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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专业协会”模式及惠农政策的思考

时间:2022-03-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之所以讨论该村“农业专业协会”模式及惠农政策的实施,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两方面与该村农民增收情况密切相关,笔者试图寻找该村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在发展中仍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深入调查了解到,该村2003年开始建立了多个“农业专业协会”,这种新型的农业合作组织从生产、管理、市场销售等各方面开辟了该村农业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与农民收入在2003年到2006年期间的迅速增长密切相关。
关于“农业专业协会”模式及惠农政策的思考&;;_中国千村农民发展状况调研报告2009-2010

关于“农业专业协会”模式及惠农政策的思考
——基于内蒙古阿荣旗音河民族乡富吉村的调查

刘 琳(1) 徐浩然(2) 郑理达(3)

摘要: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为调查农民收入问题,作者一行三人走访了少数民族村富吉村,了解到“农业专业协会”等农民新型组织的出现为农民增收注入了强大动力,但此种发展模式中也不乏缺陷和瓶颈因素;与此同时,惠农政策实施不细、与农民意愿契合度不高也成为抑制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些缺陷和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富吉村 农民收入 农业专业协会

一、调研背景

“农业专业协会”,又称“农业专业合作社”,是指农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基础,按照合作制的原则,以专业大户和技术能手为骨干,由从事某种专业生产经营的农民为主体,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建立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主经营销售、自负盈亏的新型农业合作组织。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作为农民新型合作组织的重要形式,近年来在各地政府的组织下,各种农业专业协会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200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按照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的基本思路,毫不松懈地抓好农业农村工作”。这是中央自2004年以来连续发布的第七个“1号文件”,继续围绕“三农”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措施。2010年以来中央在农村推行了完善多种补贴制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提供科技支持及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等几十项强农惠农政策。农民收入问题已受到全国各地的高度重视,如何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增收速度上完善现有制度并寻求新的有效途径已成为重要议题。

作为参与上海财经大学第三期“千村调研”项目的内容,2010年8月笔者一行三人围绕农民收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音河达斡尔鄂温克民族乡富吉村进行了调研,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与村民及村干部访谈等方式获得了大量与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收入问题相关的资料。之所以讨论该村“农业专业协会”模式及惠农政策的实施,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两方面与该村农民增收情况密切相关,笔者试图寻找该村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在发展中仍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富吉村是以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村,辖6个自然屯,现有居民945户3640人,其中少数民族1998人。全村土地面积1672.3公顷,有耕地25084亩,属丘陵地带,中低山区,耕地多为坡地,土层浅,土质为黑色土壤。全村草场1.8万亩,林地1.1万亩,蚕场17把,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地处111国道,距省际通道6公里,交通也较为便利。

2006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694元,总收入达到2176万元;至2009年全村人均纯收入7480元,总收入3213万元,处于乡里和旗里上等水平。全

富吉村各产业总收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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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富吉村各产业总收入占比图

村各产业收入分布情况见图1,该村经济发展主要靠农牧业:农业上以南瓜、马铃薯和玉米种植为主,其中南瓜种植面积达1.6万亩,马铃薯约7000余亩;牧业方面有奶牛养殖户640户,牲畜年度存栏达2.4万头(只),其中奶牛达4500多头,有奶牛养殖小区3个;本村第二产业的发展主要是农产品深加工业,特别是马铃薯加工业,现有中型加工厂一座,分厂三座,手工作坊54家。

二、调研分析

(一)富吉村农民收入变化分析

富吉村是以农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的典型代表,如上图所示,其农牧业收入占到全村总收入的约93%,该村91.2%的人员在村里务农,外出打工人员只占到3%左右。据调查,富吉村在阿荣旗属于农牧业发展的大户,7480元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处于旗里较高水平,其中种植业与牧业收入分别占到了整个乡域的36%与23%;然而2002年以前该村的年人均纯收入仅徘徊在2000元左右,2001年只有1890元。为了深入研究自1999年来影响该村农民增收的原因,我们调查了从1999年到2009年期间该村农民收入的变化情况见图2。

富吉村历年人均纯收入情况(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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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富吉村历年人均纯收入图

