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情绪和情感

第三节　中国农民的情绪和情感

情感和情绪，作为人们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农民来说，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具有更基础、更直接的作用和影响。人的社会化在心理层面，表现为情绪和情感的自然性逐渐为社会理性所取代，从而使这种情感和情绪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和可控性。但对农民来说，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受的社会教化和理性启蒙，更由于他们所置身的自然集群的社区形态，使他们很难脱离宗族关系和亲缘意识，而在人的社会关系中渗入经济利益、社会功利、公共意识和理性观念，从而保留着传统社会自然民的自然性，缺乏社会公民所应具有的社会性特点。要认识农民的社会情感和情绪的基本特征，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与自然的情感关系

农民与他们栖居和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之间，具有直接而紧密的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在所有民族的农民中，首先表现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与环境条件，其次，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才结成愉悦和审美关系。

在资源与环境条件这个层次上，由于自然资源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构成一种由功利而中介的认识关系，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积累下人们对自然利用的知识和经验，但这种经验，对农民来说则是十分直接和简单的。从历史上说，所有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可以说都是由于人们与自然之间生存竞争的互动结果，这种认识与农业科学家或自然科学家之间具有质的差别。如果说科学家和农学家，试图寻找在自然事物的运动和农作物生长与影响生长、发育、成熟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在于探寻真理，最终服务于农民的话，那么，农民对自然现象尤其是各种可以用做生活资料的自然物之间的认知关系，则是一种纯粹的功利关系。对自然现象而言，研究的动机对于许多学者，也许仅仅是对他们好奇心的一种满足，只有从培根提出了科学认识的事功论开始，科学才日渐显示其强烈的功利性。但是，农民对于自然的认识和了解，其动机和目的则是彻底的功利的。农民可以不了解玉米棒究竟结在第几个叶腋处，却对玉米何时播种、何时施肥、施什么肥、何时掐头了如指掌，因为第一个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理问题，而后面的问题则是与其收成有紧密关系的功利问题。农民可以对牛犊和母牛之间在毛色、图案之间的差别视而不见，却不会对它们的体力、产肉和产奶量漠不关心，同样因为毛色、图案之差别问题是一个遗传学上的问题，这一问题与农民养牛的目的无关，但体力、产肉和产奶量却直接关乎他们的收入……因此，农民与自然的这种情感关系，具有明显的功利性特征。

在第二层关系中，尽管土地、动植物资源往往是农民生活的直接来源，或者是经由劳动所加工的自然产品，但是在这样两种情况下，农民与自然之间同样可以结成审美关系，从而使自然条件和其他各种自然物都会进入农民的心里，从而成为他们进行审美关照的对象。

即使在生存条件相对严酷、生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人们对土地的感激，并经由土地对赐予他们土地的造物主的感激，成为土地眷恋情结和乡土情怀的审美心理基础。中国东北人对黑土地的赞美，黄土高原的农民——尤以延安人为代表——对黄天厚土以及由这黄天厚土养育出来的西北汉子的歌颂，蒙古人对草原牧场生活的歌唱等，都集中表现了，或者经由文化人之笔，文化人之口表现了，农民对他们所生活的自然生态条件这种审美关照。而这些审美关照，从审美要素和审美心理角度来看，并不是真正的、纯粹的审美，而仅仅表达了人们对向他们提供了生存条件的自然的一种感激之情，这种有利害关系的审美情感，正是农民情感朴素性特征具体而集中的表现。

