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民族文化的影像档案

一百多年来影视技术的发展历程，也是使用影视手段记录和研究民族文化的历史过程。影视技术对民族文化的记录和保存有其显著的特点和重要的意义，主要是用影像与影视手段记录并保存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体现为不可重复的、鲜活的历史档案价值，以“时间的重量”为将来的人们展现过去“曾经的存在”，提供“再经历”“再认识”“再研究”的可能性。

一、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记录民族文化

在国外，人类学影片是电影技术发明后最早出现的片种之一。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调查的实践中，透过镜头忠实地记录了那些行将消失的土著民族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影视素材和档案资料。1898年，英国学者哈登在对托雷斯海峡土著居民进行田野调查时就首次使用了卢米埃尔摄影机拍摄了一批影像资料，但这些资料大部分都散失了。1901年，澳大利亚学者鲍德温·斯宾塞拍摄了当地土著居民的袋鼠舞蹈和祭雨仪式的素材片。1922年，美国人罗伯特·弗拉哈迪在加拿大哈德逊湾东岸拍摄了《北方的纳努克》，这部表现居住在北极圈内的因纽特人如何在冰冻严寒的荒原中顽强生存的影片，被视为纪录片史上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标志着人类学电影的诞生。之后，弗拉哈迪又在萨摩亚群岛、爱尔兰西海岸阿兰群岛等地拍摄了《莫亚那——黄金时代的浪漫曲》（1926）和《阿兰的男子汉》（1934）等。其他人类学家也拍摄了大量人类学影片，主要有：库珀和肖得萨克的《草原》（1925）、约翰·马歇尔的《猎人》（1956）、罗伯特·加德纳的《死鸟》（1963）和《努尔人》（1974）、米德和贝特森30年代拍摄的有关巴厘岛人的影片、让·鲁什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作品等。20世纪80年代以前，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的“电影百科档案”收集了大量这类影视片，内容涉及农业生产、畜牧业生产、渔业生产、食品加工、传统工业、宗教仪式、丧葬习俗、民间活动等方面。

在我国，人类学影片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暴风骤雨式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少数民族的原生形态发生了急剧变化，出于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变革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中央指示抓紧开展“民族大调查”，形象化的影片拍摄也被定为调查工作的一部分。从1957年到1965年共拍摄了16个民族的专题纪录片22部（123本）。当时并无国外民族志电影理论的任何信息，然而我国民族学者与电影工作者合作摸索，确定了“如实记录”的基本拍摄原则，真实反映和记录了当时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状况，并将这些影片称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30余年后，当时各民族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和原始文化现象都已改变或消失，这批影片也就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假如没有这批具有人类学或民族学性质的影片资料作比较和参照，单从文字记录里我们不可能完整、真实、形象地了解到那些民族从前的社会文化现象。这批影片的拍摄也是我国对人类社会文化的贡献，因为在多元文化交流的今天，人们更需要了解自己的过去，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

1978年，参加过“民社片”拍摄工作的老一辈民族志电影制作人杨光海先生呼吁：在新形势下应“组织和集中必要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继续摄制处在过去不同社会阶段上的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诸形态，有系统、有重点地反映和记录各民族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文化遗产”，并于1978—1980年间再度合作拍摄了《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等5部影片，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影视人类学的一块界碑。此后，人类学影视片的拍摄开始出现多方参与的格局。从1983年至今的20多年中，云南省许多影视机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拍摄了大量民族文化影片，如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在1983—1987年的短短4年间就拍摄了《博南古道话白族》《古老而奇异的基诺》《泸沽湖畔的母系亲族》等涉及云南17个少数民族的18部影片。云南民族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一直坚持拍摄反映云南各民族文化的影视资料片，截止到2007年6月，共拍摄影视资料2000小时，内容涉及云南省各个民族的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婚丧习俗等许多方面，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云南省社科院从1987年起开始筹建“影视人类学研究摄制中心”，致力于抢救拍摄云南及周边正在逐步消失的各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资料，先后拍摄制作了《生的狂欢》《哈尼族》《西盟佤族边寨日录》等纪录片。云南影视广告艺术公司先后完成了《中国苗族》和《中国瑶族》系列。

