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纳西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抢救

木基元

1957年1月至1966年4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关键时期，云南纳西族地区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先后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右斗争补课等政治运动，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了一批领导干部、知识分子。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泛滥，各项工作脱离本地实际，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人民生产生活困难，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1960年冬，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引下，纳西族地区的各级干部群众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开展恢复生产推进发展的工作。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1961年4月10日成立了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自治机关的建设稳步推进。^[2]在抢救保护东巴文化遗产和纳西古乐方面，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顶住压力，克服困难，开展扎实的基础性工作，书写了光彩华丽的一章，对日后纳西文化的保护与丽江的声名远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一、金生丽水，周霖进京办画展

周霖被选举为副县长，并赴京举办个人展览，是这一时期纳西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3]周霖（1902—1977），字慰苍，纳西族画家，生于长江第一湾的石鼓镇，长于大研古城。自幼酷爱绘画，深得祖父周兰坪（清末举人）和父亲周冠南（也为清末举人，同时是纳西族第一位留学日本的学子）教诲。上海美专肄业后，为追求绘画艺术，几经辗转，走遍大江南北。20世纪40年代，返回丽江从事教育工作，组织融诗书画乐于一体的业余画会“雪社”，进行绘画、音乐、诗词、书法活动。曾同他人一起筹办黄山幼稚园，开创了丽江幼儿教育的新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过县文工队队长和文化馆馆长。“反右派”斗争刚刚结束不久的1961年4月，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宣告成立，周霖被选为分管文化教育的副县长，1965年11月起兼任县政协副主席。1963年8月，周霖还被选为云南省美协副主席。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画家出众的才华、端正的品行固然是一个主要原因，各级党委和政府尊重知识、大胆起用人才的气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1963年五四青年节期间，在云南省文化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周霖首次在昆明举办个人画展。恰逢陈毅副总理出访越南回到昆明，听说有一位纳西族画家在此举办个展，便在外交部副部长黄镇以及云南省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陈毅副总理十分赞赏周霖的国画技艺，勉励他扎根家乡，继续深入生活，不断充实提高，多画家乡秀美山川和新人新貌，叮嘱云南省委领导要为周霖的创作进一步提供良好条件。最后，陈毅爽朗地告诉周霖：“今年我邀请你到北京过国庆节，把你的画也送到北京去展出。”

在陈毅副总理的关心下，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单位积极促成，当年9月13日周霖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作品120幅，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参观，并各购买了一幅画作作为收藏。陈毅副总理还精心组织了郭沫若、于立群、王昆仑、吴晗、谢冰心、赵朴初、吴作人等文化名人到场参观并与之谈诗论画。郭沫若称他的作品为“诗、书、画三绝”，并奋笔挥毫题赠周霖：“石鼓声闻到凤城，龙潭风物活生生。山泉引自源头处，天外飞来有鹡鸰。”大师们还认真评点了周霖的作品，指出“临摹足以乱真而创新不足”，鼓励他提高技巧，努力创新。吴作人也称赞周霖是“金生丽水，艺数周郎”。周霖还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金沙水拍云崖暖》和《玉龙金川》两幅大型国画。画展原定9月29日结束，因其影响甚大又延至10月6日。9月30日晚，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周霖荣幸地出席了国庆招待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晚报》《民族团结》《民族画报》《美术》等报刊、电台对周霖画展进行了报道，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赴京展览不仅开阔了周霖的眼界，为他日后的艺术创新注入了巨大的动力，同时也不断扩大了纳西文化和丽江的知名度。周霖深深感激中国共产党的知遇之恩，焕发出崭新的艺术青春。回到丽江后，他满怀激情地创作了《山村接生员》等富有时代特色的作品，开拓了艺术创作的新路。可惜的是，在接踵而至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这位优秀的纳西族国画家惨遭迫害，含冤辞世。1981年和1982年周霖画作再度分别在昆明和北京展出，展出作品达248幅，并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霖画集》。囊括其画作精品的周霖画集，列入了“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大红袍”书画品牌系列，2011年4月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

二、拨出专款，抢救东巴文化遗产

这一时期最有气魄、功勋卓著的，是对东巴文化作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抢救，收集整理翻印了一批东巴经书。这与时任县委书记徐振康的远见卓识和过人智慧是密不可分的。

