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化”的含义

本书在导论中提到理查德·厄尔曼与巴里·布赞扩大安全概念范围的尝试。他们指出，过去对于安全概念的界定过于狭隘，只限于军事领域，有必要加以扩容。但是，哥本哈根学派并不满足于从其内涵角度对“安全”的反思，奥利·维夫将上述路径称为“传统的改革论”（traditional progressive）、“守成的激进派”（established radical），将其核心概括为：首先，接受了传统安全研究的两个守则，第一，与将安全看作政治语言相比，它首先是一种“在那里”的客观实在（reality）；第二，安全事务是越多越好（the more security，the better）。其次，该路径论证的目的在于说明，安全不仅包括“XX”，还应该包括“YY”，“YY”可以用环境、福利、移民、难民等等词语去替换。奥利·维夫认为，这种路径并没有触及“安全”这一核心概念，只是简单地把社会生活的种种事务塞进了“安全”这个大筐子里，将让“安全”概念变得无所不包并最终失去作为分析性概念的价值所在。^[24]

哥本哈根学派从政治进程的角度重新将“安全”定义为“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而安全化则意味着某些行为体将原先被置于非政治化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当作严重的威胁重新提上议程，并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应对，而所采取的措施即便超出了正常的政治程序限度仍然不失为正当。^[25]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总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但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成为政府关注的议题，更不用说成为涉及安全的头等大事了。而某一议题之所以成为安全事务，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它本身“是”威胁；第二，它被当作关乎生存的紧急事态提了出来。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安全”是一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表达本身就是行为”（the utterance itself is the act，变体为原文所有），“通过说，（行为者）就已经做”（By saying it，something is done）。^[26]与传统研究路径相比，安全化的方法假设人们对于安全事务的理解是带有相当大的主观性的，对威胁的判断从根本上说是关于未来的、未被证实的。行为体总是在预测，假如我们没有采取“安全行动”会发生什么后果？如果我们采取了行动又会如何？这项安全政策该如何运作？^[27]

“安全化”的含义与社会运动理论家口中的“构架”（framing）概念十分相似。“构架”意味着规范倡导者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向某些问题，甚至是创造一些“问题”，其手段是对这些问题加以定义、解释并使之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这种努力一旦成功，新的认知框架就会在大众心目中形成，就会被他们接受，成为大众讨论和理解这些问题的新的方式。^[28]可以说，“安全化”是一种特殊的“构架”，是专门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向“安全问题”，甚至创造“安全问题”的一种行动方式。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要完整地分析一项“安全化”的实践，应当包括以下要素：

第一，指涉对象，它必须对生存有一种合理要求，并且，这种生存被认为受到了威胁。确定指涉对象即弄清楚是“谁/什么”受到了威胁。

第二，安全行为主体，它是安全化过程的推动者，通过宣布指涉对象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使之成为一个“安全”问题。换言之，安全行为主体意味着“谁”说指涉对象受到了威胁。

第三，安全领域，简单地说，就是指涉对象受到了“什么”威胁。最常见的领域便是军事安全领域。

第四，功能性主体。即在安全领域具有影响力的行为体，它与指涉对象或安全行为主体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在环境领域，造成污染的企业对这一领域而言是功能性主体，但它并非安全的指涉对象，也没有进行任何将环境问题安全化的努力。

第五，威胁与脆弱性的逻辑。在“言语行动”中，安全行为主体必须阐明这种威胁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乃至影响到了指涉对象的生存。威胁与脆弱性的逻辑应当是合理的，才可能被听众接受。

通过分析上述五个要素，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安全化”的过程。那么，一项议题被安全化之后有何政策意义？在哥本哈根学派看来，“安全化”意味着该事务在政策议程上具有优先权，因而国家能够动员大量资源应对相关问题，甚至借此攫取对这一领域的控制。在国内事务中，“安全化”可能被用作国家统治精英汲取权力、维护统治的一种伎俩，一旦某一事态被宣布为“安全”问题，国家就有权对其加以管制。若要颠覆这群统治精英的政治地位，就好像在进行一场对手随时可以改变规则的游戏。^[29]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奥利·维夫等人提出，安全应当被视作是消极的，安全事务并非越多越好。^[30]

“安全化”这一研究路径对于非传统安全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对一些国内、国际政治中的现象作出了解释。

首先，它补充了将安全概念扩大的学术努力。“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卫生安全”、“粮食安全”……这些新鲜的语汇不断出现在媒体中，也一定程度影响了政策制定与学术研究的用语和兴趣。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迷惑，为何有些问题过去不是“安全”问题，现在却被人们津津乐道，而有些“安全”问题却逐渐消失在政治讨论的视野中？“安全”是否已经泛化到能够被任意一个议题的名称修饰，并构成国际政治研究对象的程度？这些问题无法通过传统的研究路径得到解答。而通过对“安全化”、“去安全化”过程的探讨，则能够厘清某一议题在政策议程上上升、下降的过程，了解其缘由——或许是由于威胁真的消失了，或许是被人为地排挤出了“安全”议程。

其次，这一路径很好地解释了各种议题在政策议程上的关系。决策者面临的是繁多的议题，当这些问题彼此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她如何抉择？举例来说，杀虫剂DDT在二战后被广泛地应用于疟疾控制，发达国家都曾得益于它。然而，1962年，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发表了《寂静的春天》，在书中大肆渲染了DDT可能对环境及生物造成的灾难性结果。尽管书中所述大多为虚构，却被兴起的环保运动奉为圣经，在欧洲与美国都出现了禁用DDT的运动。由于美欧是发展中国家疟疾控制计划的最大出资方，其国内对DDT的禁令影响到对外援助政策，使得发展中国家也无法得到DDT。^[31]但是，2000年以来，美国国内许多非政府组织、媒体又开始呼吁让“DDT归来”，并推动世界卫生组织在疟疾控制项目中重新使用这种被许多国家禁止的杀虫剂。这样一个案例反映的是环境保护与传染性疾病控制两个议题在议程地位上此消彼长的情况。从传统安全研究的视角来看，这很难得到解释，但安全化路径却能够对此作出说明：70年代，正是因为环境问题被安全化，^[32]才获得相对于疟疾控制的优先性，使得一些国家在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情况下便对DDT下达了禁令。如今，随着传染性疾病问题重新获得政治议程上的优先地位，DDT也随之死鱼翻身。在全球治理中，这种“公益”与“公益”的冲突可能还有很多，安全化为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视角。

再次，对“安全化”加以研究，也有助于辨明某些议题成为安全问题到底是安全概念的合理扩容还是“泛安全化”的学术疾病的发作。针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目前国内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中国必须重视新的安全挑战，并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另一种则认为此类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在中国属于“伪问题”，对这一概念的引入表现出中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缺乏独立性。^[33]纯粹的拿来主义固然不可取，但在新的变化面前闭目塞听也绝非明智之举。通过对安全化进程的研究，可以辨明是“谁”在推动安全化、这一议题成为安全问题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其威胁爆发的触发条件有哪些。据此对照中国实际，判断哪些问题暂时不构成安全问题而哪些则是我们也应当警惕、加以防范的问题，才具有理论价值与政策借鉴意义，人云亦云或直接从概念上否定掉这一领域都是不严谨的。

简而言之，与传统安全研究着重对威胁来源、威胁对象等等静态因素的分析不同，“安全化”的分析路径认为，应当把“过程”看作分析的核心。借鉴这一手段对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解颇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