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越州城市商品经济研究

唐代越州城市商品经济研究_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唐代越州城市商品经济研究

宋人云：“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¹⁾就今天浙江地区而言，在唐代最繁雄的是会稽郡。古代城市的繁盛，主要指人口的兴旺、城市规模的庞大和商业的发达，宋人之所以说越州比杭州更加繁雄，应该在这几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越州在唐代前期曾设总管府，后改为都督府，下督六州。中唐以后，越州是浙东观察使的治所，是整个浙东地区的政治和军事重镇。越州的地位能高居于浙东诸州之首，与越州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其中商品经济的发展最为显著。

一、越州的人口密度和州城人口数量

唐代浙东北部是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据史书记载，越州贞观十三年（639）有户25 890，口124 010，户数和口数排在浙东第二位，位于婺州之后。越州之所以户数和口数均少于婺州，其主要原因是婺州的地域较广，后来的衢州之地还没有析出，所以人口总数量超过越州。其次，越州东部后来析为明州的部分，其时地广人稀，影响了整个越州的户、口数量。据翁俊雄先生的研究，婺州每平方公里人数为10.81，越州为8.36⁽²⁾。实际上，越州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开元时期，越州户数达到107 645户，超越江南的润、常等大州。此后，明州从越州析出，造成越州面积缩小，户口数字相应减少，如天宝元年（742）越州户为90 279，口达529 589。不过越州的人口密度却有较大的增加，翁俊雄先生研究的结果是每平方公里人数为57.51⁽³⁾。与贞观时期相比，越州的人口密度增加了好几倍。

中唐以后，越州户口减少严重。刘长卿曾说：“越州初罢战，江上送归桡。南渡无来客，西陆自落潮。空城垂故柳，旧业废春苗。”⁽⁴⁾元和时，户仅20 685户。不过户口减幅如此之高，学术界产生了不少怀疑。安史之乱以后，浙东地区动荡不定，出现了不少叛乱，不仅规模大，而且覆盖面广。如永泰末年越州“妖贼杀郡将以叛”⁽⁵⁾，其他各州也是叛乱不断，相互诱引，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对各种地方势力发动叛乱活动造成了便利，一些叛乱拥兵坐大，从而导致了唐政府对浙东地区控制能力的削弱，造成逃户众多，山区百姓数量没法很清楚地统计出来，从而使掌握在手的税户数量严重不实。因此《元和郡县图志》上记载的户数应该不是越州真实的情况。

其时还有大量的北方人员南迁，越州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温润的气候，是北方人比较喜欢的聚集之地，“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芥之集渊薮”⁽⁶⁾。《唐国史补》卷下云：“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薛兼训任越州刺史在代宗宝应元年至大历五年（762～770），单单纺织妇女就有数百人南来，说明北方人迁到越州的数量不少。吴松弟先生在《中国移民史》第三册中认为越州是北方移民较为密集的一州，他编辑的《移民实例》中列出迁到越州的有6例。笔者另发现了北方移民到达越州境内的有9例，其中2例是定居到越州城内⁽⁷⁾。因此即使到了宪宗元和以后，估计越州人口仍有可能在缓慢增加。

其次，我们可以看一下作为一州的中心，越州城内的人口数量。越州城内的人口在南朝时比较有限。裴子野《宋略》谈到南朝刘宋朝会稽的户口说：“会稽山阴，编户三万，号为天下繁剧。”⁽⁸⁾当时的会稽县，相当于中唐的会稽、山阴、上虞三县之地，城乡编户有三万，但实际居住在会稽城内的人口应该不会很多，推测可能不超过一万户，也就是说最多就五、六万人。

不过到了唐代，越州城内的户口有了急剧增加的迹象。《元和郡县图志》谈到开元间，越州户已达10万，由于其时越州已析分为六县，平均每县约有户17 940。唐代的县据户口多少分成不同的等级，在越州六县中，会稽、山阴、诸暨为望县⁽⁹⁾，余姚和萧山、剡县为紧县，其中会稽和山阴为郭下县，因此会稽和山阴的户口数字必定是超过平均数，两县合计应该超过4万户。

又，在翻检《嘉靖萧山县志》时，我们于卷3《户口》看到：“唐开元户部帐，户凡二万五千八十有六。”这是至今看到的唯一记录一县户口的开元户部帐。按萧山是紧县，在越州六县中是户口较少的一县，就算上述萧山县的户数为平均值，这里也已多了7 146户，推测两则资料的记述时间不同，开元户部帐所记的时间必在李吉甫之后。作为郭下县的会稽由于是望县，户数肯定会超过萧山，估计可达三万户。山阴县同是望县，户数估计和会稽差不多，不过会稽后来于贞元中析出一部分另置上虞县，因此猜测山阴县的户数可能比会稽略少，姑且大致当作与萧山相当，暂作25 000计，如此会稽和山阴两郭下县合计户为55 000户左右。

唐代越州城内的准确户口，由于没有具体资料的记载我们难以断定，只能以唐代苏州的一些资料作大体类比推断。唐代苏州的户口数字较为详细，我们曾推测苏州总人口为142 000，而居住在城内的民户约为26 000户至36 000户之间，州城人口占总人口的18%～25%左右。又我们据苏州每乡户口平均数约为599户计，吴县和长洲县各有30坊和30乡，吴县有户38 361，长洲县有户23 700，推测苏州郭下县城内户口约占总人口的42%⁽¹⁰⁾。

记录开元、天宝间越州户口资料主要有二：一是两《唐书》记载越州天宝年间的户数为90 279，口为529 589，每户约为5.87人；其次是《元和郡县图志》记开元户为107 645。倘我们仿苏州居住在州城的民户为总人口的18%～25%比例，以越州最高的107 645户计，居住在越州城内的户数约为19 376至26 911。倘以后一种郭下县城内户口约占总人口的42%的比例来推测，以越州城内55 000户计，估计越州城内户数开元时达23 100户左右。我们又以开元至天宝年间，越州每户5.87人推算，其时越州城内人口数按前一种方法大致在113 737～157 967人，按后一种方法大致为135 597人。由于越州是浙东观察使所在地，各种官员、军人及他们的家属比一般州要多，而且越州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因此我们认为整个城内人数可能少则14～15万人左右，多时或许可达16～17万人。即使在唐代一些特殊时期，有大量城外人口涌进州城内谋身，但估计常住总人口无论如何是很难突破18万的。

