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鲜活记录

云南纪录影像的一枝独秀，离不开这片以自然和文化多样性著称的热土，离不开老一辈民族志电影人和新一代文化人的执着追求。它忠实地记录着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当代社会的急剧变迁，具有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鲜活历史档案价值。对这些影像档案进行有计划的整理和开发，将对云南民族文化的教学、科研和对外交流发挥巨大的作用。

云南纪录影像的“三个离不开”

云南纪录影像的一枝独秀，离不开这片以自然和文化多样性著称的土地。云南拥有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无与伦比。云南有着独特的高原自然风光，热带亚热带的边疆风物，多姿多彩的民情风俗，多元的民族文化积淀深厚，绚丽多彩，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有昆明、大理、丽江，国家级风景名胜甚多，自然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璀璨。世代繁衍生息在这片故土上的各族人民创造出来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对于影像创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素材。多样的民族风情构成了丰富多彩的镜头语言。云南还与东南亚多个国家毗邻，也是周边多种异国文化带的荟萃之地。

云南纪录影像的一枝独秀，离不开老一辈民族志电影制作人开创的基业。杨光海先生是大理白族人，他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佤族》《苦聪人》《独龙族》《鄂伦春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等15部影片，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纪录片，也是新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开山之作。1978年，杨光海先生呼吁，在新形势下应“组织和集中必要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继续摄制处在过去不同社会阶段上的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诸形态，有系统、有重点地反映和记录各民族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文化遗产”。这是中国影视人类学在改革开放后的一块界碑。随后，杨光海先生又与其他合作者在1978—1980年间新拍摄了《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等5部影片。

云南纪录影像的一枝独秀，离不开本土文化人的执着追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的一批文化人在全国的“新纪录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制作的一批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格外引人注目，如郝跃骏的《山洞里的村庄》和《最后的马帮》、刘晓津的《传习馆春秋》和《田丰和传习馆》、周岳军的《阿鲁兄弟》、谭乐水的《巴卡老寨》、郭净的《卡瓦格博神山的朝圣者》等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

纪录片创作在民间和学术机构均得到长足发展。云南省社科院和云南大学先后成立了专门的影视人类学研究教育机构，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培育高级专业人才，举行影视学术探讨。各级电视台也纷纷成立纪录片工作室，向公众普及宣传纪录片知识。所有这些，都为云南“影像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石。

民族文化的鲜活记录

一百多年来影视技术的发展历程，也是使用影视手段记录和研究民族文化的历史过程。影视技术对民族文化的记录和保存有其显著的特点和重要的意义，主要是用影像与影视手段记录并保存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体现为不可重复的鲜活的历史档案价值，以“时间的重量”为将来的人们展现过去“曾经的存在”，提供“再经历”“再认识”“再研究”的可能性。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15部“民社片”中，有9部是在云南拍摄的。这些影片的经典价值是中国民族学家与电影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它紧急保存了早期人类生存的真实面貌，抢救记录了行将消亡或正在消失的一批民族文化资料。比如母系氏族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演变过程、婚姻家庭的发展与变化、财产私有制与奴隶制度的产生等等影片资料，都可提供后代观赏与研究使用。它存在的价值就如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活化石”。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国际交流等研究和传播来说，都是金钱无法买到、具有直观性的宝贵文化资产。

从1980年至今的30年间，云南省许多影视机构、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拍摄了大量民族文化影视片。这里首先要提到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这是我国最早以民族命名的电影制片厂，始建于1958年。在1983—1987年的短短4年间，该厂就拍摄了《博南古道话白族》《古老而奇异的基诺》《泸沽湖畔的母系亲族》等涉及云南17个少数民族的18部影片。

云南省社科院从1987年起开始筹建“影视人类学研究摄制中心”，致力于抢救拍摄云南及周边正在逐步消失的各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资料，仅在1982—1990年间就拍摄制作了《生的狂欢》《哈尼族》《西盟佤族边寨日录》等纪录片达15部以上。

1994年成立的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在1992—1998年间一直按照人类学的理念制作片子，至1998年已完成了9部人类学影片。包括《拉祜族的宗教信仰》（1992）、《普吉和他的情人们》（1992—1994）、《拉木鼓的故事》（1992—1995）、《走进独龙江——独龙族及其生存环境》（1993）、《峡谷人——怒江峡谷的傈僳族》（1994）、《甲次卓玛和她的母系大家庭》（1996—1998）等。

云南民族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一直坚持拍摄反映云南各民族文化的影视资料片，到2007年6月为止，共拍摄影视资料2000小时，内容涉及云南省各个民族的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婚丧习俗、宗教礼仪等许多方面，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大理学院图书馆视听资料室利用影像技术先后拍摄了《绕三灵——苍山洱海的祝福》《大理三月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文艺展演实录》《大理三月街民间洞经音乐演奏实录》《大理三月街民族情歌对唱实况》等多部DV影像资料片，并制作成光盘存贮，为全校师生及地方民族文化研究服务。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摄制了20集电视专题片《大理上下四千年》，力求运用影像手段全景式地展现大理文化的整体风貌和丰富内涵。

云南影像记载着云南绚烂多彩的民族文化，是我们方便快捷、及时准确、形象生动、真实直观地了解各民族传统文化和风情习俗的一扇视频窗口。云南影像是云南的，也是世界的，其资源建设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民族文化影视资料，建立起相应的馆藏特色影像信息资源库，对云南民族文化的教学科研、宣传交流以及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都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乡村影像计划”

在文化传播日渐发达，高山大河不再构成文明天堑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青年人开始摆弄起DV摄像机，以忠诚子民的身份，为本民族构建属于自己的民族影像志。在云南德钦的梅里雪山脚下，藏族青年扎西尼玛拍摄了关于藏传佛教与明永冰川的纪录片，他们组建的“卡瓦格博文化社”用DV记录下这座藏区神山的文化命脉；西双版纳勐宋山寨的豯伲青年妹兰也用一台家用DV，摄制了有关豯伲人传统节日“嘎汤帕节”的盛大景象。像这样活跃在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DV创作者，正在用他们一点一滴的影像力量，逐渐汇聚成一幅质朴自然、客观真实而又与本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族影像。

经过几年的努力，社区影像实践在不同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带动下，在云南及四川、青海、西藏等省、自治区逐渐发展起来，已经有许多村民主动拿起摄像机拍摄自己的文化、生活和矛盾、困惑等等。云南的“乡村影像计划”是受“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资助、由省社科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项目，该项目试图给当今主流传媒体系中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少数民族提供一种自我发声的渠道，将影像制作的权力，以及利用影像开展公众教育的权力交回到他们手中。在该中心的帮助下，云南的藏族、傈僳族、苗族及摩梭村民都拍摄了反映当地自然和文化多样性的纪录片。如宁蒗县落水村摩梭村民尔青用手中的DV拍摄了纪录片《离开故土的祖母屋》，该片真实记录了摩梭人历史上第一次将自己最为重视的祖母屋出卖掉的过程，放映后引起观众强烈的激辩，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如何保护珍稀濒危的少数民族文化成为观众争论的焦点。

目前虽然已有不少机构和组织正在推进社区影视活动的发展，但如何把这些来自社区的影视作品和社区影视的理念推向更大的舞台，以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是需要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原载《云南档案》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