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傥骆道的交通及影响

汉魏傥骆道的交通及影响^[1]

梁中效

傥骆道，是指古代从长安出发经周至向西南越秦岭以抵达洋县的大道。傥骆道或骆谷道，系因此路南北两端经过的傥谷和西骆谷而得名。其具体走向，大体是从距周至县城三十里的西骆谷入山，越十八盘岭，过骆谷关，经厚畛子、老县城(原佛坪厅或佛坪县城)、华阳镇，出傥水河谷至洋县城。

一、两汉时期的傥骆道

傥骆道开凿于何时?港台已故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和大陆学者李之勤等人，都从三国时期曹魏与蜀汉在秦岭交兵开始，讲述傥骆道的历史。经笔者考察，傥骆道开凿于西汉武帝时代。《史记·田叔列传》记载，司马迁与田叔的儿子田仁友善，“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褚少孙在补记中说:“臣为郎时，闻之曰仁故与任安相善。任安，荥阳人也，少孤贫困，为人将车之长安，留，求事为小吏，未有因缘也，因占著名数。武功，扶风西界小邑也，谷口栈(划)道近山。安以为武功小邑，无豪，易高也，安留，代人为求盗亭父。后为亭长。邑中人人民俱出猎，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其后，用任安为益州刺史。”汉代的武功县在渭水南今周至县西境眉县东二十公里，文中提到的“栈道近山”，正是傥骆道的北出口骆谷道。因此，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汉武功县在渭水南，今周至县西界也。骆谷闲在雍州之周至县西南二十里，开骆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栈道也。”由当时人们经常狩猎来看，汉代的武功县靠近山区，是傥骆道北出口的重镇。汉代的郿县则是褒斜道北端斜谷出口的重镇，《汉书·地理志》记载，“斜水出衙领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岭，至南郑入沔。有垂山、斜水、褒水祠三所。”清代学者王先谦在《汉书补注》卷二十八《地理志补注》引吴卓信云:“汉武功县，实今之郿县，今武功乃汉漦、美阳县二县地。”吴氏之言并不准确，实际上，汉代武功县更靠近今周至县，而距眉县甚遥。因此，汉代武功县是傥骆道北出口的重镇，是毫无疑义的。

东汉时期，傥骆道仍然在发挥着作用。这在汉中石门摩崖石刻中可以找到佐证。《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是东汉建和二年( 148)，汉中太守王升为顺帝初年司隶校尉杨孟文所撰写的颂词，简称为《石门颂》。其词曰:“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后以子午，途路澁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隔尤艰。”这里提到穿越秦岭山地的四条道路，即子午道、陈仓道(“出散入秦”)、围谷道、堂光道。其中的“围谷道”就是傥骆道。清代人毛凤枝《南山谷口考》云:“又西五里为韦谷，今讹为泥谷。在周至县西南，为周至、郿县连界处。有韦谷水，北入渭。谷南三十里为扫帚岭，有路通佛坪厅。”此韦谷，即《石门颂》中之围谷。围谷到佛坪之道路，正是傥骆道之走向。严如熤在《三省边防备览》中说:“由华阳至厚畛子二百八十里，由厚畛子至周至县城二百四十里，皆要隘也。”“华阳，古县治，今有土堡，酉水环其前，沃田数十顷。南行经大小牛岭、汉王山至洋县城一百五十里。其北经厚畛子至周至县城五百二十里。其东北接周至之太古坪，其西北接周至之二郎坝，其正北接佛爷坪(即佛坪厅)。层峦叠嶂，四塞之区，故洋县县丞驻此，又设都司营以资控守。”严氏的记载说明，由骆谷或围谷经佛坪(佛爷坪)入傥谷到华阳，再到洋县城的傥骆道，其走向与汉代基本相同。东汉时期，在褒斜道遭到羌族威胁和战争的破坏后，傥骆道、子午道等古道被重新启用。《石门颂》记载:“斜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斜，凿通石门。中遭元二，四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循。”但子午道艰险难行，“上则悬峻，屈曲流颠;下则入冥，倾泻输渊。”在此情形下，傥骆道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所谓“后以子午，途路澁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由《石门颂》的行文用意来看，傥骆道(围谷道)的开通，是乎与汉高祖刘邦出入汉中有一定联系。“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季。后以子午，途路澁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隔尤艰。”虽不能说傥骆道开于汉初，但至迟开凿于汉武帝时期，大体上是比较稳妥的，由此也证明，傥骆道与西汉王朝相始终。正如宋代著名史学家宋敏求在《长安志》中所说:“古骆谷道，汉、魏旧路也，南通蜀汉。”