越州城市经济在唐代的发展，是与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分不开的。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口越多，城市日常生活用品和奢侈品的消费量就会大增，为城市提供衣食住行服务的行业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就使更多的人卷入到商品交换和城市的服务性行业中来，城市经济就会不断得到繁荣。

二、越州的交通与商业道路

越州与四周各州有着方便的水陆交通网络，是浙东的交通枢纽，大量商品从各地运到越州，或者从越州运出商品至全国各地。

唐朝政府在越州建有完善的驿路体系。如州城内有临江驿和镜波馆，迎恩门外有西亭驿⁽¹¹⁾。离山阴县二十九里的迎恩乡有苦竹驿。此驿唐人常称作馆，《刘随州文集》卷2《晚次苦竹馆却忆干越旧游》云：“故驿花临道，荒村竹映篱。”在诸暨县，唐初有待宾馆，大历中改为诸暨驿；诸暨另还有使华驿，估计是在城外。萧山县有西兴驿。李绅《欲到西陵寄王行周》云：“西陵沙岸回流急，船到黏沙去岸遥。驿吏递呼催下缆，棹郎闲立道齐桡。”此外剡县有剡溪馆，会稽县另有小江驿⁽¹²⁾。越州至各县，都有驿馆制度的设立，交通十分方便。当然馆驿主要是政府的招待所，老百姓是不能借住的，但民间商业却是能依仗驿路运送货物。

越州到浙东各州有较为畅通的交通。《元和郡县图志》卷26谈到越州交通时说：“东至明州二百七十五里，东南至台州四百七十五里，西南至婺州三百九十里，西北至杭州一百四十里。”越州西可至杭州进入江南运河北上中原，或进入浙江南下到达岭南，东至明州后可出海，向北也可跨杭州湾到达嘉兴，交通占据了优势，形成网络状，商业运输比较兴盛。

就陆路而言，越州至杭州境内有南北二路。裘甫起义时，部下曾有人对他说：“宜急引兵取越州，恁城郭，据府库，遣兵五千守西陵，遁浙江筑垒以拒之。”并云如有机会，可“长驱进取浙西”⁽¹³⁾。这条通道比较平坦，是政府的驿路。白居易曾谈到从杭州至越州：“云树分三驿，烟波限一津。”⁽¹⁴⁾平均每40多里有一驿。南路是指到达杭州南部的山路，即从诸暨到富阳的路线。中和三年（883），浙西钱镠和浙东刘汉宏在杭越边界发生激战，“钱镠将八都兵自富春击之。……汉宏以精兵屯诸暨，镠又击破之，汉宏走”⁽¹⁵⁾。自富阳过江，经诸暨可直接到达越州。

越州东经余姚可至明州，陆路十分畅通。其时官府有驿路从越州通向明州。李宗闵为明州刺史，曾“驰驿赴任”⁽¹⁶⁾，从长安通过来的驿路是先到越州再到明州。《乾道四明图经》卷1谈到元稹为浙东观察使之前，明州每年都贡海物，“走驿达于长安，邮卒不胜其疲，稹奏罢之”，据此明州到越州的陆上驿路十分完备。

越州东至明州西至杭州的水路交通，对商业运输的作用更为突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工开挖和自然河道相结合的浙东运河。陈桥驿先生在《浙东运河的变迁》中，认为这条运河最早的开凿当从晋朝司徒贺循开始。为保证水位，这条运河在唐五代时设置了埭堰。天宝末年，余姚郡参军李惟燕北归，至上虞埭，正好碰上“塘破，水竭”，船无法行驶。“时塘水竭而塘外水满，惟燕便心念，塘破当得水助。斗夕之后，忽闻船头有流水声，惊云：‘塘阔数丈，何由得破？’久之稍觉船浮。及明，河水已满，对船所一孔，大数尺。”⁽¹⁷⁾可知运河两旁筑塘，塘阔数丈，十分坚固厚实。运河过曹娥江处筑埭，以保证河水不流入江中而无法通航。此埭筑于何时，史未明言，但天宝末年已有，估计修筑年代较早，至唐末仍在发挥作用。此外，唐元和十年（815），越州观察使孟简在山阴运河沿岸修建运道塘，有关专家认为：“运道塘即是运河沿岸的一条石路，它不仅便于船只的避风停泊，而且更便于船舶的拉纤。”⁽¹⁸⁾不过笔者认为孟简开凿的似乎并不仅仅是一条纤路。按《新唐书》卷41云：“（山阴）北五里有新河，西北十里有运道塘，皆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开。”塘的确是指堤岸，但这儿新河、运道塘相对应，可以推测开凿的应当是一条河流。至于纤路，想必是开河以后的副产品。

越州西南经诸暨陆路可到达婺州。从诸暨进入婺州境后，细分有不同的两种走法，或经东阳至婺州，或经浦阳、义乌至婺州。昭宣帝天祐二年（905）十一月，淮南陶雅、陈璋攻克婺州后，“璋攻暨阳，两浙将方习败之。习进攻婺州”⁽¹⁹⁾。吴国军队从婺州向越州进攻，而防守的吴越军队则从诸暨向东阳、婺州反攻。

越州水路通过浦阳江可以到诸暨、浦阳再至婺州。《大清一统志》卷231云：“浦阳江，在浦江县南一里……经县郭南，又东北逶迤百余里入诸暨县界，始通舟楫。”李白云：“客有思天台，东行路超忽。涛落浙江秋，沙明浦阳月。”⁽²⁰⁾陈尚铭先生云开元间，李白从杭州过钱塘江，“入浦阳江，寻访苎萝山。这条水路是到会稽的重要通道，而且最宜观赏越中山水的风情”⁽²¹⁾。水路的畅通，对商业运输的意义更大。