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早在1983年就派出摄制组到新疆柯尔克孜族自治州拍摄了《柯尔克孜族》10集系列片。1985年又在广西百色地区摄制了《白裤瑶》，该片在1986年法国真实电影节上获提名奖，这是我国人类学片首次在国际电影节上亮相。从1985年至今，中央民族大学共完成涉及17个民族的40多部（集）人类学影视片。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电影组从1989年更名为影视民族学研究组（现为影视人类学研究室），配备了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摄录设备，先后摄制了《施洞苗族的龙舟节》《黎族妇女文身习俗》《哈萨克族丧葬习俗》等有关民族文化的人类学片40余部（集）。中央电视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拍摄和播出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纪录片，如《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等。广州东亚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和福建东宇影视有限公司先后制作了80多部民族题材的片子，如《普吉和他的情人们》《走进独龙江——独龙族的生存状态》《山洞里的村庄》等。中国民族音像出版社摄制了57集的《中华民族》。同时，一些社会和民间力量也参与到有关人类学题材的影视创作中。

二、不可重复的鲜活历史档案价值

人类学影视片一般简称“人类学片”（亦称“民族志电影”或“民族学电影”）。人类学片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学的成片，这是经过了人类学家编辑后的成品；另一种是人类学的素材片，这是人类学成片的来源。就这两种人类学片的重要性来说，人类学家更加偏爱的是人类学素材片：它是典型的历久弥新的毛片，越久越珍贵，因为它具有原始记录的性质，是第一手历史资料。在人类学片的早期，出于建立一门科学学科的努力和思想，人类学片的拍摄强调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当时拍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抢救落后”，保存那些行将消失的各个民族群体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以期忠实地记录各种不同文化现象的原始风貌。直到现在，这类片子还是拍摄的重点。这得益于影视记忆是以图像语言传达信息，比文字的抽象表达更直接、具体和形象化，因此依靠影视图像存储资料，为后人的科学研究留下可供查考的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是这类影视素材最大的特点。特别是在记录各民族饮食起居、服饰建筑、生产工艺等科学技术、物质文化，以及宗教祭祀、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仪式性场景时，影像比文字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素材片是最好的文化记录者和保存者，它不仅能够真实客观、形象生动地再现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形态和生产生活状况，忠实地记录异质文化事项的原貌和特征，甚至可以记录下很多人类学家在观察现场所没有注意到，或者在当时还没有被人们认识、组织、建构的信息的细节，也就是“无明显特征信息”。而且作为影像档案保存下来，还可以反复多次使用，即使这种文化现象已经消失了很久，人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些原始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如同身临其境，亲身体验，并且很有可能认识到这些“无明显特征信息”，甚至会有新的重大发现。这些人类学影视片是科学研究最好的资料和素材。

“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下属的“影视人类学委员会”曾于1973年通过了《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决议》：“电影、录音带和录像带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科学资料的源泉。它们提供有关人类行为的可靠资料……它们能够将我们正在变化着的生活方式的种种特征保存下来，流传给后世。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短视行为，按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记录人类遗产就非常必要。”这一论断已成为“世界影视人类学家的共同宣言”。

三、一份珍贵的人类学档案文献遗产

当前，面对着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强烈冲击，不同民族的文化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学纪录片在保存、抢救正在不断变异、消失的民族文化多样性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越来越受到学术界之外很多领域的重视。然而，在缺乏影像档案传统的我国，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有利用影像资料的意识和便利，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影像档案尚不完备，另一方面，长期浸淫于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们还不习惯在影像中寻找证据。时至今日，学术界仍然只把印刷符号、纸质文本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并不认为影视载体可以作为科学研究可靠的资料来源，人类学纪录片顶多只能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点缀和附庸。据粗略统计，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累计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人类学纪录片约有1000部之多，这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值得珍视的一笔丰厚精神财富。我们应以新的档案学理论视角对这批影视片加以搜集整理和研究，力争编辑整理出一批影视资料片，为民族文化的教学、科研和对外交流提供坚实的基础资料，同时还应借助新的影像媒介技术，对这批影视片进行抢救性保护，即进行信号损失较少的数字化保存。另外，以往的人类学片大多比较重视“抢救消失的文化”，但是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文化生活的巨大变迁，迫切要求我们关注并且记录“正在变迁的文化”。近30年来，国内很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正在发生着结构性的根本变化。因此，配合国际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系统地采用影像档案的技术方法来解读人类学片，是人类学（民族学）档案遗产在开发应用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原载《档案管理》2010年第2期，第二作者魏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