从图中可以发现,2002年以前收入增长较为缓慢,2003年起该村的收入增长速度有了重大突破;可以说2003年是富吉村农民增收速度变化的转折点。深入调查了解到,该村2003年开始建立了多个“农业专业协会”,这种新型的农业合作组织从生产、管理、市场销售等各方面开辟了该村农业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与农民收入在2003年到2006年期间的迅速增长密切相关。然而近年来,“农业专业协会”的发展放缓,难以突破自身瓶颈;另一方面,在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上该村也存在实施不细、政策不适于当地情况及与农民意愿契合度不高等问题,这些均成为抑制富吉村增收速度的重要因素。下面将详细分析以上这些促进或制约富吉村农民增收的因素。

(二)富吉村农民增收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1.“农业专业协会”——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发展模式

富吉村的农业经济存在三大特色产业——南瓜种植、马铃薯种植与奶牛养殖,2003年与2004年期间,为了将农民有效的组织起来,富吉村先后建立了三个农业专业协会——“白瓜籽经销协会”、“奶牛协会”、“马铃薯淀粉协会”。这些专业协会均是农民为了在生产及营销上谋求共同发展依据自愿、互利的原则联合起来,共同出资,统一管理的自治经济联合体;协会领导由农民自发选出,协会章程在国家《农业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下民主制定。三大协会由于专业不同,其工作也略有差别:“白瓜籽经销协会”主要工作包括在农民生产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和新品种引进,收购季节组织统一收购与经销;“奶牛协会”主要是与厂家协调,统一收购奶汁,统筹核对和管理奶资;“马铃薯淀粉协会”则在农产品深加工方面组织农民创建集体企业、注册品牌并远销外地。三大协会发展情况见下表:

表1 富吉村三大农业专业协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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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种“农业专业协会”之所以能够广泛促进农民增收,主要在于该模式提高了涉农人员的组织化程度,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并且在统一中形成了标准化生产。具体而言,富吉村在通过“农业专业协会”促进农民增收的道路上值得借鉴的经验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统一组织收购经销,有利于提高农产品供给弹性、增强农民的议价权。

在建立“白瓜籽经销协会”以前,富吉村的南瓜生产和经销方式非常分散,各户农民自行组织种植与销售,每逢收获季节农民主要采用两种方式进行销售:自家基础较为薄弱、缺乏运输工具的农民就等着一些收购商上门收购,然而由于收购的分散进行,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农民缺乏议价权,农民单宝鑫说“人家什么时候来收就得什么时候卖,人家要什么价就得给什么价,觉得价低不想卖又怕晚了卖不出”;另一些家里条件较好拥有运输工具的农民就自己组织运输直接销售到城里厂家,这样的好处是防止了收购商的“漫天要价”,但农民相对于厂家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该选取什么时机将农产品售出成为农民的一件愁事。

建立农业专业协会后,协会组织农民从买种到销售都统一进行,村里还专门建立了小别墅,为农产品的统一交易而服务。在买种季节,由协会组织统一选种买种,由于集体购买,规模优势增强了,农民相对于农资供应商有了议价权力;以南瓜种子的购买为例,富吉农民采用的黑龙江七台河市田里公司的“庆瀛”种在协会集体运作后种子价下降了近20%。另一方面,在收购季节,协会联系收购商,统一销售,由于集体运作,市场供给变得更加有弹性:当收购价过低时,协会可以充分利用集体优势减少销售,供给下降了,议价权就提高了。据村长介绍,由于该农业协会的运作,富吉村白瓜籽价格每斤比周边地区高出0.1元—0.2元。

第二,统筹管理资金,有利于规范市场、防止买方资金拖欠。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奶牛协会”的运作上。在协会成立前,富吉村养奶牛的农民采用的销售模式为:奶汁产出后,由专业的收奶员收取并转售给厂家;而由于资金分散收取,奶业市场混乱,收奶员及厂家奶资拖欠问题严重,最多时欠奶户的货款可达数万元。农民是奶业市场上的弱者,奶户与收奶员之间、厂家与收奶员之间缺乏刚性约束。成立奶牛协会后,协会改变了原有的运作:协会和厂家、收奶员分别签立合同,协会每月对会员的奶资进行统计和核对,然后由协会将奶资数量报给厂家,厂家通过转账将奶资打到协会在信用社的账户并由协会统一管理和发放资金给奶户。这种模式使得厂家和协会直接取得联系,协会统筹管理资金,遏制了买方资金拖欠现象,全村平均每月收取的奶资比过去多出11.8万元。