越州向东南经剡县可通至台州。越州至剡县有驿路相通。方干有诗云：“驿路古今通北阙，仙溪日夜入东溟。”⁽²²⁾越州至剡县水路可从上虞江的上游剡溪直达，李白曾云：“试问剡溪道，东南指越乡，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²³⁾他曾溯源剡溪，寻访天姥，登天台，游四明。剡县至台州唐兴县有陆路和水路相连。《剡录》卷6上引唐崔峒《送师弟往台州》诗云：“远客乘流去，孤帆向夜开。”

越州地处钱塘江南岸，从越州出发的海路有多条。由越州跨杭州湾可到达嘉兴，比从浙东运河经杭州走要近很多，但相对而言航行安全性差。由越州进入大海向东航行，再转而向南可到达浙东沿海各地。《隋书》卷48《杨素传》谈到杨素平定江南高智慧叛乱时，“智慧逃入海”，杨素“从余姚泛海趣永嘉”，可知余姚县是一个海船出海的港口。

从上面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越州至四周各州、县都有顺畅的水陆交通，进而北可以至中原和关中，西南可以至江西和岭南，东可以至海外，这为越州的商品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越州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作为浙东观察使的治所，越州不仅在政治上有着比周围各州更高的政治地位，而且在城市经济的发展上更胜出其他城市一筹，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特色。大体而言，越州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东南沿海的商业都会

《隋书》卷31《地理志下》谈到隋代越州商业时说：“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也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由于外面大海，内依陆地，越州的物资十分丰富，四方商人纷纷前来，因而在隋朝越州就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商业都会。

越州西可至杭州进入运河北上，或进入浙江南下，东至明州后可出海，向北也可跨杭州湾到达嘉兴，交通占据了优势，商业比较兴盛。早在唐前期，越州就显现出了一个商业都会的迹象，《唐代墓志汇编》久视005《许君墓志铭》称其为“南越之奥壤”。中唐设观察使后，越州“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²⁴⁾，是浙东七州的经济中心。唐玄宗时的孙逖说：“会稽郡者，海之西镇，国之东门，都会蕃育，膏肆兼倍，故女有余布，而农有余粟。以方志之所宜，供天府之博敛，篚丝苎缗金刀，浮江达河。”⁽²⁵⁾由于农业发达，农产品丰富，纺织品在江南独领风骚，越州的商品运往全国各地。唐后期崔元翰说：“越州号为中府，连帅治所，监六郡，督诸军。视其馆毂之冲，广轮之度，则弥地竟海，重山阻江，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²⁶⁾这里崔元翰的话并不是夸大之词，而是根据越州大量商品运往全国各地而言的。刘禹锡《酬乐天衫酒见寄》诗云：“酒法众传吴米好，舞衣偏尚越罗轻。动摇浮蚁香浓甚，装束轻鸿意态生。”⁽²⁷⁾越罗轻盈，女性穿在身上意趣横生。吴米和越罗都是白居易送给刘禹锡的，估计是从越州流向苏州市场的。

从越州经商业网络运向全国各地市场的商品不计其数，越州闻名全国的产品十分丰富。越州纺织品大量销往全国各地。《全唐文》卷630吕温《京兆韦府君神道碑》云：“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吴越地区的纺织品除交租赋之外，必有相当部分的产品是经过商人之手转运到北方去的。杜甫《后出塞》云：“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曜舆台躯。”越罗和楚练都是有名的丝织物，被商人销往全国各地。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纸的需求量大增。越州剡县出名纸，受到全国各地文人的喜爱，大量剡纸从越州交易到全国各地。舒元舆在《悲剡溪古藤文》中云：“过数十百郡，洎东洛、西雍，历见言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²⁸⁾说明剡纸行销四方，广受欢迎。

即使到了唐末，继续有大量北方商人来到越州经商：“唐末，群方负固，物产不通。东汉有商归自闽、越，以橄榄献于霸君，明日分赐大臣。”⁽²⁹⁾这里的东汉，是指定都在太原由刘崇建立的北汉，北汉商人不远千里到达越州，将越州商品运向北方。

越州还有大量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越州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从八世纪后半期开始，越州有大量的瓷器产品输出日本。苌岚先生综合日本学者的研究材料和考古报告，指出在日本发现中国瓷器的遗址共188处⁽³⁰⁾，明确断定为越窑系的有48处，以青瓷为主。随着交通航线的开辟，越州青瓷通过海道被运进朝鲜。在古新罗时代第98号墓中出土的越窑青瓷小壶，专家们估计是九世纪初已被运销了过去⁽³¹⁾。越窑产品还运销至东南亚、西亚、南亚和俄罗斯的西伯里亚等地。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方也有越窑青瓷碗、壶、水注出土。印度、巴基斯坦沿古印度河和沿海城市中，都发现了唐末五代的越窑青瓷。伊朗、伊拉克的一些海港城市曾出土过越窑青瓷碗。在巴格达东南的阿比耳他，曾发现晚唐五代时的越窑青瓷。阿曼的苏哈尔古城遗址也有唐五代越窑青瓷⁽³²⁾。上述这些瓷器是越州商人运到国外还是外国商人到越州交易后运回去的，似都有可能。这使我们看到了越州作为一个商业都会，商品交贸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

直至宋朝，人们评价越州仍是：“其地襟海带江，方制千里，实东南一大都会。又物产之饶，鱼盐之富，实为浙右之奥区也。”⁽³³⁾指出了越州在浙右的经济中心地位，继续是东南沿海的一大商业都会。

2．州城的规模和州市管理

唐代的越州城，隋开皇十一年杨素筑，罗城达24里250步，另修子城周10里⁽³⁴⁾。唐初一般州城只有子城而无罗城，与同时期的江南其他一些州城不同，常州、润州、杭州、睦州等都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才修筑罗城，而越州的罗城是在隋朝已经修筑。从理论上讲，具有完备的罗城可以很好地保护居住在子城之外的居民，而且有利于固定市场的设立和管理。