1928年生于云南省云县的徐振康，就读云南大学外语系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带领一批学生党员在滇西“边纵”七支队开展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年仅24岁便担任华坪县副县长，28岁出任迪庆工委书记。1959年9月，徐振康31岁时被任命为丽江县委书记，直至1965年2月。徐振康大学时代便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参加工作后又自修了俄文，到丽江任职后便到县图书馆借来了乾隆《丽江府志》、光绪《丽江府志稿》《木氏宦谱》《徐霞客游记》等地方古籍史料，他还到档案馆查阅了奥裔美籍学者洛克的英文著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多次求教于方国瑜教授，清楚地意识到保护纳西文化的重要性，并积极地推出了抢救方略。^[4]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徐振康到北京参加7000人大会，专门邀请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纳西族学者周汝诚回乡主持东巴文化抢救，经学校同意，周汝诚于下半年返回家乡任县文化馆馆长。当时丽江财政十分困难，徐振康指示拨出专款，派出县委唯一的吉普车，把鲁甸乡新主村的和正才、大东乡的和九日、黄山乡五台村的和芳、太安乡汝南化村的多海、黄山乡文笔村的多兴等五位大东巴接至县文化馆，又去中甸县三坝乡白地村请来了两位大东巴久干吉、年恒，先后抽调了周霖、周汝诚、周耀华、桑文浩、和锡典、李即善、木耀钧、林炳铨、和凤春、赵净修等人组成了抢救班子。在老东巴和抢救组的共同努力下，收集东巴经书5000余册、一批东巴画和法器，随即开展翻译、整理和纪录工作，由老东巴念诵讲解，年轻的纳西学者们用国际音标记音、直译和意译。这次抢救行动整理了不雷同的东巴经书528本，分为13类；翻译了140多本，石印了其中的22种，翻印了《木氏宦谱》《光绪丽江府志稿》《纳西族历史资料》等一并分送北京、上海、南京和昆明等地的大型图书馆珍存。1964年8月，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召开第一届政协会议，周汝诚被选为副主席。

这一时期，经过县委书记徐振康的邀请，中央民族学院同意该院青年纳西族教师和志武带领纳西语班的10名学员到丽江作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继后又参加两年语言调查，进行一年的东巴经专题调查。他们深入到玉龙山下、金沙江畔的纳西村寨，在劳作现场、在火塘边全面征集纳西文化资料。出身东巴世家的和志武凭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在历次调研中倍加努力，“不断实践，日积月累，所掌握材料渐渐丰富，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也不断提高”。^[5]和志武先生后来出版了多种纳西文化专著，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成为国际知名的纳西东巴文化研究专家。

就在东巴文化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成果正要发扬光大之时，“文化大革命”来临了，关心抢救纳西文化的有识之士也自然摆脱不了厄运。徐振康被指责包庇地主富农、大搞牛鬼蛇神，成为黑透顶的典型一夜间就被打倒，县委书记的职务也被撤销了。追随他抢救东巴经的纳西学者们统统被打成“牛鬼蛇神”，有的为此还丢了公职；东巴们则被赶回到各自的村子严加看管，许多满腹经纶的东巴在“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中含冤去世。那次大规模的收集抢救工作，为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拨乱反正，进一步加大东巴文化的保护与研究力度，新中国五十年华诞之际全面完成《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浩大工程，100卷恢宏巨制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从而为问鼎世界文化记忆遗产桂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慧眼识珠，《白沙细乐》得保存

著名的纳西古乐是纳西族保留传统文化，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华的产物，是多元文化融会发展的艺术结晶，它由白沙细乐、洞经音乐及皇经音乐组合而成。纳西族白沙细乐，又名“崩石细哩”“别时细梨”“别时谢礼”，是一部流传在丽江纳西族中的古典音乐。白沙细乐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纳西先民创制的一部器乐、声乐及舞蹈相结合的古典音乐套曲，所表现的是生离死别、怀恋缱绻的感情。其历史渊源原有两说，一说“元人遗音，靡靡切切，酸楚动人，相传世祖临别所赠，故分别时谢礼”；二说为创自于纳西族民间凭吊战争亡灵之乐。1956年曾参加了云南省首届业余歌舞戏曲会演，荣获一等奖。