对自然生态中，除土地而外的其他自然事物的情感，则受这些条件的相对量的影响。如果人们享有更多的自然和生态条件，那么在自给之外，人们还可以把更多的自然环境当作娱乐、休憩的条件。这样，自然资源和条件，与人之间直接的功利关系，便下降——或者上升，视人们对生存与审美需要的认识而定——为与生存关系不大密切的审美关系，从而使人类逐渐产生对自然纯洁的爱怜和关照之情，但这种情感与对自然的感激之情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如果人们拥有的自然环境条件极为有限，那么这种天人交感之情，便不会出现，从而仍然使人处于对自然的无限索取和掠夺状态中。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及国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农民的历史和现实，我们不必过分苛求农民对与自然关系的无知。在他们的基本生存问题尚未得到初步解决的情况下，要求他们不去破坏自然，以谋求相对较好的生存条件，无异于要求他们放弃生存当圣人，是一种同样缺乏人道关怀的倾向。而西方民族，尽管他们的农业文明发端较晚，但由于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相对较小，科学技术条件的改善，西方农民有比中国农民更好的条件得到现代意识的启蒙，并使他们的生态伦理意识走在了中国人的前面，而中国原本是自然审美和生态伦理的故乡。

二、农民的社会情绪与情感

人类心理活动的对象，不惟是单个的人，同时也包含前面已经介绍的自然对象、主体自己和社会这一人类共同体。那么，作为心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感的对象也不完全是指个人，同样包括自然、社会和主体自己。考察农民的社会情感和情绪特征，必须结合农民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农民的社会化即理性化水平以及农民对社会事物的认知能力。由于农民的社会生活，主要在以家族关系为纽带，自然集群为特征的农村社区中展开的，所以农民的社会情感和情绪，很难摆脱自然民的自然特征；同时，农民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受儒家道德中心文化的模塑和影响，动机中心主义和情感的素朴性，表现出农民诚实的一面，同样也表现出他们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意识而单纯无知的一面；第三，农民是中国社会中理性化水平最低的人群，文化知识的贫困和对社会复杂性的无知，往往表现出十分简单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倾向，情绪的激情化特征十分明显。这样，农民的社会情感与情绪，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社会情感的素朴性

素朴性往往也被简单地理解为纯洁性，这有一定的合理性。由于一般来说，纯洁的东西往往都是朴素的，但素朴的东西未必都是纯洁的。如人们对道德善的理解，朴素的观点是，所谓善的行为都是利他的行为，但对善的朴素理解就是好的，而好与不好是立足于自我对他人的评价的，只要一个人做了对自己有利或有益的事，那么，这个人都可以被界定为好人，但这个好人却未必是善的，因为他的善行很可能暗含着对接受这种行为的好处的人的更大的利用。因此，善不能从受善者主体的地位进行评价，但对于素朴的理解，好的便是善的。农民是中国社会中最淳朴的人，因为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动机中心论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最深，而受现代文明功利倾向的污染最少。农民社会认知的简单化倾向，往往会以自己的善良动机出发，来看待他人的行为和社会的变迁，并且以宗法制度中重义务、轻权利的态度，感受自己在社会交往中所遭遇到的一切。农民这种情感的素朴性，使他们很容易在当权者的承诺和理想高调的鼓噪下，丧失自己的辨别力，成为社会中最容易跟随权力和被宣传舆论所诱导的力量。农民灵魂深处的均贫富理想，也成为在中国推行阶级政治思想的文化基础。

应当承认，农民情感的素朴性正是由其无知所支持的，由于这种无知，他们看不到人的复杂性和由人结成的社会的更大的复杂性，从而以一种简单的理想主义倾向，看待社会历史的过去和未来。农民的这种社会情感特征，使他们不能，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中持向前看态度的乐观主义者（optimist），而只能成为向后看的悲观主义者（pessimist）。如果说，学者尤其是社会学家关注社会存在的问题，是为了建设性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的话，那么，由于农民知识和能力的低下，一方面用简单的思维模式看问题，另一方面，则试图把现存社会中的问题，采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否则便会怀疑现在的社会是否比过去的更好些。农民一旦遇到社会中的不平事，便会以一种铁肩担道义的勇气，试图用极端而非理性的方式加以解决。一旦社会中出现一个足以代表他们心声和意愿的英雄声音，便会毫无保留地予以绝对的支持和喝彩。要说中国社会永远存在着一种令当权者感到十分舒服的国民性的话，那么，这种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农民或者类似农民身上存在的那种绝对服从和支持的态度。这种态度看似豪迈，其实它恰恰就是中国国民封建性传统的情感基础。毛泽东正是从农民身上获得了这种在知识分子身上很难获得的绝对支持和个人崇拜，于是在全国发起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其目的不是别的，正是要削弱甚至消灭知识分子身上至为可贵的理性和怀疑精神。这种“反右”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就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不可避免。历史记录了开国大典上喊出的第一声“毛主席万岁”，却没有记录下喊出这声万岁的第一人究竟是谁，如果估计不错的话，不是农民，便是具有典型的农民意识的人，而决不会是具有科学意识和现代精神的知识分子。

