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企业网络的现状与优势

农村小企业网络的现状与优势&;;_中国千村农民发展状况调研报告2009-2010

农村小企业网络的现状与优势
——基于江苏省吴江市江村的调查

农村小企业网络的现状与优势
——基于江苏省吴江市江村⁽¹⁾的调查

⁽²⁾　胡一丹⁽³⁾　秦　瑾⁽⁴⁾

摘要：随着“苏南模式”的逐渐衰弱,江村地区涌现出一种乡镇企业网络模式。它有别于同时期引进外资为主导的“苏州模式”与一体化规模生产的“江阴板块”。乡镇企业网络具有结构完整、关系紧密与分工明确的特点,并且江村村民依靠它走上了致富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济组织方式更符合农村基本结构的要求。

关键词：乡村工业　乡镇企业网络　农村基本结构　苏州模式　江阴板块

2010年,时值尊敬的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笔者有幸造访中国社会学圣地——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开弦弓村。费孝通先生曾27次到开弦弓村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的农村调查研究,写下了《江村经济》、《三访江村》与《江村五十年》等重要著作。费孝通一生都在探索一条属于中国的乡村工业化道路,笔者也追寻着费先生“志在富民”的思想轨迹,对于今日江村农民赖以生存的纺织业与毛衫业做了细致的调查。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江村地区形成了乡镇小企业网络这一经济组织模式。企业网络与一体化规模企业、工业园区一样,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近年,学界对于企业网络的讨论也层出不穷。早先,经济学家已对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上世纪50至90年代的小企业网络集群演变,做了详尽的经验性研究。在意大利北部的小企业网络所生发的产业集群效应,使规模小、联合程度高的中小企业展现出惊人的产出。乡镇企业网络具有结构完整、关系紧密与分工明确的特点。本项调查就是要将江村的乡镇企业网络,与已被学界推崇为乡村工业发展模板的“苏州模式”与“江阴板块”进行对比,来比较说明在农村经济与家庭结构下,乡镇企业网络的优势。

一、开弦弓村基本情况

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开弦弓村（别名“江村”,以下简称江村）地处苏南地区,太湖南岸。全村区域总面积4.5平方公里；有25个村民小组,773户,常住人口3022人,其中农业人口2884人,劳动力1518人；耕地2965亩,其中水稻田117亩,桑地365亩,稻田、桑地改鱼池2483亩,外荡水面1400亩。2009年,全村第一产业占总比重的9.9%,第二产业占总比重的83%,第三产业占总比重的7.1%,是一个纺织业与毛衫手工业发达的乡村。

近年来,江村纺织业与毛衫业蓬勃发展。现今,江村的农民大多已加入到第二产业的生产中去。人均GDP约23735元,人均纯收入14336元,折成大米大约8960斤。从乡村工业发展中获益的江村农民,自给性开支减少,非自给性开支增加。新增开支主要有信息费、保险费、交通费、液化气费用、家用电器费用以及车辆购置费用；旧有支出有明显上升的是电费、建房费用、结婚与人情费、书费、医疗费等。农民的结构性支出的较大转变也说明了,江村地区的村民依靠乡村工业化走上了致富的道路,成为乡村工业发展的真正获益者。

二、调查分析

在传统“苏南模式”逐步衰弱过程中,苏南地区也涌现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以江村地区为代表的乡镇企业网络模式,以及以引进外资为导向的“苏州模式”与推崇大型民营等级制企业的“江阴板块”。费孝通一生都在寻求与探讨乡村工业化的出路,而作为“苏南模式”之后苏南地区延续与发展的经济模式,它们在探求这一出路上有什么差别呢？

（一）江村地区乡镇企业网络

如今的江村已远非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所描摹的鱼米与桑蚕之乡,也非他在《江村经济五十年》中所叙述的集体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景象。在对江村的村委委员、村核心私人企业家与管理层、私人作坊主以及一般村民分别进行深度访谈后,笔者意外发现,当前江村地区经济组织模式,并非如苏州与江阴等地政府依然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绝对主导者,也并非如七都镇中政府退出企业管理后,运用商会这一非市场治理模式来治理地方（刘世定,2010）,而是在产权改制一段时期之后,形成了市场导向下的乡镇小企业网络（SmallFirm Networks,SFNs）的协作生产模式。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前,乡镇集体企业是地方经济的主导组织模式。江村地区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先后成立了几家规模较大的从事纺织业生产的集体乡企,而在这段时间里毛衫业还未兴起。乡镇政府开办的这几家纺织企业雇用员工的人数一般都在百人以上,特别是1982年成立的开弦弓丝织厂人数最多时达到300人以上。同质性极强的集体企业间,达成了不断规模化生产这一企业发展思路。而地区纺织业市场逐步趋于饱和带来产业内的激烈竞争,这使产品单一并且盲目扩张的江村纺织业的集体企业蒙受倒闭的结局。

