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的太极动静说

周敦颐，字茂叔，生于公元1016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死于公元1073年（宋神宗熙宁元年），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曾历任州县地方官吏，在他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程颢、程颐曾向他问学。晚年在庐山莲花峰下濂溪书堂讲学，人们称他为“濂溪先生”。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后人编为《周子全书》。朱熹推崇周敦颐为理学的开创人。

周敦颐是第一个为理学理论形态建立宇宙论架构的人。他仿照道士陈抟的《太极图》而作《太极图》，又继承《易传》和《中庸》的思想，吸取道教和佛教的一些观念，作了《太极图说》，提出了一个简明的宇宙论体系。

《太极图说》认为，宇宙的最初阶段是“无极而太极”。“无极”指无形无象，“太极”指最高实体，“无极而太极”是说，“太极”是无形无象的最高实体。“太极”具有“动”和“静”两种本性，“太极”动起来，就生出“阳”来，动到极点就静下来，静下来就生出“阴”来。静到极点又动，一动一静，互为根本，分化出了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交互作用，就生出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按着顺序发生作用，于是便形成了春、夏、秋、冬四时。无极的实体，阴阳五行的精微材料，巧妙地结合起来，构成了万物。万物又生生不已，于是变化无穷无尽（见《太极图说》）。这就是周敦颐提出的关于宇宙形成过程的理论。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第一句是“无极而太极”。《太极图说》的主要思想认为，有形有象的二气五行和万物，都出于原始统一体“太极”，而“太极”亦即无象无形的“无极”。这就是他所说的“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太极”是宇宙万物最根本的实体。“无极”是指太极是无形无象的。《太极图说》中并没有明确说明“太极”是气还是理。但从宋初易学的普遍讲法来看，“太极”应指元气。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称阴阳是二气，称五行为五气，又说“太极”的一动一静产生了阴阳二气，所谓“太极”就是阴阳二气的统一体。他在《通书》中解释“太极”说：“混兮辟兮，其无穷兮”，以“太极”为混沌未分的元气。朱熹后来把周敦颐讲的“太极”解释为“理”，那是朱熹自己的观点。周敦颐认为，阴阳二气的统一体是从“太极”来的，这种观点，是对唐代以来的元气说的继承。周敦颐宣称，“太极”动静而生阴阳，“太极”的动静，无形无状，微妙不测，周敦颐称之为“神”。所谓“神”即“太极”的微妙作用。在《通书》中，他把“太极”的“神”和万物的机械的动静对立起来。他说：“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这是说，物质的动静是机械的，动就是动，静就是静，动中无静，静中无动。神则动而非动，静而非静，是超乎动静的，“神”是万物运动的最后推动者。这就是说，万物的运动是由于“神”的推动。“神妙万物”就是说“神”是万物变化运动的内在根源。

在人性和道德问题上，周敦颐发挥了《中庸》的观点，认为人有一种超然的本性，叫作“诚”。这“诚”是从阳气得来的，是绝对至善的，是一切道德的根源。他在《通书》中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诚上》）这是说，“诚”是圣人的根本。《易传》所赞叹的万物所由以发生的“乾元”，就是“诚”的根源。《易传》所讲的确定万物性质的“乾道”，就是“诚”的确立。所以“诚”是“纯粹至善”的。因此，他把“诚”宣布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认为“诚”是仁、义、礼、智、信的基础，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源。周敦颐认为，人们如能体现“诚”的本性，其行为就自然而然合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仁、义、礼，智、信只是诚的表现而已。

周敦颐还继承了古代儒家“中庸”、道家“清静”、佛家“寂静”的思想，提出了“主静”学说，作为修养方法。《太极图说》说：“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他认为，人得阴阳五行的优秀材料而生，为万物之中最灵的。身体既然生成了，精神发生，就有知识了，刚柔善恶等品质相互影响，万事层出不穷。所以必须建立一个最高标准，叫作“人极”，人极的内容就是“中正仁义”，而以“静”为主。这种“中正仁义而主静”的境界，也就是《通书》中所谓“诚”的境界，周敦颐自己解释“主静”说：“无欲故静。”所谓“静”就是安定、安宁，所谓“无欲”，就是没有私欲的干扰。他认为，人能“无欲”，仁义道德的“本性”也就充分发挥出来了，这就是他所说的“诚”的境界。周敦颐还用其宇宙论的观点来论证当时的价值体系是合理的、必然的。他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通书·顺化》）他把仁义说成为阴阳二气化生万物的体现，认为“圣人”以“仁义”教化万民，是符合“天道”的。周敦颐还利用了他的阴阳学说论证了整个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合理性。他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通书·礼乐》）他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关系是依据阴阳二气的关系安排的，所以这些秩序是自然的、必然的。他还依据他的阴阳学说，论证刑罚也是合理的、必要的。他说：“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结论是，“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通书·刑》）。他的逻辑是，阳气运行形成了春天，阴气运行又形成了秋天，阳气体现仁慈，阴气体现刑杀。所以“圣人”治民，对于人民的“情欲”，必须用刑法加以裁制。

周敦颐以《周易》与《中庸》为基础，论证“诚”这一传统的儒学范畴具有天道的本质属性，试图重新沟通天道与性命的关系，进而为儒家的道德本体论建立一个天道自然的哲学基础。通过他的论证，宇宙本体开始向心性论的层面落实，人与宇宙被贯通起来，儒家核心思想与天道的一致性由此得到确定，从而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不仅表明了儒家的心性论与佛教心性论的本质之不同，也与道家和道教的思想区别开来。因此，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思想背景下，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后的理学家正是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建立起一个新型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