尽管处于1960年—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但丽江县委、县政府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弘扬工作一刻也未曾消减过，在认真听取文化部门关于《白沙细乐》的重要价值和濒临失传的工作汇报后，县委责成宣传部长和睦晶同志主抓，安排经费组建工作班子。1962年3月，由中央民族学院音乐研究室、云南省歌舞团、丽江地区歌舞团、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文教局和文化馆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由和睦晶同志任调查组组长，具体参与者有毛继增、吴景明、范均、罗云平、寇邦平、豆敬寿、王乃勤、周霖、赵净修及和汉。他们对《白沙细乐》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采录，重点采访了《白沙细乐》的著名传人和锡典，同时新发现了老艺人和崇善、李云庆、李玉龙等，撰写了《关于白沙细乐的调查报告》，编写了《白沙细乐参考资料》，录制了各乐章合奏、齐奏及单声部的音响资料，记录了总谱，省、地歌舞团的演奏员学习了乐曲的演奏方法、风格，较全面地保存了《白沙细乐》的有关资料。^[6]收集到的有《笃》《一封书》《三思吉》《美丽的白云》《跺蹉》《看蹉》《幕咪呜》《幕布》《南曲》等9个调，另有《北曲》《叨叨令》《寄生草》《南京调》和《一枝花》等。乐器有横笛、直笛、芦管、苏古笃、小曲项琵琶、古筝、二黄、胡琴，演奏至少要有8人并以合奏为主，同时也伴歌舞。赤足舞（跺蹉）、云雀（劳马蹉）、弓矢舞（抗蹉）、白鹤舞（夸蹉）等在送葬时奏跳。“跺蹉”“劳马蹉”“抗蹉”“夸蹉”均为纳西语，是舞蹈土生于民间的标记，从生离死别中还可佐证送魂路线等纳西史实；乐器中的“苏古笃”“芦管”均与元朝宴乐之器“火不思”“波伯”有异曲同工之妙。《白沙细乐》音乐结构前后呼应，按现在的“作曲”法则采用前曲音乐来做后曲变奏之高超技法。其主奏乐器筚篥（直笛）的旋律高高在上，与下声部形成独特的不协和效果，所产生的气氛让人感到紧迫、激动，甚至是哀伤动人的感觉。《白沙细乐》各章或具有流利清扬的风韵，或具有高亢朴实的气质，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乐曲。

《白沙细乐》是元明遗音与纳西民间音乐的完美结合，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逐步形成的套曲，其构思独到，器乐兼歌并舞，意境深宽，曲调抒情，旋律委婉流畅。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批国内知名的学者到丽江调查研究，对保护、传承和弘扬《白沙细乐》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并给予了较高评价。近五十年来，纳西族民间艺人和锡典、和茂根等人为《白沙细乐》的保护传承付出了毕生的心血，纳西族学者周善甫、和毅庵、宣科等人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四、重修得月楼，郭沫若挥毫题匾联

丽江黑龙潭因潭水清碧如玉，又称“玉泉”。《光绪丽江府志稿》载：“玉泉龙王庙，在府城北象山麓，依山面水，殿阁高耸，古树浓荫，寒潭漱玉，天然美景不假人工，诚邑之盛境也。”由公园大门、锁翠桥、龙神祠、得月楼、古戏台和后来迁建的五凤楼组成的明清建筑群，与园内5万多平方米的泉水深潭构成了天人合一的绝美景至。

得月楼营造于光绪年间，此楼的模型制造者是丽江大研镇人杨兆瑞在广东省某县供职县令，游览杭州西湖时看见亭台楼阁修盖得非常雅致，便请了一位编制篾匠，仿着杭州西湖的三层楼的模样，编制了一座竹楼。杨兆瑞很快把模型带回到丽江，筹集款项，又请了一班丽江县九河乡的木匠，仿着模型营造了黑龙潭的三层楼，并由丽江文人杨道田题名“得月楼”。