2.社会情绪中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统一

情绪具有理性的特征，是由于经过充分社会化的心理主体，其情绪的表现总是力求与环境的和谐和统一，即使那些极端的情感体验，主体的理性也往往会通过合理化作用（rational function），以达到与情境的协调。这样，理性具有抑制情绪如实外化的作用。同时理性的泛化效应（generalized efficacy），又使主体把某种仅仅得自某个特定刺激而造成的情绪，施与其他主体和整个情境之下，从而使情绪又具有泛化性（generality）。

情绪的理性和泛化特征，在所有心理主体身上都有明显的表现，但明显程度却因不同主体理性化水平的不同而有差异。在科学知识水平比较高的社会知识阶层，由于对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相对深入，对社会功利、生命的价值以及人和社会的复杂性有相对合理的判断，因此，他们即使在情感体验极端深刻的情况下，情绪的强度也不会太过强烈，同时也能够以相对客观、冷静和务实的态度，看待自己所面对的刺激和由这种刺激所造成的心理后果。这种状况在医务工作者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以至于在一些情感水平十分朴素的人群看来，医生甚至患有情感冷漠症，而这种心理或者情绪表现类型，也就成为医学工作者的职业心理和行为特点。

但在农民这里，由于知识水平的低下，家族关系中亲情的影响，他们的情绪中理性的成分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亲情关系所习惯性地形成的情感体验和情绪表现形式，很容易泛化到其他社会心理关系中，从而使情绪的强度，较高地统一于自己的情感。从农民对他人的轻信和待人以诚的态度中，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从农民对世俗化的城市生活的适应困难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³⁾。农民的这种心理特征，正是他们不能适应，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动机的市场经济竞争法则的心理或者意识根源。在农民走向市场的道路上，制约农民前进脚步的因素，除了农业生产和经营中的自给模式和小农意识形态以外，利益动机的式微和市场观念的缺乏，正以心理机制的形式，阻碍农民向现代社会民——公民和市民状态的转变。这是农民情绪的非理性特点。

但是，农民情绪还有另一个与其政治地位相适应的表现模式，这就是理智的抑制模式。如果说，奴性是对由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造成的部分农民谄媚权力的政治心理或者心态的文化表达的话，那么，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民身上，逆来顺受就是他们共同的情绪特征，但这种特征却被巧妙地赋予了一个任劳任怨的优秀品质。中国文化这种在优与劣、进取性与保守性之间辩证转化的价值特征，是任何民族文化所无可比拟的。儒家对政治的附和与追随，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人对权力的崇拜，共同影响着农民基本的价值倾向，作为价值的心理基础和观念承担者的情绪和情感，面对权力的淫威，只有敢怒的情感体验，而不敢有敢言的情绪表现。这就是在古往今来的中国，说真话难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久而久之，在中国人的心中积淀了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就是为儒家所梦寐以求的君子人格和成人标准，即“君子喜怒不形于色”。情绪的表情性特征，经由儒学伦理的这种改造，只能使中国人按照这种标准，对一代又一代的子女，施加过分的理性和理智的控制和影响，在国人的内心深处，培养起了严重的虚伪和矫饰的心理倾向和习惯。这样，当我们与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交往时，他们甚至不能从我们的情绪表达中，准确了解我们的愿望和要求，更别说理解我们就某些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和观点。