两汉时期，傥骆道虽没有褒斜道、陈仓道、子午道那样声名显赫，但在两汉文明史上的地位至少与后三道相当。因为秦朝时，巴蜀大地刚开始与中原沟通，偏僻险阻，是流放罪犯之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到了两汉时期，巴蜀大地进入了开发的收获期，“山原肥沃，有泽渔之利”，“土地沃美，人士俊乂”“开辟及汉，国富民殷。府腐谷帛，家蕴畜积。《雅》《颂》之声，充塞天衢，中穆之泳，侔乎《二南》，蕃衍三州，土广万里。方之九区，于斯为盛。”而此时的汉中郡，作为西汉王朝的发祥地，也进入了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其地东接南郡，南接于巴，西接武都，北接秦川。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汉中不仅经济发达，而且有兴王之地的神圣光环，因此开通长安至汉中的山间通道，是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正所谓:“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而皇刘应之，洪祚悠长。萧公之云，不亦宜乎。”正因为关中与巴蜀联系密切，时人称:“巴、蜀亦关中地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将秦陇、汉中、巴蜀视之为大关中，作为全国四大经济区之一，“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在以八百里秦川和四川盆地为核心的大关中经济区中，迫切需要加强西北与西南的交通，“然四塞，栈道千里，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在褒斜道被战乱破坏之后，傥骆等道就上升为秦蜀间的主要通道。汉代的城固县管辖今城固、洋县等汉中盆地东部广大地区，张骞、李固等人可能经行傥骆道到长安。两汉时期，汉中文化的繁荣、人才的兴盛，也与傥骆道的交通有关。西汉时汉中自太守田叔之后，“世修文教，有叔傥之士，异人并挺;邓公抗言于教景之朝，以明忠枉之情。张骞特以蒙险远，为孝武开缘边之地，宾沙越之国，致大宛之马，入南海之象”。“谷口子真，秉箕颖之操，湛然岳立，不营不求，德声迈流。杨王孙应至人之概。”东汉时期，汉中的儒家文化更为发达，“自建武以后，群儒修业。开按图纬，汉之宰相，当出坤乡。于是司徒李公，屡登七政。太傅子坚，弈世论道。其珪璋、瑚琏之器，则陈伯台、李季子、陈申伯之徒，文秀玮晔。其州牧、郡守，冠盖相继，于西州为盛，盖济济焉。”秦巴山间道路的畅通和汉中经济文化的繁荣，将国都长安、洛阳与大西南核心城市成都有效地融通在一起，正如《石门颂》所颂:“八方所达，盖域为充”，“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乐，庶士悦雍。商人咸憘”，“农夫永同”。傥骆道等道路在给商人、农夫等提供方便、促进南北经济交流的同时，也为蜀地文人走向长安、扬名天下创造了条件。《汉书·地理志》记载，“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章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杨雄之徒，文章冠天下。”以司马相如、张骞为代表的蜀地、汉中人才，正是经蜀道走向全国，成为文化名人的。而司马迁等中原学者的蜀道之旅，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使关中、汉中、蜀地成为两汉时期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高地。

二、三国时期的傥骆道

汉末三国时期，以汉水河谷为轴心的秦巴山地，成为各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北方割据者夺取秦巴山地，就可以夺取四川盆地，占据江汉上游，高屋建瓴，荡平江南，统一全国;南方统治者控制秦巴山地，就可以立国西蜀或者江南，进逼中原，饮马黄河。赤壁之战后，曹操欲进兵关陇、征讨蜀汉，孙权欲与刘备联合夺取蜀地，巩固在南方的统治，遣使报备曰:“米贼张鲁居王巴、汉，为曹耳目，规图益州，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一统吴、楚，虽有十操，无所忧也。”备欲自图蜀，拒答不听。因此，秦巴山地作为战略屏障，对于蜀汉、东吴更为重要。位于秦巴腹地的傥骆道等交通要道，就因为战争和战时交通的需要而使其地位不断上升。