而如今,江村地区的乡村工业形成了两个支柱产业,即原先的纺织业与新生成的毛衫业。在这两个产业中的企业并没有重复原来规模化生产的方式,而是呈现出小企业网络生产方式的气质。如图1所示,纺织业与后起的毛衫业在市场与等级制这两极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区间,即企业责任网络形式（Lindberg andCampbell,1991）。

图1　江村地区的小企业网络示意图

1.纺织业：转包关系下的企业网络

近几年,江村地区的纺织业私人企业雇用的员工一般维持在50至100人左右,而机器也大多在100台左右。由于技术革新后新设备的引进,以及生产规模的有意识与有限度缩小,使现在所有员工与机器的人机数量比下降到0.5—0.67,而实际操作工人与机器数量之比更是下降到0.15—0.2,比集体企业时期几人管一台机器时的效率有很大的提升。整个纺织业都在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而具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生产型企业,由于其技术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而需要与其他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Hollingsworth,1991）。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采取的垂直整合策略不同,未来企业的生存,中小规模的企业要与上下游的相关企业建立牢固的关系,而不是在市场中选择获得。江村纺织业中,专注于生产的私人企业与订单供应商保持一种转包的契约关系,而与原材料供应商以及掌握分销渠道的经销商,则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在经销商方面,除了有一家生产商直接销往绍兴,其余的生产商都与方圆20公里范围内的周边地区的经销商建立了稳定的关系。为强调这种关系的稳定,一位姓饶的私企负责人举例说：

选择一固定公司的原料,其他的我不管。这家也供本村其他生产商的货,大家价格是一样的。纺织原料和石油有很大的关联,今年从平时单价的1万2被炒作到1万7。和经销商进行协商,比如我出2毛,你出6毛,大家协商好的。到明年如果再有变化,就再协商。⁽⁵⁾

生产商与经销商并非通过市场变动价格来确定两者的收益,而是通过协商的方式来共同分担市场风险。在原料提供商方面,江村的纺织业生产商也与其保持了长久的关系,有一家甚至保持超过有二十年的时间。多位私企负责人都表示,他们会从一到两家认定的原料供应商那里进货。而与生产商比,数量占少数的原料供货商会对村里多个企业提供所需的商品。

更难能可贵的是,虽然生产商之间的互动为竞争所替代,偶尔有消极的互动（被另一个企业挖走员工）,但各个生产商都呈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在8家生产商中,有基于成本领先的生产商,有致力于差异化生产的,甚至有狭小市场中的“利基”（niche）主义者。从分包的种类中可以看出,江村地区的纺织业产品几乎涵盖了吴江市所有的同类产品,并且有部分商品的技术只有江村的一些私企拥有。地方能够满足不同转包订单的不同要求,这也使纺织业转包关系更为稳定,整个企业网络承受风险的能力要明显强于其他网络型的竞争者。

2.毛衫业：合作关系下的企业网络

毛衫业在江村地区正式地逐渐兴起。毛衫业的生产绝大多数是家庭作坊的组织形式。据姚富坤⁽⁶⁾估计,目前江村从事该产业的户数大约有40户左右。过去几年,人数最多的时候,有70户之多。户数虽然减少了,但由于引进了机械化的横机而非过去手摇式的横机,之前每天100—200多件的效率,提升到现在一户人家至少500件,多的话有5000件。各个家庭作坊的人数也有所减少,如今,一般维持在10人以内。而这种小企业、少雇工与大产量的生产方式,必然要诉诸更好的分工协作。