1961年冬，一对情侣为情所困，在黑龙潭得月楼殉情，并把整个楼阁毁之一炬。次年，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政府克服困难拨出专款，果断决定重建得月楼，由来自丽江县白沙乡的大木匠和福全掌墨，还有九河乡的木匠、金山乡的石匠等协助营修。得月楼竣工后，丽江县文化馆馆长周汝诚集毛泽东诗词联，上联是“春风杨柳万千条，风景这边独好”，下联为“飞起玉龙三百万，江山如此多娇”。周汝诚还提议通过与郭沫若的个人工作关系，请郭老为得月楼再撰一联，此建议得到了地方领导的积极支持。周汝诚写了一封详细介绍丽江黑龙潭情景和得月楼重修情况的长信，经县委书记徐振康和宣传部长平青审核后，直接寄给了郭沫若先生。^[7]才华横溢的郭沫若虽未曾涉足过这块迷人的土地，却以宏大的气魄和敏捷的才学，题书了“得月楼”的匾额及两副楹联。其自撰书联为“龙潭倒映十三峰，潜龙在天，飞龙在地；玉水纵横半里许，墨玉为体，苍玉为神”。在毛主席诗词集句楹联后跋曰：“玉水龙潭得月楼落成，地方领导集毛主席诗词语四句为联，嘱为书出。1963年6月25日书就，寄自北京。心向往之，何日得以一游耶？”

五、筚路蓝缕，各项事业获进步

1957年至1966年期间，一批文化事业单位相继成立，群众文化活动十分活跃。1961年成立了丽江县文化馆；成立于1955年的地区文工队于1961年更名为丽江专区歌舞团，人员多达40余人；地区电影放映器材供修站、地区滇剧团也于当年组建；1965年建成了丽江县文工队，纳西古乐、民族歌舞参加省会演或出国演出；1964年，禾雨作词、李德熙作曲、具有典型的纳西民歌风格的《阿丽哩献给毛主席》，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由16个民族姑娘共同演唱，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外国驻华使节的赞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专题片，中国唱片社录制了密纹唱片。

尽管过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主脉，夸大了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这一主题。我们仍应该肯定，纳西族民间文学的调查与研究在这一时期翻开了新的一页。1959年春，中国科学院组织民间文学调查组，到丽江采访了几十位歌手，其后形成了一批成果。刘超记录整理的《纳西族的歌》，1959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整理选编了80多首，分为引歌、新歌、悲歌、情歌、婚歌、挽歌等九个部分。1959年12月，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编写、王宗孟等编著的《纳西族文学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纳西族第一部文学史，对纳西族文学的内容、特点和发展规律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探讨，分为绪论、早期纳西族文学、元明清时期及1927年以前的纳西族文学、新中国成立前的纳西族文学和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的纳西族文学等篇章。中共丽江地委宣传部也组织地方文化工作者收集整理了21篇纳西族民间故事、传说、寓言，冠之《阿一旦的故事：纳西族民间故事》的书名，1960年4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收集整理的第一部纳西族史诗《创世纪》，也于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徐嘉瑞、和鸿春整理的纳西族长诗《相会调》。

1961年10月8日至11月4日，民族考古学家汪宁生考察丽江，对滇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拜访了周霖、和芳、桑文浩、吴积仁等纳西族学者，对福国寺、玉峰寺、文峰寺等进行了实地寻访，对纳西族的羊骨卜、东巴仪礼中所使用的木牌画、纳西族二牛三人农耕法等等学术问题收集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并依据相关资料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8]其后，在他不断推出的学术成果中，纳西文化的元素占了较大的分量，如《滇西北地区的几个喇嘛寺》《纳西族源于羌人之新证》《东巴教和东巴文化》等。

1962年年底，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和省博物馆派出工作组对丽江县古代壁画及土官府建筑群进行了调查，并由孙太初执笔整理成《丽江壁画调查报告》。^[9]该报告叙述了丽江壁画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壁画的年代，并总结了壁画题材、艺术、风格的特点，归结为多教并存、多民族技法糅合。1963年8月，陈兆复深入丽江写生，周霖向他介绍丽江的相关情况时，特别提醒陈先生关注丽江壁画：“对壁画的研究现在还仅仅开始，以前发表的一些介绍文章只能说是试探性的，今后还应该从佛、道、喇嘛、东巴等方面去进一步研究它的内容和表现方法。”因此，陈兆复在丽江县文化馆的支持下吃住在白沙，详细考察了大宝积宫、大定阁、大觉宫的壁画并做了代表性的临摹，实地丈量了其尺寸，对其年代、内容、风格也作了翔实的记录，成为第一份专业水准的丽江壁画考察报告。^[10]陈兆复在该报告中指出，丽江壁画的最大特点，在题材上是多种宗教的糅合；表现在艺术上，则是糅合着汉、藏、纳西等民族，特别是汉、藏民族绘画艺术的传统风格。