傥骆道在三国争战中的首次使用，是在魏明帝太和四年( 230)秋七月，“诏大司曹真，大将军司马宣王伐蜀。”九月，“大雨，伊、洛、河、汉水溢，诏真等班师。”曹魏此次进兵蜀汉，以长安为基地，诸道并进，合围汉中。《三国志·曹真传》记载:曹真“以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帝从其计。“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沂汉水，当会南郑。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都入。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诏真还军。”穿越秦岭的道路，险峻难行，连日大雨，更添艰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蜀汉的压力，使得诸葛亮从容应对。《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建兴八年( 230)秋，“魏使司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坂，大雨道绝，真等皆还。”曹真此次征蜀，并未做好充分准备，曹魏内部也意见不一，陈群、王肃等人就坚决反对。《三国志·陈群传》记载，“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群以为‘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真复表从子午道。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诏以群议下真，真据之遂行。会霖雨积日，群又以为宜诏真还，帝从之。”由此看来，秦岭山地中的古道本来就很艰险，在雨季更是困难重重。正如王肃所言，曹真征蜀，“深入险阻，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悬而难继，实行军之大忌也。闻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是贼偏得以逸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王基也说:“昔子午之役，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桥阁破坏，后粮腐败，前军悬乏。”在这次极为艰难的蜀道军事行动中，傥骆道是其中之一，夏侯渊次子夏侯霸就是由傥骆道最先进入汉中盆地，前锋到达“兴势围”。“子午之役，霸召为前锋，进至兴势围，安营在曲谷中。”“兴势”是蜀汉北防曹魏的战略要地，唐人杜佑在《通典·州郡》中记载，“蜀主全制巴蜀，置益、梁二州，有郡二十以汉中、兴势、白帝并为重镇”，由于兴势是扼守骆谷口的要塞，因此被称为“兴势围”，是蜀汉汉中基地的东大门。而骆谷道又是汉中通往长安最近的道路，《通典·州郡·汉中郡》记载，“去西京，取骆谷路六百五十里，斜谷路九百三十三里，驿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因此，夏侯霸取骆谷最先进入汉中盆地，兵临“兴势围”。

傥骆道在三国争战中的第二次使用，是曹魏少帝曹芳的正始五年( 244)春三月，“诏大将军曹爽率众征蜀。”《三国志·曹爽传》记载:“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长安，大发众六七万人，从骆谷入。是时，关中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入谷行数百里，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曹爽此次用兵蜀汉，主要是为了树立个人威信，与司马懿争权。“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夏侯玄，大将军爽之姑子也。玄辟李胜为长史，胜及尚书邓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使伐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长安，发卒十余万人，与玄自骆口入汉中。”四月，大将军曹爽“兵距兴势不得进”，主要是粮草转运不继，后勤保障困难，“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于是司马懿劝夏侯玄退兵。“太傅与夏侯玄书曰:‘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邀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玄懼，言于爽;五月，引军还，费祎进据三岭以截爽，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失亡甚众，关中为之虚耗。”《三国志·曹爽传》注引《汉晋春秋》则说:“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面对曹爽的骆谷道大军进犯，蜀汉的汉中守军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还是比较紧张的。《三国志·王平传》记载，延熙七年( 244)春，“魏大将军曹爽步骑十余万向汉川，前锋已在骆谷。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军大警。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敌，所当固守汉、乐二城，遇贼令入，比尔间，涪军足得救关。’平曰:‘不然，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贼若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惟护军刘敏与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诸军及大将军费祎自成都相继而至，魏军退还。”刘敏与王平据守“兴势围”，阻遏曹爽大军，由于兵力不足，故虚张声势，“多张旗帜，弥亘百余里，”兴势山是傥骆道南出口战略要地，蜀汉筑“兴势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是蜀汉战略要塞。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山南道》记载，“兴势山，在县北二十里，蜀先主遣诸葛亮出骆谷，成兴势山，置烽火楼，处处通照，即此山。按三国时蜀以汉中、兴势、白帝并为重镇。”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八《山南道·洋州》记载，“兴势山在县西北四十三里，今郡城所枕，自然陇势，形如一盆，缘外险而内有大谷，为盘道上数里方及四门，因为兴势之名。”由此证明，兴势山是由傥骆道进入汉中盆地的战略要塞，是蜀汉三大战略要地之一。因此，王平屯兴势而击败魏军，正是充分利用了兴势山优越的军事地理优势。