企业规模很小,而且技术密集程度高。每个企业在一段时间内都专营一系列产品,但与同一地区的其他企业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Hollingsworth,1991）。江村地区的毛衫业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上游做原料供给,中游做加工与拼接,下游做供货⁽⁷⁾。在调查后,笔者发现,整条产业链所呈现出的是不同于纺织业基于转包关系的企业网络模式,而是有合作契约关系的企业网络模式,虽然家庭作坊的最终产品将以转变契约的形式交给一个经销商。两者最大的区别主要集中在生产商方面。各个家庭作坊都致力于产品生产链上的一个环节,企业间长期稳定的关系与下面提到的模型相似：A+B+C+D+F,因此,在毛衫生产上,生产作坊在来料加工、组件生产以及缝制包装工作之间进行分工合作,合作契约建立在彼此高度依赖关系的基础上（Hollingsworth,1991）。

在原材料提供与经销方面,毛衫业也不同于纺织业。江村距离目前中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地濮院镇并不远,原材料的供应以及制成品的经销都由濮院这一巨大的市场来输送与承接。江村中有一些村民就在濮院市场中做毛衫原材料供应与经销,而且许多家庭作坊主与当地厂商保持着不仅仅是客户间的关系,所以对于市场信息的把握敏锐而准确。整个体系灵活的组织化结构使得企业能够通过对市场需求快速做出反应,以提高效率（Sabel,1987；Friedman,1988；Lazerson,1988）。

3.配套的基本服务与贷款业务

在江村地区,纺织业与毛衫业的发展也需要有一定的基本服务以及常规金融业务的开展。在交通运输方面,贯穿江村的是一条连接庙港镇与震泽镇的庙震公路,2007年底竣工,由沥青混凝土铺成,属二级公路,沿公路向南10公里可达318国道,再向南40多公里可达320国道,大大方便了工业产品的运输。在常规金融服务方面,经调查,距离江村仅3公里的庙港镇就有小额贷款的供给,吴江农村商业银行庙港支行也距离江村不远,成为村里私人企业家的首选。而一般家庭作坊都会向亲朋好友借款以周转资金,同时,村里也有利率高于信用社与商行一倍的私人贷款组织,在业者应急时,会被纳入贷款的考虑范围内。私营企业与商业银行、信用社以及政府的借款机构形成了长期稳定的网络关系。

（二）“苏州模式”

“近年来,苏州的经济发展不断加速,在实现了由农业向工业、由内向型到外向型的转变基础上,正面临着由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由制造经济向创造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当被问及应如何描述“苏州模式”时,苏州知识产权局局长如是说。自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始,苏州地区出现了与集体经济完全不同的发展导向——通过引进外资并建立工业园区的方式发展地方经济。大量资本的引进,必然要有与其规模相符的大量劳动力与土地来配合发展。为此,原先的当地农民在出让土地后,完全转变为工业园区的劳动力,以获取工资的方式结束了务农的生涯。

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苏州在全国大中城市GDP排行榜上居第四位,名列上海、广州和北京之后。苏州的实际吸引外资规模超过上海、深圳,居全国各城市之首。然而,GDP的高速增长却也使舆论对“苏州模式”产生了一种质疑：

苏州人均GDP超过40000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而同等的人均GDP规模,上海人均收入2万多元人民币；即使在人均GDP只有8260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人民币。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⁸⁾

人均GDP的高速增长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缓慢增长形成了显著的落差。在苏州统计局刚统计出的2009年公报中,两项指标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增大：苏州人均GDP11685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12987元。从具有说服力的数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苏州模式”在地方政府政策的推动下,工业与服务业有了长足发展,但传统的“志在富民”与“以工辅农”的思想没有明显的体现。

（三）“江阴板块”

“江阴的路子其实是传统产业加上市公司,企业发展创新去上市,又依靠上市筹来的资金发展企业,这对江苏民营企业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模式对苏商的参考意义重大。”对于“江阴板块”的模式,苏商理事会秘书长俞文勤解释道。上世纪90年代,与苏州、无锡选择外资进入的“打工经济”不同,江阴开始大量从上海引进设备和资金,承接了纺织、钢铁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举奠定了如今的工业基础。而后,江阴市探索出了三条卓有成效的办法：一是通过输出品牌、技术,兼并转让,盘活资产存量,实现企业低成本扩张。二是企业通过股票上市加速资本扩张。三是调整资本归属观念,打破常规,开创全新的资本经营方法,由追求资产所有和所在,向不求所有、只求所在、但求所得转变（上官高峰、包一飞,2000）。