泸沽湖畔纳西族摩梭人遗存的母系制婚俗及其特殊的母系制家庭结构，在这一阶段被民族学家撩开了神秘的面纱。1960年，宋恩常、朱宝田和吴光湖等来到永宁，最先开始了对永宁纳西族摩梭人的系统调查研究，并写成了《云南宁蒗县永宁纳西族社会及其母权制的调查报告》。1963年初，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刘尧汉、严汝娴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宋兆麟在此间作了四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并收集了3000多件文物，雇用40匹骡马把这批文物驮出丽江。^[11]云南省博物馆也派专人调查征集摩梭人母系家庭与“阿注”婚制文物635件，1963年底在省农展馆举办了《宁蒗县永宁纳西族（摩梭人）母系家庭和阿注婚姻专题展览》。^[12]此后，不断有来自国内外的学者来到这里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成果迭出，摩梭人遗存的母系制婚俗及其特殊的家庭结构成了国际人类学界格外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丽江人”的发现是云南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13]1964年，在丽江县城南约11公里的木家桥水利工地上，纳西族民工和运祥发现人类头骨化石，后经人类学家研究，认为这是距今10万—5万年前的智人化石，定名为“丽江人”。丽江人头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有一定程度的石化，但石化程度并不太深，头骨呈灰褐色，局部有色泽较深、大小不等的色斑。脑颅部分比较完整，除左侧颞骨的鼓乳部、枕骨的底部和两侧部缺失外，其余部分保存完好。丽江人头骨是云南迄今已发现的更新世晚期化石智人的颅骨化石，为研究云南地区化石人类学提供了资料。196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有恒等到发现化石的地点进行了短期的调查和采集，对地层作了详细的观察和研究。1963年云南省博物馆张兴永曾到丽江考察，又发现一些哺乳动物化石，还发现了6件石制品，所发现旧石器除石片、石核外，较有特点的是刮削器、砍砸器和石球等。丽江人化石地点发现的石制品数量不算多，但可以确定是上更新统地层里的产物；类型虽简单，但这是中国西南部横断山脉地区一批不可多得的旧石器材料，特别是当中数量较多的石球，它的发现对研究中国旧石器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8年4月，纳西族玛丽玛莎人居住的金沙江支流腊普河畔的维西县戈登村，也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14]云南省博物馆派员前往清理发掘，共出土了90件文物，其中有大批的石器、陶器，还有零星的骨器和哺乳动物遗骸。石斧以椭圆形和扁平梯形为主，石刀以长方形和平背弧刃的半月形居多，石镞呈柳叶形；陶器为平底板耳器，陶质以夹砂棕褐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网状方格纹为多。经鉴定为新石器时期遗物，时代约在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文化遗址与云南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文化遗址之间，填补了滇西北考古学文化的一个缺环，同时也是纳西族地区古代文明的一个鲜活见证。

在这个阶段，纳西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1958年，丽江县范围内新办了一批民办小学和农业中学，基本做到村村有小学，人民公社有中学。1960年6月，拉市农业中学在全国文教群英会上获得“先进集体”称号。1961年后通过调整整顿，压缩和停办了一批学校，建章立制加强管理，着力提高教学质量。截至1965年，全县有完小106所，初小361所，初中2所以及丽江地区中学（丽江一中），在校学生总数达24390人。作为滇西北地区人才培养的摇篮，1957年—1965年间丽江一中有近3000名毕业生。单以1959年为例，该校办学班次有22个，其中初中14个班，高中8个班；在校生1072人中，少数民族学生941人，其中纳西族868人，白族58人，藏族4人，其他少数民族6人。后来担任了云南省省长的和志强（纳西族）、著名作家晓雪（白族）等，都曾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中学时光。^[15]

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体育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57年在昆明举行的云南省第一届农民运动会上，丽江县农民男子篮球队获篮球亚军，和绍祥夺得女子铁饼冠军。1958年，在云南省第一届运动会上，杨基洪获标枪第二名，杨顺姑列女子三项全能第二名。1961年2月，丽江队获云南省第一届民族运动会男子篮球第三名；1963年云南省篮球运动会上获男篮亚军。足球运动在丽江纳西族地区有较悠久的历史，1964年在丽江一中举办少年体校，专门招收足球班。1965年云南省第一届少年足球运动会在丽江举办，丽江队获第五名。随后云南省足球一队先后四次来丽江辅导表演，促进了丽江足球运动的蓬勃发展。1965年，在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张德祥获铁饼、铅球第一名，并打破了铅球运动的云南省纪录。

