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少数民族影像记录

照相机、摄影机发明后不久，就被用来记录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生动形象、真实可信的少数民族影像记录。这些影像记忆在保存、抢救已经或正在消失的民族文化中的重要性已受到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利用影片、照片这种视觉语言，从中探索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轨迹。

影片：保存被遗忘的民族记忆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接触纪录片的年轻人，误以为80年代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而那些数量少而磨难多的少数民族纪录片更是早已被人们遗忘。然而它们在中国纪录片史上的重要意义却是无可替代的，对国际纪录片领域的影响也是重大而深远的。

1932年5月成立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已经开始拍摄反映少数民族的纪录片，1939年拍摄了《奉移成吉思汗灵柩》，1940年拍摄了《西藏巡礼》，1943年拍摄了《新疆风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大型纪录片《西藏巡礼》，整部片子朴素而又深情，以西藏雄伟的自然风光和充满宗教气氛的人文精神激发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爱国热忱，特别是对藏族民俗和宗教仪式真实详尽的纪录，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现存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吴忠信委员长到西藏》当时被作为新闻片上映，记录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赴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的经过。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大型纪录片还有1940年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民族万岁》，以丰富的素材展现了蒙、藏、回、苗、彝等族人民支援抗战的动人事迹和他们各自的风俗人情。不仅有回族同胞在清真寺祈祷抗日胜利的情景，有藏民和喇嘛们在寺庙里虔诚祈祷和平的场面；还有长江源头、青海湖边和互助县土族风光、藏女歌舞和壮美的黄河两岸大水车等等，尤其是片中关于蒙、藏、回族同胞为前方将士捐粮和苗族同胞在崇山峻岭中修筑军用公路的镜头，令人感动。

新中国成立后，纪录片成为加强民族沟通，建立新型民族关系的法宝之一。因此，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反映民族地区解放后的新面貌的影片相继问世，如纪录中央访问团到各民族地区慰问及介绍民族地区情况的《欢乐的新疆》《光明照耀着西藏》，反映各民族代表来京受到毛主席接见的《中国民族大团结》，以及《西南高原的春天》《凯里苗家》《人民的内蒙古》等。从20世纪50～70年代，伴随着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运动的大规模开展，由民族学者和电影工作者组成的摄制组开始用有限的进口胶片到我国民族地区拍摄记录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状态的影片。这批总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影片，先后完成了16个少数民族的21部电影，片长达123本，时长约1230分钟，用镜头真实地记录了少数民族行将消失的社会历史形态和正在迅速变化的现实生活，这是在对相关少数民族进行深入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按科学体系要求操作完成的纪录片，具有典型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对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发展轨迹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

当时暴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实践，使少数民族的原生形态发生了急剧变化，大量层次不同、内容丰富多彩的活生生的民族学资料正在演化、剥离和消失，民族学家和电影工作者为抢救这一时期的活材料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那个年代，民族地区交通闭塞，斗争复杂，每拍一部片子都要付出极大艰辛。今天看来，即使影片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当时遵循的某些观念和原则不为今天的研究者赞同，但这次延续20多年的拍摄活动，给后人留下了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中国，特别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珍贵记录，使中国民族学电影在国际纪录片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价值的珍贵日益彰显，已成为国内外无数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工作者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第一手资料。20世纪90年代，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对这些片子的世界性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面向欧洲观众重新编辑和放映这些黑白的中国少数民族纪录片，因为这样的民族志影片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西方国家是不存在的。