越州城内设有市。元稹有诗云：“暮竹寒窗影，衰杨古郡濠。鱼虾集橘市，鹤鹳起亭皋（越州宅窗户间尽见城郭）。……渔艇宜孤棹，楼船称万艘。”⁽³⁵⁾据此，可知罗城外有护城河，渔船可直至城内，众多运送商品的楼船直接将货物运进城内。城中设市，市边有河道，水边有堆置货物的平地，四周是民居，市离城墙不远。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越州市的具体位置，但可以了解越州和一般城市一样，在城内专门设市进行商品交换。

唐代州县市都按政府的规定，设立市令等官员来管理市场，越州也是如此。天宝初，“会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市胥吏姓杨，大族子也，家甚富……”⁽³⁶⁾据此知道越州市内是有官员进行商业管理的，而且据这个杨姓市吏是大族子且家里十分富裕来看，当时管理市场者可能多是经济比较富裕的。武则天久视元年，“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³⁷⁾越州市大概从早晨开市，一直到傍晚才结束。

市内主要是安置商业店铺，但也有不少手工业作坊。上引天宝时会稽主簿季攸“乃为外甥女造作衣裳、帷帐”，推测季主簿不可能自己动手缝制衣裳，裁衣铺在越州市中应当说是比较多见的。

唐末乾宁中，钱镠击败董昌后，罗城受到一定的破坏，钱氏又加以重修。

3．市场商品种类的繁多

唐代越州农业及手工业相当发达，多余的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流入市场成为商品。越州市场上商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丰富。多样化的商品以及便利的交通，促进了越州商业贸易的繁荣。

早在南北朝时期，越州的商业贸易就已经较为发达，粮食、水果、家禽、水产品、食盐、瓷器等交易十分活跃。到了唐代，越州的商品市场更是远近闻名。如由于粮食生产量大，不少粮食的生产就是商品性生产，因而市场上粮食成为重要的商品，交易相当活跃。

水果是市场上重要的商品。元稹《唐故越州刺史河东薛公神道碑文铭》载薛戎在浙东观察使任上，“旧制包橘之贡取于人，未三贡鬻者，罪且死。公命市贡之鬻者无所禁，旬月之内，越俗无余弊”。意谓贡橘最初是固定到人的，如果没上贡三次就要判死罪，薛戎于是通过从市场上购买的办法上贡橘子，“市贡橘，惠施于人”。又元稹在《奉和浙西大夫李德裕述梦四十韵》诗中称：“鱼虾集橘市……渔艇宜孤棹，楼船称万艘。”⁽³⁸⁾按照元稹的意思，越州市场上以橘子数量最多，鱼虾也是较有特色的产品。

越州附近丘陵低山众多，山上的竹笋到了春天被大量运进市场。孟诜《食疗本草》卷上不但谈到竹子的不同品种，而且还说：“越有芦及箭笋，新者稍可食，陈者不可食。其淡竹及中母笋虽美，然发背闷脚气。”北宋初年僧赞宁《笋谱》中提到了众多江南的竹笋名称，并说：“今吴、会间，八月，乡人往往掘土采鞭头笋，向市而鬻。”大量种竹，就能收获各种竹笋，如春笋、冬笋等。两浙地区夏天也产笋，当地人挖掘鲜嫩的鞭头笋上市。

农民还养殖了鸡、鸭、鹅等家禽和猪、牛、羊等牲畜提供到市场中。前已引武则天时越州祖录事“见担鹅向市中者”，同样，猪、牛、羊等大牲畜也是农民向城市供应的重要肉类商品。吴越胡进思年轻时曾以屠牛为业，后“民有杀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千斤”。忠逊王问胡进思一般大牛杀后可得多少肉，进思说：“不过三百斤。”⁽³⁹⁾此事虽发生在相邻的杭州，但越州应该也有牛肉供应。

越州面向大海，境内河流、湖泊众多，各类河鲜、海鲜是市场上的重要商品。诸暨县东八十里的山遐浦，“高公湖为浦，取鱼所集千艘，后人思之，号山遐浦”⁽⁴⁰⁾。大量渔船满足了越州人对鲜鱼的消费需求。不过活鲜鱼容易死亡，一旦变质，无论是渔民还是商人都要蒙受损失，所以商人和渔民对水产品进行了技术加工，用制成咸鱼和鱼干的方法把商品抛向市场。《岭表录异》卷下云：“彭骨吴呼为彭越，盖语讹也。足上无毛，堪食，吴越间多以异盐藏，货于市。”越州人制作咸鲜产品历史悠久，一直保持到今天。

越州市场贸易中有大量的手工业品，如食盐、越瓷、高级丝织品及藤纸、苔笺等。

中唐以后，政府实行榷盐，两浙地区生产食盐后，将其运输到湖、越、杭三场，而商人们则到三场来进货贩运。国家通过这三场作为中转，然后有组织地将部分食盐运向各地，因此三场都设在交通便利处。官榷场的设立，大量食盐在越州买卖或从越州运出到全国各地，促进了越州商品经济繁盛局面的出现。

越州是南方最重要的丝织品生产地，不少产品在本地销售。罗隐《绣》诗云：“一片丝罗轻似水，洞房西室女工劳。……蜀锦谩夸声自贵，越绫虚说价犹高。可中用作鸳鸯被，红叶枝枝不碍刀。”⁽⁴¹⁾越绫和蜀锦相互作比较，证实在全国市场上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施肩吾云：“卿卿买得越人丝，贪弄金梭懒画眉。女伴能来看新，鸳鸯正欲上花枝。”⁽⁴²⁾越州丝绸质量较高，织出的图案十分闻名。《白居易集》卷17收有一诗，题云《元九以绿丝布、白轻褣见寄，制成衣服，以诗报知》，元稹以“绿丝文布素轻褣”送到京师，白居易收到后就让老婆缝成衣服。元稹送的丝织品推测有可能是来自越州的市场，而京师官员对越州的高级丝织品十分欢迎。

越州市场上，大宗商品应该是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粮食、蔬菜、肉食、衣服等，同时也有一部分奢侈商品，如珠宝、高级丝织品、国外的商品等，繁杂丰富，种类较多。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来看，越州的市场是以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为前提的，是商品经济全面发展的结果。