由此,“江阴板块”中的民营企业不断融资与再投入实业生产,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等级制整合企业（intergatedfirm,IF）。以江阴经济发展模式的代表华西集团为例,旗下的纺织产业形成了垂直一体化的子公司集团企业。华西华昌化纤与华西棉纺公司负责原料加工等产业上游环节；华西玛菲尔服饰有限公司则是集科研、设计、生产、销售、展示、商务等于一体的企业,主要负责产业中下游各环节；华西毛纺外贸总公司则负责对国外客户进行外贸销售,并且引进国外纺织业的先进设备。仅此一项产业华西集团就雇用员工5500人,整个企业的生产规模与生产量可见一斑。然而,反观江阴地区的统计公报,可以发现,与苏州相同的是,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2009年江阴市人均GDP142365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13172元。并且规模性工业生产对于土地的占用,以及农村的城镇化与城市化进程对于农业空间的侵蚀,都直接影响到务农者的数量与农业生产。

三、基于农村基本结构的合理性比较

小企业网络与一体化的规模企业正好是可能有的经济组织模式的两个极端（Perrow,1992）。一体化企业总是尽可能多地并购它的竞争者,而且通过前向与后向一体化来尽可能多地控制如钱德勒（Chandler,1977）所说的从原材料到最终顾客的“生产量”（Perrow,1992）。如新制度经济学家所想的那样（Williamson,1983）,一体化的企业与非一体化的竞争者相比,降低了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工业园区的建造,引进了乡村工业亟需的资本,而政府让当地的农民来充当兴办厂商所必要的劳动力。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使工业园区的经济发展充满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此同时,农民也完全转变为工业劳动力,城镇化的进程在不知不觉中向前挺进。

然而,城市工业的逻辑继续在农村施行,未必能适应农村特有的经济环境。考虑到农村本身的农业效应与农村家庭和经济结构这两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一体化的规模企业与工业园区的建立并非能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从长远眼光来看,对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费孝通有一番发人深省的思考：

没有发达的工业,农业是稳不住的。反之,没有农业的稳定,乡村里的草根工业就会失去根基而枯萎。当前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农业的不稳定。看来,农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的经济效益远远落后于工业的经济效益。但在发展农业时不应仅仅考虑经济效益,而要综合考虑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无农不稳”还应当包括在当前和长远的考虑里。⁽⁹⁾

首先,大型一体化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制约农业用地的使用,进而影响乡村农业效益的发展。以华西集团为代表的“江阴板块”可以作为特例,但不足以争相效仿。党中央、国务院对于“守住18亿亩红线”给予最为严格的控制政策。据姚富坤估计,苏南地区的储备粮从1980年可紧急解决当地3年的粮食需求,下降到2004年的不足3个月,到2010年的不到1个月。“如果碰上灾年,连农民也没有粮食,苏南地区如何渡过难关？！”姚富坤喟然叹道。除了占用土地,舆论对于农村规模工业污染也诟病不已,严重破坏了农业环境。“以工辅农”而非“以农辅工”的思想在现今还需要被贯彻与再生产,农业在广大的农村依然是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产业。

其次,工业园区型的经济发展过程,也会破坏既有的农村家庭与经济的结构,农村家庭将被动接受过快的城市化进程。工业园区中的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都需要可观的劳动力,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然会对本地、周边甚至更远的地区进行大量劳动力的招募。为了降低人力成本,农民将会成为工业园区厂商的首选。青壮年的劳动力流失后,农村里留下的是老人与低龄儿童,当地的家庭结构会趋于不稳定的状态——空巢家庭与留守家庭等,而且,更不利于当地农村务农与务工经济活动的开展。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本地农民转变为完全的劳动力后,农业宅基地的失去使其经济生存不再有底线的保障,进退两难的农民生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反观以江村地区为代表的乡镇企业网络的经济组织模式,在高产的前提下,比一体化的规模企业与工业园区的企业组织形式更能适应农村经济结构的要求。江村地区的毛衫业以平均一户每天500件与总共40户来计算,每年可生产毛衫数达到惊人的730万件,毫不逊于华西集团的毛衫生产水平。并且,在农业效益方面,乡镇小企业网络与其相得益彰。中小型的私人企业网络已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占用的土地远远小于一体化规模企业所占用的,污染也明显低于后者；家庭作坊更是在节省农业用地的同时,为作坊主节省了租金等管理成本,而剩余的大片农业用地则可以集约化地进行种植与养殖等农业活动。在农村家庭与经济结构方面,纺织业与毛衫业在本地的发展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同时,稳定住了农村家庭结构。纺织业由于规模不大,招纳本地的员工已基本能满足需求,而不需去其他地区广招雇员；同样,毛衫业的家庭作坊在使农民拥有土地的同时,使整个家庭都融入到协作生产中去,稳定了家庭原本趋于变动的结构。最后,从整个地区来看,乡镇小企业网络使江村的社会网络与邻里间网络进一步加深了网络关系的认同,对于稳定社区关系大有裨益。

