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鼻祖周敦颐

理学鼻祖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县（今湖南永州市道县久佳乡楼田村）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父周辅成曾任贺州桂岭县令。周敦颐少时父母双亡，投靠舅父龙图阁大学士郑向。公元1137年，因舅父荫功出任主簿。从公元1046年起，先后任郴县令、桂阳令8年，为官清廉，颇有政绩。公元1061年，周敦颐获国子监博士头衔，至江西赣州任职，并聚徒讲学，程颢、程颐兄弟慕名前来求业。公元1068年，他在邵州兴建州学。公元1072年，周敦颐辞官隐退庐山，在莲花峰下创办濂溪书院。

周敦颐生活的时代，政治上统一，思想上儒、佛、道三教并行，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在宋仁宗、神宗两朝出现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为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统治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融自然观、认识观和道德修养方法于一体的统治哲学，改造已被神化却又遭到破坏的儒学，从思想上加强对人民的钳制。为适应这一政治需要，周敦颐刻苦钻研，以孔孟儒家为核心，融合佛、道思想，构建新的哲学体系，创立了理学。

周敦颐借助《道德经》的“无极”和《易传》的“太极”概念，系统论述了宇宙的本源、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问题。他在《太极图说》中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在周敦颐看来，“无极”是万物的本原，它没有外形，也不具备内在规定性的非物质性的宇宙本性。这是周敦颐哲学的最高范畴。由无极而至有动静的宇宙实体太极，太极动而生阴阳，阴阳而生五行，五行而生万物，这是他构建的宇宙生成模式，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却包含有丰富的辩证思想。周敦颐将“人性”与宇宙万物演化连在一起，认为人性善恶由五行之气感动而生。周敦颐所著《太极图说》和《通书》被宋儒推为宇宙和人生最精简的说明。

周敦颐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其最大的贡献是为儒学创建了一个宇宙论体系，使儒家伦理的“人道”纳入宇宙论的“天道”之中，将古代的宇宙本原学说和天人合一学说推向新的阶段。^[1]周敦颐去世后，其弟子程颢、程颐继承并弘扬其学说，又经过程氏门人朱熹的完善，程朱理学终于成为宋元明清700余年的正统哲学思想。^[2]周敦颐被尊为上承孔孟、下启程朱的硕儒。受二程弟子杨时影响的胡安国至湖南躲避兵乱，开创了湖湘学派。因此，湖湘学派渊源于周敦颐，以理学为归宗，是二程洛学南传的结果。故乾隆御赐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匾额，王闿运撰对联：“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周敦颐虽为理学鼻祖，却惜墨如金，著述不多，流传于世的《太极图说》249字，《通书》2832字，其他诗文、书简、题记3143字，加上《太极图》标注24字，共6248字。^[3]后人将其著作合编为《周子全书》和《周濂溪集》。其中文学作品千余字，如在永州做通判时撰《拙赋》仅65字：“或谓予曰：‘人谓子拙。’子曰：‘巧，窃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赋之：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全文言简意赅，尤其是这种守拙观近似道家的无为而治，故宋明理学又被称为“道学”。周敦颐酷爱莲花的高洁，在书院内建爱莲堂，堂前凿莲池，作《爱莲说》仅119字：“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之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在这篇托物言志的散文中，作者先以菊和牡丹作为陪笔，然后着力描写莲花，表达自己卓然自立、洁身自爱、与世俗异趣的君子情操。文如周敦颐其人，也是静而不寂，饶有生趣，故为历来所重。

周敦颐在庐山创立的濂溪书院，近千年来累经兴废，几度迁移。现莲花洞旧址尚存厢房数间。当地群众为纪念这位先贤，将旧址后面的青山称为书院山，旧址前面的溪水称为濂溪港，港上石桥“濂溪桥”三字依稀可见。位于庐山区栗树岭的濂溪先生墓地也得以修葺，供人凭吊。湖南汝城西郊桂枝岭麓有濂溪书院，建于公元1804年，为纪念周敦颐公元1041年曾任桂阳（今汝城）县令。宁远县城西门街有濂溪宗祠，系周氏后裔于公元1881年购置的清式民居，现为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注释】

[1]梁绍辉.周敦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郭辉东.朱熹与湖湘文化.纪念朱子诞辰9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0.

[3]廖承良，毛炳文，陈书良.湖南文学史·古代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