尽管富吉村的这种农业专业协会模式为该村农民的增收带来了强大的动力,然而据我们调查,近几年来该协会模式发展缓慢,出现了一些瓶颈因素。我们认为这些尚存在的缺陷若能有所突破,必将会为富吉村农业增收注入新活力。富吉村农业专业协会模式中的缺陷主要有:

第一,协会捕捉和传递市场信息的能力匮乏,导致农民市场需求盲目。如今协会虽然能在收购季节统一联系厂家组织议价和销售,然而却不能在每年农民种植以前捕捉市场需求信息。每年农民种什么品种都是根据上一年的销售情况,而不是根据该年度的市场需求信息。表2是根据农民王荣富记录的近5年内白瓜籽和角瓜籽两种作物的收购价格而制作的对比表,由表可见:白瓜籽和角瓜籽的市场价格变化迅速,前一年收购价格高的品种第二年未必依旧高。

表2 近五年内角瓜籽与白瓜籽两品种收购价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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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情况变化快而协会又不能及时提供需求信息,这就造成了农民在种植品种和种植数量上都处于较盲目的状态,直到收购季节才知道所种作物是否对上了销路。农民纪淑艳说:“种得好不如管得好,管得好不如收得好,收得好不如卖得好,不了解行情种得再好还是穷。”可见,只有协会能在每年种植前夕及种植期间及时与厂家沟通捕捉需求信息,才能彻底改变“热在市里、忙在乡里、急在村里、冷在户里”的被动局面。

第二,协会筹措资金渠道窄,资本短缺。据笔者调查,目前村中农业专业协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农民经营收入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国家为促进少数民族农业经济发展而投放的扶助资金,然而这两部分资金较为有限。以奶站建设项目为例,建奶站需厂房600平方米,工程造价约需30万元,设备资金约需20万元,能够申请到的扶持资金只有约26万元,其余只能由协会成员自筹;农民普遍认为通过信贷方式获得资金困难,每户从当地信用社只能获得低于5万元的小额种植贷款,这些资金基本都要用于年初农牧资本的购置,又怎有余钱供协会建奶站扩规模。

2.惠农政策实施问题——抑制增收速度的重要因素

在我们的调查中,关于农民增收中存在的问题,富吉村农民反映最大的就是村里惠农政策的实施不契合农民意愿。经细致询问,笔者了解到,这其中的问题有些是由于实施不细致,未能充分考虑农民意愿造成的;而有些是国家和自治区惠农政策的细节不适于当地实际情况导致的,这些问题都造成了惠农政策实施大打折扣,成了近年来抑制农民增收速度的重要因素。具体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农业科技支持实用性不强。作为强农惠农的重要政策,每一年阿荣旗政府都要组织“三下乡”队伍到富吉村进行科技支持,主要是由一些专业人员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新技术推广、科技示范户经验推广等。然而据农民反映,此项政策虽是好政策但在内容上与农民意愿不契合,实用性不强。具体而言,“三下乡”队伍讲解的技术培训内容很多都是农民已经掌握的,有一些新技术或是其他地区的示范经验也并不适于本地情况、不能普遍适用。相反的,农民希望的是有针对性的科技支持、实际用得上的办法,比如针对本村出现的庄稼和牲畜疾病的防治。

以去年为例,富吉村的白瓜籽得了病,8000多亩的白瓜籽地在坐果期结不出果,然而村里却不知怎么办,一方面从未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科技培训人员也从未讲解过这样的疾病如何治;最后农民不得不花去大量开销到城里找专家求解决方案。村里农民如是说“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在培训前问问我们,听听我们希望给讲点啥”,可见农民对于有针对性的科技支持的迫切需求。