20世纪80年代，云南专门建立了民族电影制片厂，在1983—1987年短短的4年间，就拍摄了《博南古道话白族》《古老而奇异的基诺》《傣乡行》《哈尼之歌》《阿昌风情》《独龙掠影》《我们的德昂兄弟》《景颇人的追求》《纳西族和东巴文化》《迪庆》《泸沽湖畔的母系亲族》《阿佤山纪行》《傈僳族风情》《远方的主人》《布依人家》《古老的拉祜族》《拉祜山乡情趣》《彩云深处的布朗族》等17个云南少数民族的18部影片。1987—1995年，云南省社科院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影视人类学研究摄制中心”，拍摄制作了《生的狂欢》《澜沧江》《来自湄公河的考察报告》《佤族一日》《拉祜族的宗教信仰》等。云南社科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迪庆藏族地区开展了名为“社区影视教育”的项目，让藏民用DV表达自己的心声，这一活动使来自民间真实的、多样化的声音出现在屏幕上。藏族诗人扎西尼玛拍摄的社区影视教育片《冰川》，反映了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家乡——明永村近年来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当地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记录了自己和村民的心路历程。在多种声音的讲述中，呈现出他对家乡剧烈变迁的思考。这些纪录片完成后，被村里的学校收藏，作为当地乡土教育的影视教材。此外，云南本土文化人制作的一批少数民族题材的纪录片也格外引人注目，如郝跃骏的《山洞里的村庄》和《最后的马帮》、刘晓津的《传习馆春秋》和《田丰和传习馆》、谭乐水的《巴卡老寨》、周岳军的《阿鲁兄弟》、郭净的《卡瓦格博神山的朝圣者》等，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

照片：留住真实的历史瞬间

我国上海摄影家庄学本从1934年深入青海果洛藏区拍摄开始，在川康边地用了10年时间，对甘、青、川、康、滇的9个民族进行实地拍摄和田野考察，留下了5000多幅西部少数民族风情老照片，这些照片形象地反映了60多年前当地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以及独特的社会结构。70年后，这位被时光淡忘的人文摄影大师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镜头中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首次在“第一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成规模亮相，受到海内外摄影界的一致好评，法国文化部摄影中心欲求其照片收藏于馆中；出版了画册《尘封的历史瞬间》。这些经受了荒原和岁月洗礼的照片，今天已成为民族影像志中的孤本。

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云南的公众曾多次被“历史老照片”的发掘和展示所激动。晚清法国驻云南外交官方苏雅拍摄的老昆明照片；英国旅行家和传教士记录的大花苗的日常生活；美籍奥地利探险家洛克对滇西北民族的图像探索，一次又一次地举办展览，出版图书。据说，至今还有数万幅类似的照片档案沉睡在英国、法国、美国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物里，不为人知。

起止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全国民族大调查，留下了几万幅珍贵的云南各民族照片资料，内容多反映新中国建设初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多种形态并存的现象，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产生如此丰厚的民族照片资料，在云南历史上尚属首次，不仅保存了不可复得的珍贵影像档案，而且见证了各少数民族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1年，福特基金会资助了一个名为“妇女生育卫生与发展”的项目，帮助云南53位农村妇女自己拍摄她们的生活场景，用照片故事表达她们的要求，进而影响生育健康的决策。这个以“照片之声”而闻名的项目，以其深入的实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启发云南的学者重新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把照相机交给当地的村民，和他们共同创造为他们服务的影像记录。这个项目和名称后来被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部继承，于2000年在滇西北的农村展开，由194位村民用照相机来记录和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自然与人文的相关景物和事件，并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项目结合起来。

影像记录：“文化救险”的一种方式

当前，在全球化、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日益被压缩，社会变迁中已经很难保留原汁原味的文化。影像、视觉的力量是巨大的，常常带有主流文化的话语权和思维定式，而且影响深刻，民族文化在此语境下被误解和误导，从而导致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青少年对自己的文化产生困惑，以致最后认同那些对本民族文化的误读，长此以往，他们的历史文化记忆将变得模糊，乃至忘记，最后消失。因此，抢救性地记录少数民族正在变迁的社会文化，刻不容缓。

少数民族影像记录是“文化救险”的一种方式。当务之急是趁少数民族文化基因还没有发生异化、流失和同化之时，用影像完整真实地记录下来，建立多元文化基因库。为此，应建立“民族影像拍摄基金”和民族影像资料片库，使民族志纪录片拍摄工作尽快全面展开。从短期来看，这些影片或许不能创造高额的产值，但是，少数民族文化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库，时间越久越体现出它的珍贵价值。借“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将在昆明举办的良机，建议由有关部门牵头，考虑如何充分挖掘和展示少数民族影片照片的特有价值，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利用少数民族影像记录，让它们真正发挥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原载《中国档案》2008年第2期，第二作者魏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