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反思和总结

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发展进程和特点的反思总结是不断的，而这些反思和总结是由许多学者来具体操作和推进的。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研究方向、不同研究理念和目的的学者，反思和总结成果会很不一样，但总会构成完整的反思总结链，而这一点，正是值得研究的。

有一种总结，是从学术和美国对外文化交流及国家利益双重需求出发的，他们很需要指明美国中国学所处的学术地位和存在的问题，指出这一发展与美国对外文化交流存在的差距和矛盾。这一类的总结往往十分关键，影响也会是深远的。

20世纪初，耶鲁大学的赖德烈教授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应该就包含有这样的反思和总结。从1918年到1930年，至少有三篇论文探讨了当时美国中国学发展的问题，这就是1918年的《美国学术与中国历史》、1922年的《过去七年的中国史研究》、1930年的《过去九年的中国史研究》。^[14]这几篇文章中，他首先梳理了截至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中国学所取得的成就，包括裨治文、卫三畏等的学术成果，对国际汉学发展的新动向也作了观察和分析，并把美国中国学界的成果放到当时国际汉学界的大背景下考察。他认为美国中国学所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应注意到欧洲汉学家的影响和作用。他认为德裔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劳费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贡献十分巨大，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中国学发展的格局。他同时认为美国本土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贾德（Thomas Francis Carter）也付出了很大努力，他们的贡献同样是卓越的、令人羡慕的。他还特别提到1928年燕京学社的成立和美国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的创建，认为这是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的大事。20世纪初是美国中国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受欧洲汉学传统的影响，美国的中国研究正从早年的目击实录的框架模式中走出来，如何形成美国式的中国研究道路，是他们试图探索的一个方向。赖德烈的总结，实际上就是试图做好这一工作。他的努力无意中也为后人留下了认识当时美国中国学状况、学术思想及其思维模式演变的重要文献。

诚然，当时中国学的发展绝非单纯学术取向的，所以他的系列文章更郑重强调中国文明研究的意义。他在文中写道：“几乎没有国家能像中国这样通过文化影响人类的很大部分，也几乎没有国家在这么多的世纪里统治了地球上如此众多的人口和如此富饶的一片土地。”他告诫美国学术界人士，也告诫美国政府和普通人民，应该高度重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强调这是有益于美国国家利益与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探讨。这在当时不同寻常，很少有学者能发出这一类的呼吁。

还有一类探讨，比较侧重于对历史上学术事件的总结，其基本着眼点是存史。这一类的专门研究，讲究对历史事件的完整回忆和描述，内容特别详细，是美国中国学反思回顾中的精品档案。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戴德华（George E.Taylor）教授的《特别报告：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15]就是这样一份重要成果。这是应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要求而写的总结报告。主要回顾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成立前后的情况，包括成立背景、成立过程、成立后的工作、主要成绩和贡献等。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成立是美国当代中国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事件，这一机构的成立对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当时，全美国还处在麦卡锡主义肆逆后的阴影时期，如何复兴美国中国学、如何整合全国的研究队伍、如何确实开展好工作等，都碰到诸多问题，尤其是如何由传统的汉学研究转向现代中国学研究。戴德华的这份报告，十分清晰地回顾了这一历史过程。他详细记载了由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中国法学等诸多学术领域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模式，实际上妥善处理了早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区域研究时就提出的如何深入开展这一研究的难题。这大概是关于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的最完整的回忆和研究。

由传统汉学研究转向区域研究是美国中国学中的一个重大研究范式的转变，探讨、反思、总结的文章相当多。有的文章，并非像戴德华那样重于系统总结的模式，而以讨论和争鸣形式出现，不过这也成为美国中国学史上的一种重要总结和研究。1964年《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一组关于中国学研究理念探讨文章 ^[16]，就属于这一类的研究。这组论文，主要探讨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化问题，以及中国研究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一批重要的中国学家如史华慈、列文森、芮玛丽、施坚雅、萧公权、崔瑞德、墨菲（Rhoads Murphey）、牟复礼等都参与其中。与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很相似的一点在于，中国的发展需要加强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但传统汉学的格局已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或限制了现代中国学的发展，而区域研究的推进又要求中国学与社会科学发展的全面结合。这组文章就是这一研讨的实录。它所围绕的几个话题都十分有意义，包括社会科学研究能为历史做什么、中国研究能为社会科学做什么、汉学的完整性问题、“狭义汉学”与“广义汉学”问题、汉学和社会科学是孪生兄弟、学科拜物教问题等。这场讨论为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学术理论基础，也为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廓清了思想，一定意义上清扫了前进道路上的模糊认识和障碍。