4．众多浓厚实力富商的出现

浙东观察使皇甫政曾于宝林寺“大设斋，富商来集，政又择日，率军吏州民，大陈伎乐。……百万之众，鼎沸惊闹……顷刻之间，到宝林寺，百万之众，引颈骇观”⁽⁴³⁾。宝林寺的一个斋会，由于是观察使举办的，所以引得富商们纷纷前来，说明越州城内富商众多。州城内有“百万之众”，尽管说得比较夸张，但说明州城内居住着众多士兵和老百姓，富商的出现有众多人口的需求来支撑。皇甫政为观察使在唐德宗贞观三年至十三年间，说明唐中期越州城内居民众多，富商云集，商业十分繁荣。

实力强大的商人往往通过长途贩运赚足钱财，经营规模十分庞大。如在明州象山县和台州宁海县交界处的祚圣庙，“唐贞观中，有会稽人金林数往台州买贩，每经过庙下，祈祷牲醴如法，获利数倍”⁽⁴⁴⁾。越州前期就已有特别有实力的商人进行长途贩卖。又独孤及谈到与江西进行物资交易的有各地富商：“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由是越人、吴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骆驿渐至大江之涯。于是乎宏舸巨鹢，舳接舻隘。”⁽⁴⁵⁾越州商人被排在各地商人的首位，说明越州人经商在国内已有一定影响，用巨船运输物资是十分常见的现象。

越州是外国商人上岸的一个港口，因而在越州市场上有外国商人的身影。日本岛东面海中有岛屿邪古、波邪、多尼等，“北距新罗，西北百济，西南直越州，有丝絮、怪珍云”⁽⁴⁶⁾，这些岛屿航行到浙东的船大多以越州为目的地。在越州城里，有大量的外国商人。韩愈云：“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船宁计资。”⁽⁴⁷⁾杜甫说：“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流。”⁽⁴⁸⁾这儿的商胡是沿浙西运河到达西陵驿，经江南运河再到达扬州。

越州也有不少商人远赴国外经营的。如仁明天皇嘉祥二年（849）八月，唐商53人到达日本，里面很难说没有越州商人。日本文德天皇齐衡三年（856），越州商人詹景全、刘仕献等到达日本，他们肯定是将越州的大宗商品运向日本。开元时徐延寿云：“金钏越溪女，罗衣胡粉香。”⁽⁴⁹⁾说明外国香药在当时很受越女的欢迎。至于这胡粉香药到底是外国商人还是本国商人运来的，就比较难说了。

5．城内奢侈消费阶层的形成

越州城内居住着众多官员及其他们的家属、军队、手工业工人和进城服徭役及从事服务业的农民等，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品需要依靠城市商业来提供。越州由于商业发展，城内还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商业消费者。

北宋王禹偁在《小畜集》卷30《柳府君墓碣铭》中云：“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至今吴越士人多唐之旧族耳。”说明不少官员带了家人一起上任，之后这些人就在江南生活，不少官宦的后代定居在吴越之地。富人贵族官僚集中在城市中，他们需要以声色犬马为主的娱乐活动，越州城内遂出现了许多卖艺人和妓女。元稹在浙东为观察使时，“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⁵⁰⁾。妓女的出现，最能反映城市的奢侈消费之风。

越州城内生活着这样一批消费者，他们必然对城市商业有所要求，并且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吕温曾云：“天宝季年，羯胡内侵，翰苑词人，播迁江浔，金陵、会稽文士成林，嗤衒争驰，声美共寻，损益褒贬，一言千金。”⁽⁵¹⁾大量的文人士大夫在城内活动，“声美共寻”，追求声色，应该说，这是对越州城内出现奢侈消费阶层的准确描述。由于浙东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对富豪文人的醉生梦死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江外优佚，暇日多饮博”⁽⁵²⁾，想尽办法寻找刺激。

四、城市商业发展对越州社会经济的影响

唐代人认为越州之所以“都会蕃育，膏肆兼倍”，主要与“女有余布”和“农有余粟”有关⁽⁵³⁾。反过来，由于越州商业的发展，对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和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农业，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举大者来说有这样几个方面：

1．促使了越州农村商业的勃兴

唐代越州城市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地区商业经济的发达，在一些交通要道，出现了众多草市。草市是越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设置在县城以外的人口稠密区和交通便利处。一些在商品出产地附近的草市就直接以商品命名，称鱼市、橘市等。

如会稽县有著名的平水市。《嘉泰会稽志》卷10《水》云：“平水在县东二十五里，镜湖所受三十六源水，平水其一也。唐元微之撰《长庆集序》云：‘尝出游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问之，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也。’水南有村市、桥渡，皆以平水名。”⁽⁵⁴⁾平水市出现的时间较早，通向各地的交通比较发达，水陆都十分方便，有利于四远客商前来交易。尽管平水仅是一草市，但至唐末规模较大，遂成为一个城镇。光启二年，钱镠曾派骆团守平水，后“镠出平水城”⁽⁵⁵⁾，估计为了保护草市中的商业已筑有城墙。

像这样的草市在越州有很多。再如上虞县有五大夫市，在县北35里。《唐文拾遗》卷30余球《五大夫市新桥记》云：“会稽东不远七十里，有大泽曰虞江，江之东南廿里有草市……故其地也，聚天下之民，鬻天下之货，市之南岗则德兴村大云寺，置庄于兹市之北新江路，路通于市。”五夫市建于交通要道旁，商人众多，货物交易十分热闹，市边有寺庙。再如山阴县西20里有梅市，孟浩然有诗云：“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⁵⁶⁾郎士元也云：“梅市门何处，兰亭水向流。西兴待潮信，落日满孤舟。”⁽⁵⁷⁾梅市设在交通要道旁，市内建有桥梁，便于行人往来和船只靠岸。再如萧山县南30里有临浦市。《宝庆会稽续志》卷3《市》云：“临浦市，在县南三十里，唐施肩吾诗有‘旅次临浦市’者，即此地也。”

