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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时间:2022-09-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毛泽东并不认为同苏联和东欧发展关系就能满足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1956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和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时,表示愿意学习美国的长处。只是由于美国政府顽固坚持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毛泽东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社会主义建设已有三年多的实践经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

第五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64]在1949年6月15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代表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向全世界声明:“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65]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66]应该说,毛泽东关于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基础上向世界一切国家开放的思想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

1.“一边倒”的政策

“一边倒”的概念是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针对国际上一些人对中共“一边倒”的指责回答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67]“一边倒”是表明新中国在外交上的态度,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住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68]“一边倒”外交政策决不是主观臆断,而是适应当时国际形势的正确决策,当时美国为了达到独霸世界的目的,挑起“冷战”对抗,形成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美国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69]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承认新中国,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扶蒋反共”政策失败以后,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封锁和包围,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民别无选择,只能站在与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从政治上看,当时世界已经形成两个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如果在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升级后,不进一步密切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中国就会在政治上陷入孤立。从经济上看,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后,中国失去了在资本主义市场购买经济建设所需设备材料的可能性,为了经济上的原因,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倒向苏联和东欧国家。

对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我们不能简单片面地理解为自我封闭。毛泽东在政治上提出“一边倒”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排除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也未反对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交往,更没有主张在经济上关起门来搞建设。恰恰相反,毛泽东一直主张并致力于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在提出“一边倒”之后,紧接着又明确提出:“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70]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这是把新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活动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使对外经济交往有了法律的保障。毛泽东并不认为同苏联和东欧发展关系就能满足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他认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利用它们的资金,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在1949年6月,毛泽东指出:我们同英美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71]只要有钱可赚,资本家是不会拒绝与我们做生意的。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赴苏联访问期间,心里还牵挂着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问题,毛泽东在22日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72]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亲率代表团与苏联政府谈判,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苏联给予中国贷款3亿美元的协定。整个50年代,中国一共从苏联获得约合14亿美元的卢布贷款,用于引进156项成套设备。此外,我国还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了一批合资企业。为了打开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通道,毛泽东利用一切机会做外国客人的工作。1954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倡议中英两国之间“一要和平,二要通商。”1954年10月,毛泽东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强调了同样的原则。这样,“一要和平,二要通商”就被毛泽东概括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

为了打开中美经济交往的通道,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透过一些渠道,向美国政府和人民送去新中国愿与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信息。1954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表示:只要美国愿意,我们也愿意同美国合作。1956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和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时,表示愿意学习美国的长处。只是由于美国政府顽固坚持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毛泽东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2.《论十大关系》对开放思想的论述

1956年初,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转移。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社会主义建设已有三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逐步有所了解。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波匈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和历史局限性,促使我们党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把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1956年2月,毛泽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汇报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经济建设问题的调查研究。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专章论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73]并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74]既是“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75]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核心内容。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子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76]就是说,要诚恳地向外国学习,就必须放下架子,

为什么要“向外国学习”?毛泽东认为:

第一,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各自的长处和短处,都有其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因此,都需要互相学习。毛泽东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77]

第二,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需要向“向外国学习”。中华民族历史悠远,文化遗产丰厚。但是,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的加强,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文化水平低。新中国诞生后,中国才真正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但与工业发达国家的水平相距甚远。中华民族要弥补失去的岁月,迎接历史的挑战,必须努力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学习。

第三,为了迎接新的科技革命挑战,必须向“向外国学习”。50年代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医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随之进入了一个约延续20多年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从美国、西欧、日本开始,掀起了一场新的科技革命,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结果是进一步扩大了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华民族要赶上时代的步伐,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必须努力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学习。

怎样“向外国学习”呢?毛泽东认为:

第一,“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毛泽东认为,我们应该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学习。“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78]对外国的自然科学,我们“也要有批判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79]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80]“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81]向西洋学习,也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因为“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82]这种既要学习外国先进的,有用的东西,又要摒弃外国腐朽丑恶的东西的态度,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应持的正确的态度。

第二,“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认为:“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但是“我们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83]就是说,一方面要坚持并在实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自己的实践新经验和吸收外国的实践经验,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要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好东西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就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对此,毛泽东指出:“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84]要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好的东西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还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100%,根据地和红军搞掉90%,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缘故。”[85]因此,毛泽东强调“中国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86]“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87]“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88]