在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还有一类总结属于十分专门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的探讨，是对中国学发展进程中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模式、方法和研究理念的宏观反思和批判。这一类的研究数量不多，但非常重要，是能管一阵子的重大学术研究。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就属于这一类研究的代表作。这本著作的重要内容，是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观进行回顾和考察，是对二战以来美国中国历史研究中重要历史观点演变的探讨。这本著作表示了对费正清“冲击—反应”论的不同意见，认为受费正清影响，芮玛丽、列文森、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等重要中国学家都响应和发展了这一观点，产生了一批以“冲击—反应”论为主要历史观的中国学研究专著，低估甚至看不到中国历史本身内在的发展机制和动力。不过这样的历史观，随着后起的美国中国学家的崭新努力正在得到改变，“中国中心观”正在取而代之。他认为施坚雅、魏斐德、孔飞力等学者是他所认为的“中国中心观”的实际奠基人，是推进“中国中心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学者，美国中国学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所谓“中国中心观”的时期。柯文把他所认为的“中国中心观”理论归纳为四个要点：其一，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其二，开展区域史、地方史的研究；其三，“纵向分解”中国社会；其四，欢迎历史学以外的诸学科介入中国研究。柯文的这一探讨，与赖德烈、林德贝克等前辈学者相比，区别显然相当大，是美国中国学研究进程中的更重要的学术反思。尽管美国中国学家不一定都接受柯文的这一研究成果，柯文后来也对这一探讨有过自我批评，但他所作的这次总结，无论如何，都是一次对美国中国学界由“冲击—反应”论向新研究模式转变的重要检讨，对美国中国学界关于美国中国学研究模式的认识影响很深，是美国中国学史发展史上一次重要学术探讨。

像这样的属于重大研究理念和理论问题的探讨，美国中国学家是特别重视的。刘广京也有过专门的研究论文^[17]。作为费正清同辈的学者，他看问题的立足点也相当高。他认为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实际上经历过费正清“西潮冲击论”、列文森“历史遗产论”、芮玛丽“传统障碍论”等几个具体的理论模式，尔后才出现对费正清模式批判的新方法、新理论。他认为史华慈、张仲礼、何炳棣、萧公权、魏斐德、孔飞力等学者的著作和理念，都是对“西潮冲击论”的修正。所谓“民族觉醒论”，是对当时中国国情下自觉自愿开展新趋向的研究，与历史遗产的“内在动力论”有很大区别。不过仅仅讨论“民族觉醒论”也还是不够的。他强调，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事实上的中心问题，“又转移到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关联处了”。刘广京长柯文13岁，他和费正清一样，是伴随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一路走过来的人，他对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过程中这些模式和理念演变的分析，是其切身感受和领悟。我们往往重视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理论，却不注意或忽视刘广京的这一非凡思考。刘广京的这一细腻思索，是了解20世纪50至80年代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的又一重要文献。

刘广京、柯文的关系，引起了我们对美国中国学发展代际问题的关注。事实上，有学者确实在关注这一问题。几十年下来，美国中国学所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延续下来的？每一代学者之间所关注问题的联系和差异又如何？以及每一代学者的社会和学术背景的变化和特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黄宗智教授就做过这一分析，他的《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一文，注意从这一视角探讨了美国中国学的梯队演变问题。这是他1980年到中国，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的邀请所作的学术演讲，当时的目的就是向中国历史界同行介绍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后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他希望自己的“三代说”能概括近三十年来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情况。他的所谓“三代说”，就是将战后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及其学者群体的发展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代以费正清、芮玛丽、列文森为代表，重点进行政治史和精英人物的研究；第二代以珀金斯（Dwight H.Perkins）、施坚雅、魏斐德、孔飞力为代表，特点是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第三代以周锡瑞、裴宜理等学者为代表，主要开展反帝史、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地方史等方向的学术研究，对象“自统治人物转移到社会基层的广大人民”。他认为第三代学者的研究“影响更为深远”，反映了现代西方史学的一个普遍潮流。黄宗智的这一研究应该说是很独特，也很难得，开阔了这方面的研究和思考。现在的所谓“四代说”、“五代说”，实际上都是在此思考基础上的延伸和拓展。