除草市外，在一些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新的经商场所不时涌现。如方干诗云：“沙边贾客喧鱼市，岛上潜夫醉笋庄。”⁽⁵⁸⁾时方干居住在镜湖边，他看到的鱼市应当也是在镜湖周围地区。元稹说：“镜澄湖面，云叠海潮齐。……长干迎客闹，小市隔烟迷。”⁽⁵⁹⁾这个“小市”也在镜湖附近。再如韩翃诗云：“暮雪连峰近，春江海市长。”⁽⁶⁰⁾海市的形成主要与海上运输的便利和海上渔业生产有关。

越州农村还有一种叫店的农村基层商业交换场所。前引《太平广记》卷105“李惟燕”条，谈及“天宝末，惟燕为余姚郡参军，秩满北归，过五丈店，属上虞江埭塘破，水竭”。五丈店，位于明越之间的水路交通线旁，可能发展成了有多个商业店铺组成的村落或小集镇。《太平广记》卷33引《续仙传》“马自然”条谈到道士马湘等三人在越州时，“到诸暨县南店中，约去禅院七十余里”。这儿的南店是一个特指的地方，即周围人一讲都十分清楚它的所在，所以住宿的人多，经营规模较大，可能附近还有其他的商店。这些店日后一部分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农村集市，成为商业交换的一个中心。

越州的草市和店往往设立在江河边和交通要道旁，如罗隐云：“村桥酒旆月明楼，偶逐渔舟系叶舟。”⁽⁶¹⁾时间一长，这样的村桥旁就很容易产生出一个草市来。河旁的草市和店特别有利于货物的水陆运输，草市中都有桥梁和周围地区相通，有交通路线与四周农村相连，十分有利于草市的成长和发展。越州草市和店，商品交换的种类较具地方特色，与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如越州靠近湖泊边的一些草市，常以鱼盐作为主要商品，所谓“鱼市酒村相识遍，短船歌月醉方归”⁽⁶²⁾，市中主要的商品以鱼、酒为主。草市的大量出现，促进了越州农产品的流通，使大量农民的生产剩余物通过市场成为了商品。

2．使越州农村的经济面貌和生产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越州城市商业的发展，对周围农村地区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农民进入城市的人数增多。农民进入城市，一方面为城市提供手工业劳动，另一方面也可为城市提供商品。浙江四明山下有张老庄，“其家富，多养豕”⁽⁶³⁾，显然养猪是为了出售，养猪使其家富裕了。不少农民养殖了鸡鸭鹅等小家禽，运进城市出售。武则天时，有人“担鹅向市中”，说明农民看到了州城中的消费者对小家禽的消费需求，投其所好进行养殖，以获取经济利益。裴肃在越州时，“惟嗜兔，日再食”⁽⁶⁴⁾，说明兔子已有家养肉食的。《吴越备史》卷1《武肃王上》谈到刘汉宏战败，“汉宏易服持脍刀而遁，时军中有异其状者，将擒之，汉宏诳曰：‘我宰夫耳。’遂伏于乱尸之内得免”。农民在大城市内专为屠夫是十分常见的。其他如鱼类、蔬菜、粮食等物品的供应也无不如此。可知城市对农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农民渐渐离开土地而依赖城市经济。

商业的发展，城市对商品的需要，促使了越州农村作物种植出现变化，农业生产商品化倾向明显。《全唐文》卷985《对盗稻桔判》说：“会稽杨真种稻二十亩，县人张辨盗，将令访知，收辨科罪。”虽然杨真所种水稻面积还不算很大，但实际上二十亩水稻全家是消费不完的，部分稻谷必然会运进市场，成为商品进入贸易渠道。权德舆说：“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⁶⁵⁾农民种植粮食消费不完而成为商品粮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

中唐以后，越州丝织业特别发展，农民种植桑树的规模越来越大。代宗大历年间，耿谈到越州：“回首望知音，逶迤桑柘林。”⁽⁶⁶⁾越州显然是出现了大面积的成片桑园。寒山说剡县“田舍多桑园”⁽⁶⁷⁾，农村中常见桑树成园的景象。

水果应该是市场中较重要的商品，农民种植越来越多。早在南朝萧梁时，任昉《述异记》曰：“越多橘柚园，越人岁税，谓之橘户，亦曰橘籍。”说明越州在六朝时期橘子已经大规模种植。《全唐诗》卷481李绅《橘园》诗云：“江城雾敛轻霜早，园橘千株欲变金。朱实摘时天路近，素英飘处海云深。”李绅所指的橘园在哪里？《嘉泰会稽志》卷18《拾遗》引有此诗，显然宋代人认为是在唐代的越州会稽县。《全唐诗》卷691杜荀鹤《送友游吴越》云：“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橘，无水不生莲。”吴越之地，橘园到处可见。

农民还种植花卉供应城市。《嘉泰会稽志》卷18《拾遗》记载：“昌园在会稽县南，园有梅万余株，花时雪色可爱，芬香闻数里，居民以梅为业。唐陈谏《石伞峰序》云‘齐公旧居西偏昌元之精舍’，园当作元。”昌园种植梅花，应该从唐代开始，周围百姓以种梅卖梅为业。

陆羽《茶经》在评价浙东茶叶时认为越州茶为浙东最佳，不过与浙西及宣歙茶相比，越州茶质量明显低许多。唐中期章孝标谈到会稽县的茶叶云：“藕折莲芽脆，茶挑茗眼鲜。还将欧冶剑，更淬若耶泉。”⁽⁶⁸⁾并没有什么称赞的用词。然而到了北宋，人们对会稽茶的评价大为提高。宋人王十朋有《会稽风俗赋》，说：“日铸岭，在会稽县东南五十五里……地产茶最佳，其芽纤白而长。”⁽⁶⁹⁾越州茶从一般到高度好评，其转变就是在唐后期至五代时期。随着市场的需要，种植茶叶越来越讲究质量，引导了农民更多地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和安排种植。

3．使越州手工业发展更具有区域特色

越州城市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急剧变化，手工业产品由于较多地受到了市场需求的影响，发展规模受到市场的刺激，渐具区域特色。