总之,一是以江村地区为代表的乡镇企业网络展示出对于农村结构的高度相适性。相比于一体化的规模企业大量占用农业用地,以及工业园区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于农村家庭结构的破坏,企业网络的组织模式在不影响农业效应与稳定农村家庭与经济结构的情况下,保持不逊于前两者的工业制成品产出的效率。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乡镇企业网络能够实现社区内相关网络关系的维系与再生产。纺织业转包网络的社会资本维系方式与毛衫业合作网络的亲朋关系关联结构,都会在乡镇企业网络的组织运行中不断取得与加深联系,对于社区网络关系的稳定与认同产生积极的作用。当然,如果能建立专门技术培训的组织机构,就能向协作程度更高的推广网络（promotional networks, Lindberg, Campbell, Holling- sworth,1991）转变。对于费孝通先生一生都在求索的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乡村工业化的出路,本调查中呈现的江村地区经济组织形式可能成为他“志在富民”思想的一个探索。其次,江村地区纺织业与毛衫业乡镇企业网络成为寻求规模与范围（ScaleandScope,Chandler,1990）平衡点问题的一个经验性呈现。乡镇企业网络兼有了单一产品高产与产品多样化的特点。纺织业通过生产商的多样化战略,向范围经济的那一端演进；而毛纺业（电动横机可实现多样化生产）则通过生产商的生产环节内再分工,使产业向规模经济的那一头靠近。相比于一个常规一体化巨型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生产的可能性,企业网络的规模与范围经济实现程度则要明显优于前者。江村乡镇企业网络以惊人的产出与多样化的产品,使村民走向了科学而可观的致富之路。

参考文献：

1.CharlesB.Perrow,（1992）,“Small Firm Networks.”Instiutional Change：theory and empircal findings,edited by Sven-Erik Sjsrtand.M.E.Sharpe.Inc.pp.111—138.

2.Alfred D.Chandler,Jr.1977.The Visble Han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Leon N.Lindberg,and JohnL.Campbell.（1991）,Governanc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editedby JohnL.Campbell,J.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LeonN.Lindberg.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Chandler.Alfred D,（1990）,Scale and Scope.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David.Friedman,（1988）,The Misunderstood Miracle：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olitcal Change in Japan.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6.Mark H.Lazerson,（1988）,“Organizational Growth of Small Firms：An Outcome of Markets and Hierarchies.”American Sociolgical Review53：330—342.

7.Charles F.Sabel,（1987）,“The Reemergence of Regional Economies：Changes in the Scale of Production.”Unpublishe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volume,Experimenting with Scale.

8.Oliver E.Williamson,（1983）,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 and antirust implications,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 ganization.New York：Free Press.

9.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年。

10.费孝通：《小城镇四记》,新华出版社,1985年。

11.费孝通：《江村经济五十年》,《江苏社会科学》,1986年第10期。

12.上官高峰、包一飞：《“江阴板块”的魅力——来自江阴的报道》,《萧山日报》,2000年3月18日。

13.刘世定：《退“公”进“私”：政府渗透商会的一个分析》,《社会》,2010年第1期。

【注释】

(1)江村现为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开弦弓村。1936年,因费孝通曾在此调查并写成《江村经济》一书而得名。费孝通此后又26次访查江村,并就此地80年代后出现的集体经济而总结出“苏南模式”这一概念。

(2)：男,1988年生,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社会学专业本科生。

(3)胡一丹：女,1988年生,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公司金融专业本科生。

(4)秦瑾：女,1990年生,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公司金融专业本科生。

(5)基于对饶姓私营企业家深度访谈的录音整理。

(6)姚富坤：现为开弦弓村村委委员。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跟随费孝通调查本村及苏南地区的情况,90年代中期后,又组织调查与研究开弦弓村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变迁,是村中乡镇企业产权变更的亲历者。

(7)基于对姚富坤深度访谈的录音整理。

(8)这是时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公开发表的观点。

(9)费孝通：《江村经济五十年》,《江苏社会科学》,198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