第三,“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毛泽东指出:“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89]先学外国的东西,再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的东西会有一个跃进。……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90]“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91]“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92]“学习外国,最终的目的是创新。”所以“吸收外国的东西”是“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93]总之,“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94]

第四,“不要全盘西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向一切民族、国家学习,必须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95]所以,毛泽东认为:“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96]要反对“全盘西化”,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说,对教条主义“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97]因为“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98]

可见,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这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闪光点。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在对外开放问题上至少阐明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思想。第一,强调了要向外国学的思想;第二,阐述了向人家学什么的思想;第三,论述了如何向外国学习的问题;第四,强调了向外国学习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同时,“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99]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向外国人学习的论述,对于我们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经成熟。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方针,指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100]

3.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划分

对外开放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但是,客观环境却没有给毛泽东提供施展这一思想的舞台,毛泽东所面对的国际形势是相当严峻的,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孤立、封锁、包围我国,形成了对新中国“半月型”的包围圈。60年代后,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在经济上,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迫还债。在军事上,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形成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的头脑异常冷静,毛泽东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先后提出了“中间地带”思想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二战”结束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当时毛泽东最关注的问题:一是美苏关系的演变,二是美苏两国对华政策的走向;三是战后国际形势对中国前途的影响。由于国际形势发展趋向不明朗,毛泽东的总体估计前后发生过很大变化。最初,毛泽东估计,战后国际上将维持美苏合作的局面。毛泽东以此为基础,考虑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1944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根瑟·史坦因谈话时说:中国不能只和一个强国或者一群强国发生友善的关系,而应该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无论依赖苏联而冷淡美国,或只依赖美国而对苏联表示仇视、怀疑都是同样的错误。要想依赖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苏联之间的冲突而从中取利,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同等地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毛泽东当时主张: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两个阵营间的桥梁之一,而不能以摩擦地带之一的地位来赢取外国的支持。直到1945年底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时,周恩来还重申了我党的这个主张。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美英苏三国赞助中国的和平,以避免内战,对内政策的目标是建立有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然而,由于国共内战的爆发和美苏冷战的出现,毛泽东原先的设想失去了实现的可能。

从1946年3月开始,国际国内形势迅速恶化,新的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全球。1946年4月,毛泽东撰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没有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对美苏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毛泽东极其鲜明地提出,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跟着实行妥协,各国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斗争。从毛泽东对国际问题认识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它不仅解决了如何判断战后国际形势的问题,也解决了国际局势的发展与中国革命前途之间的关系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在思想上摆脱了以往美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前途这种观念的束缚。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的思想。毛泽东强调指出:战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充满着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之间的斗争,苏联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主要柱石”,美国是在“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但是,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是美苏之间会爆发一场战争并引起新的世界大战,这是因为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由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辽阔的中间地带;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美国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1947年9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此后将近十年,毛泽东没有使用"中间地带"的提法,直到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的发言中才又重新提出。1964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晚年,他又提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的提出具有三个重要意义:一是它对各种国际政治势力作了独具特色的划分,指明了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实际地位。二是它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为战后我党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三是在“中间地带”的概念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共与苏联在国际范围内所进行的斗争,有紧密联系的一面,这必然要求双方互相配合,但双方所进行的斗争在性质和内容上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面,这又意味着双方必须根据各自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策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间地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

从1946年提出“中间地带”,到1964年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再到晚年“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三者是一脉相承的。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其涵义:一是第一世界是指美国和苏联两个具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二是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三是第二世界,是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并指出超级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地位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做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邓小平的发言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明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应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第三世界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对中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加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国际地位,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发展对外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把开放的重心移向第三世界,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使中国在国际上逐渐摆脱孤立的处境。对此,邓小平给予高度的评价,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处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01]

70年代初,苏联继续从北、西、南三面包围我国,而美国为了抑制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逐步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毛泽东及时捕捉住这一机遇,巧妙地发起“乒乓外交”,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使中美关系发生了松动。在毛泽东对外战略指引下,中国通往世界的大门逐渐开启,中国的外交舞台上好戏连台: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签订了《上海公报》,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同年9月,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一些国际政治家对毛泽东的对外战略惊叹不已,称他“用小球(乒乓球)推动了大球(地球)”。如果说,新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是1978年后才正式开始的话,那么,对外开放的序幕却是在70年代初由毛泽东亲手拉开的。