手工业产品中，唐代越州丝纺织品的变化十分突出。开元时，徐延寿有诗谈到钱塘江南岸的越州女孩：“织缣春卷幔，采蕨暝提筐。”⁽⁷⁰⁾人人都在纺织丝缣，给诗人影响很深。《玉泉子》谈到御史中丞归仁绍指责卢携为监察御史时，“自浙东推事回，鞴袋中何得有绫三千匹？”认为既然搜刮了这么多越州绫，怎还能担任御史呢？绫在越州是十分贵重的物品。

中唐以后，越州市场上有十分高档的丝织品出售。白居易《缭绫》云：“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翦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⁷¹⁾缭绫是比较花费工夫的一种高档织品，与一般的缯、帛之类相比，深受人们的喜爱，上贡后成了昭阳殿里歌舞人的衣服料子。由于唐代各地的贡物，据《通典》卷6《食货典·赋税下》“并以官物充市”，是官府收购的当地特产，因而缭绫是越州地方政府在市场上收购后送到长安的，所以有“直千金”一语。前引罗隐《绣》诗云：“蜀锦谩夸声自贵，越绫虚说价犹高。”越绫由于花样及质量较好，因而市场价格较高，是大家追逐的高档用品。显然，随着越来越多的丝织品进入市场，有钱人需要质量较佳的纺织品，价格再高也在所不惜，这直接促进了越州地区纺织技术的进步。

越州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的另一手工业是瓷器，考古学界已在上虞、余姚、绍兴等地发现了大量窑址，曹娥江两岸古窑密布。余姚上林湖、上岙湖、白洋湖一带及上虞的龙浦湾头、联江凌湖窑山、黄蛇山等地有上百个唐五代的窑址，是这一时期瓷器制造的核心地区，尤以上林湖西岸的勤子山和沈家门前山分布最为密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后发现余姚上林湖窑、诸暨高湖乡等窑整个唐代一直在烧制，而且时间越往后越瓷生产区不断扩大，窑口数量增加。手工业的发展，当然是受到了国外市场、国内市场的刺激，才大量生产的，越州市场的需要当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知道市场对手工业发展的影响。

金属制造是越州地区的重要手工业之一。《乾道四明图经》卷6《祠庙》云：“永徽中，又有越州工人蔡藏往泉州造佛像，获数百缗归。”越州铜匠的铸造技术在浙东地区是最高的，否则泉州人应在沿海其他州招募工匠，不会到越州请他前去。1962年，在西安北郊坑底村出土了唐代金花双凤纹银盘1件，盘底刻有铭文：“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进。”⁽⁷²⁾裴肃为越州刺史在贞元十四至十八年（798～802）之间，该金花银盘应该大致上是这一时期制造的。唐代末期，越州继续有金银器的制造。乾宁元年（894）十月，董昌向朝廷贡献，“每旬发一纲，金万两，银五千铤”⁽⁷³⁾。贡物一般是地方政府通过市场购买再进呈中央，因而越州的金属制造技术是越来越高。越州诸暨县有银矿，或许其原料主要由这个银矿提供的。

越州较著名的手工业还有制酒，初唐开始就已出现。贞观年间，越州永钦寺和尚辨才写有《设缸面酒款萧翼探得来字》诗。所谓缸面酒，就是北方人称的瓮头酒，“盖初熟酒也”⁽⁷⁴⁾。缸面酒质量最佳，所以用来招待北方朝廷使者。身在北方的韩翃送人回江东时曾说：“还家不落春风后，数日应沽越人酒。”⁽⁷⁵⁾心里仍然想着越州酒。越州酒产量很大。罗隐《寄杨秘书》云：“梅繁几处垂鞭看，酒好何人倚栏倾。会待与君开社瓮，满船般载镜中行。”⁽⁷⁶⁾罗隐看到的越州酒整船在运输，有可能是作为商品输出的。由于制酒能产生较大的商业利润，越州官私都制酒。元和十二年至长庆元年（817～821），薛戎为越州刺史，“仍以御史中丞观察团练浙东、西。所部郡皆禁酒，官自为垆。以酒禁坐死者，每岁不知数。而产生祠祀之家，受酒于官，皆醨伪滓坏，不宜复进于杯棬者，公即日奏罢之”⁽⁷⁷⁾。唐代后期政府曾实行官酿官酤政策，酒由政府生产和销售，酒的质量有所下降。同时民间私制仍然不少，犯禁被处死的“每岁不知数”，意谓数量较多。之所以冒死制售酒，完全是和商业利润有关。

越州是传统的产纸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凡物由水土，故江东宜纱绫宜纸者，镜水之故也。”又说：“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全唐文》卷727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云：“剡淡（溪）上绵四五百里，多古藤……遂问溪上人有道者，言溪中多纸工，刀斧斩伐无时，擘剥皮肌以给其业。……乃寤曩见剡藤之死，职正由此。此过固不在纸工。”越州藤纸原材料的来源就是剡溪两边数百里的野生藤，纸工将大批的藤树剥皮后死去。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产品的需求量大增，对藤皮的需要量较大。

皇甫枚《非烟传》谈到咸通时河南府功曹参军临淮武公业有爱妾非烟，与邻居青年赵象相恋，赵象“以剡溪玉叶纸赋诗以谢曰：‘珍重佳人赠好者，彩笺芳翰两情深。薄于蝉翼难供恨，密似蝇头未写心。’”而非烟也通过门媪传诗给赵象，用的是碧苔笺。玉叶纸是剡纸名品，而碧苔笺是一种造纸过程中在纸浆内加入绿色的水苔或黑色的发菜之类作为装饰工艺，使纸呈青绿色，并有纵横斜侧纹理的纸。会稽邻近海边，水苔原料十分易得，所以非烟使用的碧苔笺也是会稽制造的。剡纸广为人们喜爱，陆羽在《茶经》卷中《四之器》中认为：“纸囊，以剡藤纸白厚者夹缝之，以贮所炙茶，使不泄其香也。”颜色洁白而且比较厚实的纸被陆羽深爱，认为包茶最合适，可以防止香味外泄。商业需求不断促进造纸技术的进步，生产出更多的优质产品。