在中国成人的行为中，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它成了青少年社会化中，从正规的教育机制和机会中所无法学到，而且即使接触到也无法充分理解的东西，这就是，有些事情是既可想，也可说可做的，如不涉及社会风尚、政治问题的纯粹的私人事务；有些事情是只可想，不可说也不可做的，比如涉及社会政治体制问题的政治见解和主张，否则，在尚未尘封的历史时期，是要冒杀头和收监风险的；而另外一些事情，则是可想、可做，却不可说的，如涉及男女问题的个人私生活，这些问题在国外是个人隐私，但在中国社会中，只有国家事务中才有需要保守的秘密，也就是说才有隐私——这实际上是隐公——却没有私人事务是应当保密的。这种规矩，严重限制了中国人良好的心理状态和健全的社会人格的形成，它成了影响中国人观念和意识现代化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

3.情绪表现方式的单一性

众所周知，情绪表现形式是人从其动物性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简捷而直观的沟通模式，借助这种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增加很多由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内容。情绪表现不仅有语言（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表现，而且还具有非言语表现方式，这些方式主要有面部表情和体态动作。虽然说面部表情和体态动作具有人类语言所无法表达或表现的丰富内容，但正是这种丰富性，才使任何言语相对于人类情感体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来说，都显得苍白无力。表情是通过面部表情肌的运动来表现人的某种情感、心理感受和意图的心理表现形式。而体态动作则主要借助身体姿势和肢体不同形式的运动或动作，表示某种情感和意图的情绪表现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表情和体态是十分丰富和复杂的，但在同一文化背景乃至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这些十分丰富和复杂的情绪表现类型，却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领会，甚至不同语言的民族或群体成员间，也可以借助表情和体态语言，有限地传达彼此无法用语言领会的心理意图。应当说，聋哑人所使用的手语，就是一种特殊的体态语言。通过情绪的表情和体态特征的研究，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现代许多戏剧、舞蹈和其他舞台艺术形式，实际是对人的情绪表现方式进行模式化加工的产物。

表情和体态动作，既是对情感体验多样性的自然表达形式，也就是对情绪的一种表达形式，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情绪，而且这种情绪表达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强化人们对人类情绪的理解。在这一点上，人类情绪与动物情绪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人类在亲眼目睹一种可怕的情景时，可以恐惧地捂住自己的眼睛，这种情绪表达方式，在黑猩猩那里与人类完全一样。但社会情绪的理性化过程，却总是让这种自然的情绪表达附加过多的意识和理性的支配，从而使情绪与情感表现出更多的不一致，并以此增加人们相互交流与交往的困难。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理性的训练往往会破坏激情，而情绪的表情化特征，正是情绪以自由、宽松的形式恰如其分地表达情感，从而使主体的心理始终处于相对开放的状态，无论这种情绪是积极的、兴奋的，还是消极、抑制的。对中国农民而言，长期贫困状态下消极的情绪，在家族势力和专制政治的控制下，却得不到自如的发泄，儒家的伦理教化又使人们不得不抑制自己的利益和基本物质需求，以达到君子和大人的境界。这样，农民终年甚至终生处于对自己真情实感的强烈压抑之下。男人们不必说，因为他们是社会和家庭的主心骨，即使再艰难的生活，都必须坚强地支撑下去，而不能如同“小女人”那样动辄以泪洗面，而对于“小女人”，由于父权制度的长期压迫，她们只能以压迫更小的“小女人”作为自己的“自我实现”，这就是“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句话所表达的农民——农村妇女情绪的理性化形式。