4.暂缓收复香港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硝烟燃起,英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1842年《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1860年《北京条约》九龙半岛被割让,1898年新界强行租期99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什么方式解决香港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察新中国成立后将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与孤立,根据美英两国在华利益存在矛盾,为了创造对新中国更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作出“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慎重决策。在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西柏坡同斯大林特使米高扬会谈时就明确指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的决定。”[102]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之后,英国政府开始感到香港命运危如累卵。5月16日,香港《文汇报》发表了题为《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的社论,耐人寻味地指出:“香港正遇着最有利的形势,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该社论无疑是北京向英国政府发出打算长期利用香港的明确信号。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广州。1949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抵粤港边界时并没有长驱直入,而是勒马深圳河。这并非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军事能力,更非外交上的软弱,而是审时度势作出的明智抉择。新中国刚刚成立,形势严峻复杂,在军事上,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土匪特务活动猖獗,新生的共和国尚未巩固;在经济上,面临的是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国际上,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上的包围。国内要处理好阶级、政党、民族的关系,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可树敌太多;国际上要尽可能建立反霸统一战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某些方面要争取缓和,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毛泽东“暂不收回,维持现状”,可以避免与英国发生公开的冲突,有利于集中力量对付对新中国构成最主要威胁的美帝国主义;有利于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开辟一条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的通道;有利于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推动国家经济建设;有利于香港与中国内地以至整个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是变阻力为助力的上乘之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致电祝贺英国方面在伦敦召开的英国中国会议,他指出:“中国人民欢迎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努力。”敏感的英国政府终于觉察到了这一切。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电周恩来外长: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法律上之政府”,表示愿意同中国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基于“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策,中国接受了英国政府的建议,在与英国讨论建交问题时,不就香港问题进行交涉。

朝鲜战争结束后,鉴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封锁禁运案,国际局势处于冷战状态,毛泽东认为:中国这时不可能通过和平方式收复香港,如果诉诸武力,英国势必拉美国共同防卫香港,对我不利。而维持香港现状,则可以把香港作为我国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利用其自由港地位,打破敌人的禁运和封锁,发展对外贸易,还可以通过它吸引外资、赚取外汇,观察世界风云,获取外部情报信息,保持与台湾的沟通渠道等等。于是,毛泽东多次提出香港不同于大陆,应采取特殊政策,暂时不收回为好,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并决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香港的现状。毛泽东关于香港不同于大陆,对香港应采取特殊政策的思想,反映在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中。周恩来说:“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对香港的政策同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同胞不要担心前途。”[103]这一讲话实际上包括了我国对香港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一是香港不同于大陆,要按资本主义办事。这一原则确定了我党关于香港保持资本主义长期不变的方针。二是香港可以作为我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这一原则确定了我党关于一定要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保持它的繁荣和稳定的方针。三是我们把香港的企业家当作朋友,要同他们合作,而这一合作是有前途的。这一原则确定了团结包括香港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香港人,实行长期合作的方针,为后来的“港人治港”政策打下了基础。1959年,毛泽东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指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为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104]1960年,中共中央总结十年来对港工作的经验,根据毛泽东的主张,中央明确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从英国继续统治香港的实际出发布置工作,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和地位,为中国的内地建设和对外战略服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排除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干扰,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提出“收回香港”的主张,1964年莫斯科世界青年论坛大会通过的要在亚洲扫除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殖民地存在的决议,以及联合国把香港、澳门列入反殖民宣言所适用的殖民地地区名单、妄图在国际的干预下使香港、澳门走向独立或“国际共管”的企图,从而既维护了我国对香港、澳门的主权,又确保了香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通道的地位,对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转向西方和亚非拉地区,香港更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和赚取外汇的地方。正如陈云同志在1974年8月14日的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港澳是我们目前现汇收入占第一位的地区,也就是进口成套设备和器材所需外汇的重要来源。”[105]

毛泽东作出暂缓收复香港的决定有着深刻的战略意义。第一,从国际方面看,“暂时不动香港”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并使香港成为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和了解世界的窗口。同时,把香港留在英国手中,分化瓦解了西方反华势力,使英国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布置跟得太紧靠得太拢。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政府不顾美国反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百天就正式承认了新中国,即是明证。第二,从国内方面来看,可充分利用香港的经济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香港一直是我国货物进出口的转运港,是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和市场信息联系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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