综上，越州城市商业的发展，对越州地区经济的影响较大，不但直接使越州经济兴旺繁荣，而且还促使了越州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的勃兴，为城市商业市场提供大量的商品。商业的发展对越州农村影响较大，既拓展了农业生产的空间，又改变了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商业还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使越州形成了以丝织、制瓷、造纸等为特色的区域手工业。

（本文原发表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本次收录时恢复了由于版面原因删除的部分内容）

【注释】

(1)王明清：《玉照新志》卷5，《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3)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页。

(4)刘长卿：《刘随州集》卷1《送朱山人越州贼退后归山阴别业》，四部丛刊本。

(5)《全唐文》卷521梁肃《越州长史李公墓志铭》。

(6)《全唐文》卷783穆员《鲍防碑》。

(7)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8)《元和郡县图志》卷26《江南道二》。

(9)见《元和郡县图志》卷26《江南道二》。不过据《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山阴县为紧县。

(10)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352页。

(11)临江驿可参看《全唐诗》卷108胡皓《和宋之问寒食题临江驿》诗，镜波馆可参看卷530许浑《陪越中使院诸公镜波馆饯明台裴郑二使君》诗。西亭驿可参《浙江通志》卷89：“《绍兴府志》：在迎恩门外，唐曰西亭。”

(12)剡溪馆可参《唐代墓志汇编》长安054《关君墓志铭并序》，云宋州司仓参军关俭“以长安三年五月十六日遘疾，终于越州剡县馆舍”。小江驿可参《文苑英华》卷298陈羽《小江驿送陆侍御归湖山上》：“今夜渡江何处宿，会稽山在月明中。”

(13)《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元年三月条。

(14)《白居易集》卷23《早春西湖闲游》。

(15)《资治通鉴》卷255唐僖宗中和三年三月条。

(16)《全唐文》卷70唐文宗《贬李宗闵明州刺史制》。

(17)《太平广记》卷105引《广异记》“李惟燕”条。

(18)唐宋运河考察队：《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19)《资治通鉴》卷265。

(20)《李白集校注》卷16《送杨山人归天台山》。

(21)陈尚铭：《李白浙江行踪考查》，《宁波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

(22)《全唐诗》卷651方干《和剡县陈明府登县楼》。

(23)《李白集校注》卷15《别储邕之剡中》。

(24)《樊川文集》卷18《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25)《全唐文》卷312孙逖《送裴参军充大税使序》。

(26)《全唐文》卷523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记》。

(27)《刘禹锡集》卷34。

(28)《全唐文》卷727。

(29)《清异录》卷上“百果门”。

(30)苌岚：《中国唐五代时期外销日本的陶瓷》，《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1)林士民：《北洋航路拓展与朝鲜半岛制瓷文化的交流》，《浙东文化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32)任荣兴：《唐五代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及其生产》，《史林》1994年第3期。

(33)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1《会稽》，《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

(34)《万历会稽县志》卷4《作邑之属七曰城池》云罗城长四十五里。《嘉泰会稽志》卷1《城郭》云：“罗城周回二十四里步二百五十。熙宁中，郡守沈立为《会稽图》，其叙如此。而《旧经》云四十三里者，非也。”知万历编县志时也有所据，但不准确，今取《嘉泰会稽志》。

(35)《元稹集》外集卷7《奉和浙西大夫李德裕述梦四十韵》。

(36)《太平广记》卷333引《纪闻》“季攸”条。

(37)《朝野佥载》卷4。

(38)《元稹集》外集卷7。

(39)《十国春秋》卷88《胡进思传》。

(40)《嘉泰会稽志》卷10《水》。

(41)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卷45，《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

(42)《全唐诗》卷494施肩吾《江南织绫词》。

(43)《太平广记》卷41“黑叟”条。

(44)《乾道四明图经》卷6《祠庙》。

(45)《毗陵集》卷17《上元二年豫章冠盖盛集记》。

(46)《新唐书》卷220《日本传》。

(47)《全唐诗》卷342韩愈《送僧澄观》。

(48)仇兆鳌：《杜诗详注》卷17《解闷》之二，《四部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49)《全唐诗》卷114《南州行》。

(50)《云溪友议》卷下。

(51)《全唐文》卷631吕温《祭座主故兵部尚书顾公文》。

(52)《太平广记》卷251引《抒情诗》“冯衮”条。

(53)《全唐文》卷312孙逖《送裴参军充大税使序》。

(54)元稹语见《元稹集》卷51《白氏长庆集序》：“予于平水市中（镜湖旁草市名）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

(55)《十国春秋》卷77《武肃王世家上》。

(56)《全唐诗》卷160孟浩然《久滞越中贻谢南池会稽贺少府》。

(57)《全唐诗》卷248郎士元《送李遂之越》。

(58)《全唐诗》卷651方干《越中言事》。

(59)《元稹集》卷11《送王协律游杭越十韵》。

(60)《全唐诗》卷244韩翃《送张渚赴越州》。

(61)《全唐诗》卷663罗隐《春桥》。

(62)《全唐诗》卷654罗邺《南行》。

(63)《太平广记》卷439引《集异记》“李汾”条。

(64)《南部新书》卷戊。

(65)《权载之文集》卷47《论江淮水灾疏》。

(66)《全唐诗》卷268耿《送王秘书归江东》。

(67)《全唐诗》卷806寒山《诗三百三首》。

(68)《全唐文》卷506章孝标《思越州山水寄朱庆余》。

(69)陈祖椝、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259页。

(70)《全唐文》卷114徐延寿《南州行》。

(71)《白居易集》卷4《南州行》。

(72)李长庆：《西安北郊发现唐代金花银盘》，《文物》1963年第10期。

(73)《资治通鉴》卷259唐昭宗乾宁元年十一月条。

(74)《全唐诗》卷808。

(75)《全唐诗》卷243韩翃《送客还江东》。

(76)《全唐诗》卷655。

(77)《元稹集》卷53《薛公神道碑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