第二,区域性小型农机亟待扶持。农机具补贴是国家强农惠农政策中农资补贴的重要内容,然而在富吉村这项政策却形同虚设。原因在于该地区种植规模不大,主要采用的是适合本地发展的区域性小型农机,即使个别季节需要大型农机其更新频率也极低,然而国家的农机补贴却以大型农机具为主,区域性的小型农机涉及的非常少。

以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施行的农机具补贴办法为例,可以申请补贴的农机具主要有耕整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收获机械等12大类35小类112个品目5630个机型。据我们调查其中几乎没有20马力以下的小型农具,有个别20马力以下机型也仅限于牧民补贴,种植业得不到。而该村农民广泛使用的“鲁西”、“泰山”等牌的拖拉机基本都是18马力以下的,无法获得补贴。

据笔者调查,像富吉村这样处于丘陵地带以小型农机为主的村庄在全国绝不占少数,不仅在北方如此,在浙江、江苏、四川等省也有很多地区广泛使用着区域性的特色小型农具,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评价的那样“漫山遍野的牛耕地,如何一步跨越到大型农机的推广?”

第三,粮食直补存在不公正现象。粮食直补是国家对所有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的一种普惠制的支农政策,补贴资金由财政部门用“一卡通”或“一折通”的形式直接发放给农民,以种植面积为依据发放,富吉村得到的补贴标准为1亩地40余元。据农民反映,在粮食直补“种植面积”的统计上存在不公正现象,由于缺乏监督,统计人员敷衍了事,实际补贴的种植面积与实际情况不符,部分农民无端多出些土地,而部分农民的补贴面积不足。据农民梁大爷反映去年他并未见有专职人员来做过详细的关于种植面积的统计,但最终补贴给他的面积比实际情况少了30多亩玉米地。

第四,良种补贴手续繁杂,收效甚微。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良种补贴的规定,对种植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的农民按照实际种植面积全部实行良种补贴。由于富吉村以南瓜、马铃薯等经济作物种植为主,因此该村只有小部分的玉米地属于自治区规定的良种补贴范围,近两年来村里向上级申请南瓜良种的补贴也并未获得。补贴范围的限制已使得该项政策在富吉村的实施效果打了折扣,申请补贴手续的繁杂则更是“雪上加霜”。先由农户向村委会申报种植面积和品种。由村委会登记、核实后,按自张榜公布七天以上,公示时间、地点要通过有效形式通知到所有农户。群众无异议后,上报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汇总审核后,将本辖区种植面积和品种上报旗县财政、农业部门。由自治区财政、农业部门将各旗县上报的补贴面积和品种汇总审核后上报财政部、农业部,申请良种补贴资金。对于这种“层层上报”的申请方式,农民和村干部均反映审核手续复杂、历时时间长,无法在采购种子的季节及时获得资金支持,大大削减了农民们的申报热情。

三、思考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富吉村村民如今在增收道路上的障碍主要存在于农业专业协会模式中的瓶颈因素及国家投资的大笔强农惠农补贴利用率低下。为了切实解决农民的这些问题,我们经过分析思考提出以下措施建议:

(一)农业专业协会组织订单种植,在生产前为农民与企业“牵线”

农民收入之所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由自然因素决定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市场因素决定的。如果协会能在农民组织农业生产前,先行捕捉市场信息、了解市场需求,并与企业签订合同提前将收购价确定下来,那无疑将把农民的市场风险降到最小;也会让他们从事生产时更安心、更有动力。订单种植的模式在黑龙江地区已有所实行,由政府“牵线”引进投资项目,企业与农民签下大规模订单,农民按计划生产,到收获季节无论市场情况如何均按订单价收购。而富吉村的专业协会由于长久以来在收购时一直起到联系企业和农民的作用,这无疑是从企业获取市场信息和引进订单项目的有利前提,若能架好这座桥梁,必将让农民吃下一颗“定心丸”。

(二)政府加大对专业协会的资金支持,并扩展协会的资金来源

建议政府从两方面扩展农业专业协会的资金来源:一是财政扶持,各级政府可设立供专业协会等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使用的专项发展基金,在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产业化资金中安排一定比例,为专业协会扩大生产规模的项目提供必要的启动资金;二是提供信贷支持,当前富吉村农民个人由于抵押和担保的缺乏常常难以获得充足的信用社贷款,建议村政府组织协会农民统一起来通过联保方式向信用社申请用于协会整体发展的大额贷款;所谓联保,指由村方协调,让贷款农民彼此作担保,村委会也为协会农民提供担保,从而获得较大额的信贷款项,为协会规模的扩大筹措资金。