1964年5月15日，北京地质学院4名登山运动员来到丽江，登至玉龙雪山海拔5400米的黑雪山，距主峰扇子坡仅有196米之遥。^[16]其后，虽有中外登山队多次攀登却一直未能登顶。直至今日，玉龙山仍是一座未被世人征服的纳西族神圣之山。

六、文化繁荣经济发展的启示

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弘扬，纳西族地区的各族人民积极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关键时期克服困难，奋勇向前，关注民生促进发展，各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号角声中出工487万多个，纳西族地区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工业生产也逐步走上有序化轨道。1958年，由丽江县城玉龙桥至东江树底的丽（江）华（坪）公路丽江段（全长46公里）建成通车，同年还修通了邓川至丽江的邓丽公路。狠抓粮食生产，兼搞多种经营。充分利用土地宽广、气候适中、水草丰茂等优势，积极发展畜牧业。1964年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面貌有了较大的变化：粮食总产从1959年的5．73万吨，增加到1964年的8．49万吨，增长48%，人均有粮从353公斤到487．64公斤，增长38%；人口扭转了负增长的非正常情况：1958年底全县人口数为20万人，1961年减少到18．1万人，到1964年又增长到19．7万人。^[17]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组数字感受到纳西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步伐：1957年，丽江县社会总产值5066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2075万元，工业总产值884万元，商品零售总额1260万元，国民收入2852万元，人均国民收入144元；经过1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1966年全县社会总产值6890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2414万元，工业总产值700万元，商品零售总额2231万元，国民收入3674万元，人均国民收入174元。^[18]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人类的重要贡献，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地区鲜活的名片和赖以发展的重要支柱。从纳西族文化的保护，推及丽江社会经济的变迁，无不深刻地诠释着这一道理。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纳西民族文明传承的历史见证，其间真实记录着社会进步的足迹。社会越是进步，纳西族文化遗产的保护越受到重视；文化越发达，就越反哺于社会加快其发展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云南丽江这座偏僻小城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迅速成为世人瞩目的“旅游热点”，其原因就在丽江立足于自身独特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生态资源，以旅游发展促进古城保护的成功实践。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丽江地方党委政府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努力克服三年困难和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纳西族文化的保护与抢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是纳西文化史庞大乐章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音符，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献上了一枝秀丽的奇葩。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拍击当今时代不断前行，纳西文化的保护与弘扬同样也存在着更大的挑战，坦然接受各种新思维、新观念，将祖辈创造的灿烂文化不断传承，在中华民族文化大观园中推陈出新，永续利用，并以其迷人的馨香独步于世界文化之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应秉持的文化自觉，更应该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

【注释】

[1]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04～906页。

[2]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概况修订本编写组：《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概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3]郭大烈：《纳西族文化大事记》，收录于格桑顿珠主编《云南民族文化大观丛书·纳西族文化大观》，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776页。

[4]高建群：《人民的好书记》，收录于高建群主编《玉龙山记得——徐振康纪念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80～82页。

[5]和志武：《代自序：做学问必须做老实人》，收录于《和志武纳西学论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页。

[6]杨曾烈：《“白沙细乐”传人培养的实践和总结》，收录于杨福泉主编《策划丽江·旅游文化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440～441页。

[7]和士良：《请郭沫若书写和撰写丽江黑龙潭得月楼楹联经过》，收录于高建群主编《玉龙山记得——徐振康纪念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80～82页。

[8]汪宁生：《西南访古卅五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第96～117页。

[9]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孙太初执笔整理：《丽江壁画调查报告》，载《文物》1963年第12期。

[10]陈兆复：《关于丽江壁画笔记》，收录于《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73～84页。

[11]宋兆麟：《走婚的人们——五访泸沽湖》，北京：团结出版社，2002年，第2页。

[12]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民族工作大事记》，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92页。

[13]木基元：《丽江金沙江流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载《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4期。

[14]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维西戈登村发现的新石器》，载《云南文物》（第十八期），云南省博物馆编印，1985年。

[15]丽江一中校志编纂委员会编：《丽江一中校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54～56页。

[16]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04～906页。

[17]郭大烈：《任六年书记，抢救三种文化》，收录于高建群主编《龙山记得——徐振康纪念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页。

[18]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04～9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