世纪之交，美国中国学家反思总结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比较多的进入到具体学科和研究方向的总结和探讨。而这样的总结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某一学科或研究方向的研究已经颇为兴旺，积累了相当的成果；二是确实出现了自我反省和发展的迫切需求。这两点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都不可能，也就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事。美国中国学的多个学科有了比较长足的发展，面临新的发展理念、道路和方法的选择。

这一类反思总结成果的重要特征，首先就是研究细，仅仅一个分支方向就会有很多篇回顾总结论文。中国女性史、性别史研究的论文就有很多，像贺萧与王政《中国历史：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费侠莉《明清时代的性别、医学和身体——中国研究中女性主义历史写作的历程》、姚平《中国古代史中的宗教与妇女研究》、程为坤《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等。这些反思文章注意对美国及西方国家的中国妇女史、性别史、身体史研究的发展作回顾和分析，尤其注意总结其女性史崛起的原因、特点、相关主要理论，多视角探讨和解释学者们观点的发展和演变。美国的新清史兴起没有多少年，但回顾和反思的文章也已不少，如卫周安《新清史》、盖博坚（Kent R.Guy）《西方学者近期对“满洲”之释义》、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柯娇燕《新清史研究的历史与理论》等。研究者质疑是否只有西方的中国史家将其文化偏见带入研究当中，而一些深植于中国学界中的诠释典范也需要拿出来重新检验。这些着重于新清史研究形成背景探讨的文章，显示出美国中国学反思研究的新近成果及其问题意识。

与此类似的研究讨论也比较深入。像这样的趋向大国的反思研究，还包括对中国城市史、大众史、书籍史等诸种问题的探讨。最近的一篇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文章是华裔学者卢汉超撰写的，题目是《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18]。文章注意把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划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并对其发展走向进行分析。^[19]作者认为美国中国城市研究的发展趋势，是沿从大城市研究到中小城市研究的轨道发展。他试图进行美国中国城市史研究演进特点的分析。此外，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等论文，都对新近学术思潮影响下的美国中国学作了崭新探讨。古代史研究方面，新进的总结论文有金鹏程（Paul Godin）《北美早期中国历史简述》、罗友枝《北美清史研究、教学及其文献资源》；近代史方面，有叶文心《当代北美学术界的近代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前瞻》、艾尔曼《科学史，1600—1900——北美学者中国科学史研究成果综述》。^[20]周锡瑞题为“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20世纪中国史”的论文，对20世纪末原来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社会史、文化史的诸多相关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是这些研究中的一份重要总结，值得研究和推敲。当代中国研究方面，傅高义、何汉理、李侃如、裴宜理等学者也都撰写反思文章。裴宜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中国学研究：50年》^[21]的文章表明，美国的当代中国学家越来越强调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问题的深入考察及其问题意识，能够应对中国日新月异的复杂局面。此外，对美国与北美的中国佛教史、道教史、社会史、法律史、音乐史、文学史、艺术史、教育史、戏剧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有颇丰的专精探索成果。^[22]

相对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重大思路和理论的探讨，这样的具体学科方向的研究和总结，显得更具体、更实在，也更应该引起注意。

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从整个历史演变来看，确实和欧洲汉学有区别，是融现实问题探讨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一种学问，它注意吸收中国国学的治学格局和研究理念，继承了欧洲汉学的人文精神和学术传统，又充分吸收和发挥其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模式。它的近两百年的发展史并不平坦，道路也可谓崎岖曲折，能有今天的局面颇不容易。应该充分注意到一批专家学者在其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这些学者对美国中国学发展过程及其研究成果的及时回顾、评点和反思，对其整个发展是有益的。形形色色的总结和反思是美国中国学发展的重要助推剂，其批判和引领作用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