(三)加强科技支持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一方面,建议政府在组织专业人员对村民进行科技培训与指导前先深入该村做好调查工作,可以随机走访几个种植户、养殖户,向其了解该村农民希望得到哪方面科学技术的指导,或者可以向村长询问该村最近一段时间在种植、养殖过程中遇到了怎样的技术困难,需要提供哪些帮助;调查后再由这些人员带着这些问题和建议有针对性地收集资料或寻求解决农民技术问题的办法,在之后的“三下乡”指导中“对症讲解”。另一方面,建议在指导过程中增强与农民的互动,例如可以让农民针对自己在种养殖方面的问题随时提问或是农民彼此分享自己的经验,化被动培训为主动参与,增强科技支持的效果。

(四)制定粮食直补的规范程序并严格监督

政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完善粮食直补工作:首先,落实好种植面积的统计工作,工作人员不得用过去的数据敷衍了事,必须走访农户对种植面积做实地调研和统计;其次,健全补贴资金公示制度,即对农民的补贴面积、补贴标准、补贴金额都要实行村级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如任何人对公示内容有异议均可直接反映,严格接受群众监督。

(五)将良种补贴预拨到旗(县),减少中间环节,提高资金支持的及时性

当前内蒙古自治区的良种补贴采用的是层层上报的方式,大大降低了补贴资金实际拨付到农民手中的速度,让农民在购种时难以及时得到资金支持。我们建议政府变被动的“层层上报”为积极的“级级下放”,即自治区财政部和农业部门在每年农民购种以前根据各旗县前一年良种采购的比例预拨一定款项到各旗县,农民在实际购买良种时可以直接上报到旗县进行申请,由旗县根据预拨的款项和农民申请的情况进行公示、审核并发放补贴;如预拨款项不足,可向上级申请补贴资金,若发放有结余则余额构成第二年补贴款项的一部分。当然,若实行此种制度必须建立严格的审核监督制度以防止补贴资金的滥用。

(六)国家财政资金适当分流部分,用于小型农机补贴

建议国家应结合地区差异,以及不同地区的农艺方式、农民意识及市场购买力等实际情况,允许各地灵活实行农机补贴政策。具体而言,首先可允许各省、自治区在国家制定的农机补贴目录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具有区域特色的农机具项目,特别是从国家财政资金中分流出一部分专门用于小型农机的补贴;其次,对于当地农民广泛使用的有区域特色的农机,政府应向积极开发此类产品的企业倾斜,特别是在研发资金和信息保护上给予这些企业支持,以充分发挥它们在农民生产经营中的重要作用。

如何有效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一直是国家在“三农”问题上重点关注的内容,富吉村村民开辟了一条以“农业专业协会”带动经济发展,以农业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道路,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然而,“农业专业协会”等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在我国仍未得到全面发展,唯有不断完善其发展模式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与此同时,对于国家大力出台的强农惠农政策,各级政府只有充分结合农民意愿,将政策与本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真正落实到细处才能让这些政策的效果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1.中共阿荣旗音河乡富吉村支部委员会:《富吉村2006—2010年新农村建设规划》,2006年。

2.王殿刚:《阿荣旗音河乡富吉村协会建设情况》,《中国乡村发现》,2007年10月。

3.《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农牧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目录》,2010年。

4.隆亚西:《2010年强农惠农政策》,《农民文摘》,2010年第4期。

5.张慧芳,卢朝东,段美旺:《农业协会发展初探》,《农业展望》,2009年第8期。

6.耿志力:《关于贯彻落实强农惠农政策的问题与建议》,《农业经济》,2010年第5期。

7.申秀清:《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几点思考》,《北方经济》,2008年第6期。

【注释】

(1)刘琳,女,1989年生,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生。

(2)徐浩然,男,1989年生,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生。

(3)郑理达,男,1988年生,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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