域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也与其职业收入预期与行业的收入现实差距有很大关联，但总体而言，高校教师对这其余两项指标的主观认同都处在中等水平，有些指标明显处于中等以上。高校教师群体主观的阶层归属也处在中间阶层。具体表述如下：

在收入方面（见表4-2），45%的样本的选择显示G市高校教师的收入状况比较低，34.6%的样本选择非常低，19.4%的样本选择中等收入。恰如“教师职业是清贫的”这一古老命题一样，98%的样本认为高校教师收入在中等及以下的数据再次作为了印证。当然经济收入只是衡量阶层归属的一个尺度，75.4%的样本显示了工作的社会价值比较大，高校教师对于自身职业的认可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在高校教师的职业所受到的社会尊重程度方面（见表4-3），46.7%的比较尊重和非常尊重的比例要远远超出7.3%的比较不尊重比例。总体而言，高校教师对于自身的职业满意度比较高，只有11%的样本显示了相反的看法，在对收入、社会尊重、工作的社会价值（见表4-4）以及总体的职业满意度等指标的选择之后，高校教师主观认同的阶层归属证明了其自身的中产阶层阶层归属（见表4-5），52.4%的样本认为自己属于中层，再加上中下层的35.6%和中上层的9.4%，有97.4%的样本处于广义的中层之中。

表4-2 高校教师收入认同情况

表4-3 高校教师职业所受到社会尊重程度

表4-4 高校教师工作对社会的价值

表4-5 高校教师阶层归属的主观认同

调查结果显示，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待高校教师的阶层归属，高校教师将自己归纳为中产阶层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无论个体愿意与否，光环总是会因这份职业而在其左右。

在经由职业身份获得阶层身份，并将这种阶层身份内化为群体的阶层归属和阶层认同过程中，当主观认同与客观现实中存在罅隙，潜在的危机便会作为“被中产”这一被动过程的后果而产生。

当主观与客观之间角力时，有这样几种结果：一是主观与客观双赢达成完胜；一是主客观两败俱伤。这两种都属于极端状态，前者是理想概率不大，后者因为风险太大也不常见。常见的结果是两者之间的模糊状态，你高我低或你低我高。

当高校教师“被中产”之后，需要有与中产阶层身份相匹配的物质生活条件，形成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内化成阶层归属感和阶层认同。如果这样的要求无法满足，本来是被贴上标签的中产阶层身份就陷入了危机之中。于是“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便成了这种危机的一种表达。就如同表征地位的符号可以是随便什么东西一样，地位的恐慌也完全可能源于物质生活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毋宁说承载了更大符号意义的住宅。住宅福利成为衡量中产阶层物质生活条件的一个重要工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其典型性和代表性尤为突出。

注释

[1]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J].社会，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