说农民往往以理性压制自己的情绪，从而使情绪更多地发挥了掩盖和破坏情感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广大农民就如儒家圣人所要求的，具有君子所应具有的良好的社会责任以及具有对自己的清醒的自我意识。农民的情绪的自我压抑并不是一种主动的抑制，而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共同造成的被动压抑。一旦农民获得了“解放”，亦即，农民一旦由于机缘或者其他条件，掌握了社会权力，或者拥有对他人的控制权，便会摇身一变，由一个过去的奴仆变成一个俨然的君主而不可一世。我们把中国农民身上这种情绪状态和表现形式形象地称为“小人得志，不可一世”。这实在是对农民情绪特征再典型不过的语言刻画和表达。因此，在广大农村社会，老成持重，并具有足够的公益观念的人如凤毛麟角，更多的则是在家族和国家政治高压的统治下，不得不忍气吞声地生存的小农。

对农民社会情感和情绪表现形式的以上学理化的总结和说明，意在表明，农民即使是农村中老年人，也不是至少未必是，经由充分社会化的社会人，他们身上保留着更多的自然民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在中国农民那里，由于传统社会的影响，则是由情感的素朴性，情绪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统一以及情绪表达方式的单一性共同凝成的。但这种情绪特征，仅仅是一种在不得不的心理状态下，不自觉地形成的情绪表现类型，并且具有无意识特征，却不是农民在充分自觉的状态下，主动选择的心理结果。农民的这些情绪特征，使他们在社会交往中，不能充分按照自己的感受和要求，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总以一种近似于低声下气的口吻与他人交往，并在遭受不公正对待时，抱着息事宁人和谦和忍让的态度，求得事情的解决，或者，当自己的体力可以战胜对方时，则以近乎野蛮的辱骂或拳脚相加来解决问题。正如西方研究家所评论的，中国人在正式的会议场合默不作声，却在街道上大撒其野，美国人在会议上大吵大嚷，然而在大街上则彬彬有礼。中国农民的这种情绪和行为表达方式，也成为城市中的某些人，动辄欺侮、敲诈进城农民的心理条件。

三、农民的自我情绪

情绪是主体对主体需要与客观刺激间关系的反应的外在表现形式。前面已经提到，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自我意识能力的动物，这使人类情绪和心理比其他动物哪怕是高等动物的心理要复杂得多。既然自我也是主体心理的对象之一，那么，对自我的态度同样会在情绪中表现出来。

按照对自我的态度，自我情绪大体上可以分为自负、自信、基本自信和自卑四种类型。这里我们重点说明农民自我情绪的基本类型，也就是自信与自卑。自信的心理主体对自我的态度是积极开放的，同样是充满乐观态度的，而自卑的人，由于对自己能力的怀疑，从而也怀疑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会处于下风或者不利地位，常常处于消极封闭状态，同样是悲观状态。乍看之下，这似乎并不是主体对自己的态度，而是对作为心理主体的他人的态度。但事实上，这种对他人的态度，则是以主体的自我态度作为其先决条件的。当主体具有需要他人帮助，或者具有与他人合作的客观需要，而拒绝帮助或合作时，正表明他对自我缺乏自信。自我意识的这种状况，是由人的能力和比较地位决定的。

中国农民由于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方面的比较地位，不仅对自我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表现出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之间明显的差异，同样在自我意识和情绪方面，也表现出这种差异。农民不仅是自给自足的，在心理方面也往往是自我隔离的。这种心理状态，使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也处于相对消极的情绪状态中。

世界上有两种人极端自信，一种是最具知识的人，这种人的自信是充分理性的自信，还有一种便是最无知的人，这种人由于最无知，所以也无所畏惧。如果这两种极端自信的人，在农民当中有存在的话，那么，他们只能是由于极端无知而自信，但这种自信作为一种民族精神，一旦主宰了我们的民族，便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灾难。回顾“大跃进”和“文革”中，中国农村一些人的表现，就可以印证这种因无知而导致的自信。毕竟人群中的绝大部分，即使没有十分健全的理性，但理智和对现实社会的把握总是存在的，这样大部分农民则是相对自卑的人。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的情绪，更大程度上代表了对自己的未来和社会地位的一种客观而且悲观的评价。因此，要理解农民的情绪，必须同时理解他们的自我意识状况和对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情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