傥骆道在三国争战中的第三次应用，是姜维利用此道伐魏和钟会由此道灭蜀。《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延熙二十年( 257)，“闻魏大将诸葛诞据寿春以叛，姜维复率众出骆谷，至芒水。”此次姜维主动由汉中出兵伐魏，主要利用魏国内部的叛乱形势，试图兵向关中有所收获。《三国志·姜维传》记载，“维欲乘欲向秦川，复率数万人出骆谷，径至沈岭。时长城积谷甚多而兵乃少，闻维到，众皆惶惧。魏大将司马望据之，邓艾亦自陇右，皆军于长城。维前往芒水，皆依山为营。望、艾傍渭坚围，维数下挑战，望、艾不应。景耀元年，维闻诞破败，乃还成都。复拜大将军。”“芒水”即今黑水河，因发源于黑水谷而得名。“长城”在今周至县南，是骆谷口的军事要塞。姜维此次进兵，虽与魏相持于长城，未曾开拓疆土，但牵制了关陇曹军的主力，取得了一定的军事主动权，将战场推进到曹魏境内，因此回成都官复原职。但此时的蜀汉已是强驽之末，六年之后，形势逆转，司马昭部署灭蜀。《三国志·三少帝纪》记载，魏元帝曹奂的景元四年( 263)夏五月，灭征西将军邓艾、雍州刺史诸葛绪、镇西将军钟会三路大军伐蜀，“钟会由骆谷伐蜀”。邓艾、诸葛绪合计统兵三万余人，主要目的是牵制姜维并截断汉中前线姜维大军的退路。而钟会统兵十万人，由骆谷、斜谷、子午谷等诸道并进，合围汉中。《三国志·钟会传》记载，“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先命牙门将许仪在前治道，会在后行，而桥穿，马足陷，于是斩仪。仪者，许褚之子，有功王室，犹不原贷，诸军闻之，莫不震竦。蜀令诸围皆不得战，退还汉、乐二城守。魏兴太守刘钦趣子午谷，诸军数道平行，至汉中。蜀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兵各五千。会使护军荀恺、前将军李辅各统万人，恺围汉城，辅围乐城。会经过，西出阳安口，遣人祭诸葛亮之墓。使护军胡烈等行前，攻破关城，得库藏积谷。”在曹魏大军压境、汉中危在旦夕之时，姜维在建兴六年( 263)上表后主刘禅:“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阳安关即今陕西勉县的古阳平关，是四川盆地剑门关外蜀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因此姜维的建议颇具军事家的眼光，但此时的后主宠信宦官黄皓，未能及时采纳姜维的意见，等到钟会进入骆谷后，才慌忙派遣“左车骑张翼、辅国大将军董厥等诣阳关口以为诸围外助。”还未到前线，钟会已攻陷关城，汉中陷落。此次钟会利用骆谷道进兵，修复了破损的栈道，保证了大军能顺利进入汉中。而姜维命诸将放弃“兴势围”等诸围要地，退守汉、乐二城，为钟会创造了顺利进入汉中盆地的条件，是蜀汉在战略上的失误，后主刘禅未能及时采纳姜维的意见，及时派援军到达汉中前线，也是导致钟会由骆谷等道顺利占领汉中的因素之一。

三国时期，诸葛亮、司马懿等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都非常重视傥骆道。诸葛亮充分利用傥骆道的军事交通价值，《水经注·沔水》记载，“诸葛亮出洛谷，戌兴势，置烽火楼，处处通照。”司马懿曾跟随曹操到过汉中，熟知蜀道之艰险，《汉晋春秋》记载，司马宣王谓夏侯玄曰:“昔武帝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平路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徼绝，覆军必矣。将何任其责。”这里的“兴平路至险”，应该是“兴势山路至险”。司马光在引用此段文字时改为“兴势至险”。由于傥骆道是关中至汉中最便捷的交通要道，加之沿线形势险要，不仅在中途有“山岭关”等关隘，而且南出口有“兴势山”可守。因此，从诸葛亮经王平到姜维，蜀汉依托兴势山筑“兴势围”，使其扼守骆谷口和汉中盆地东部，对蜀汉政权的战略安全功不可没。

东晋时期，傥骆道也多次作为军事通道，成为南北争夺的战略要地。东晋永和五年( 349)，“梁州刺史司马勋出骆谷，破赵长城戍，壁于悬钩(俱见周至县)。”东晋义熙六年( 410)，“桓玄余党桓石绥等因卢循入寇，起兵洛口，袭据西城(见兴安州)。”《晋书》卷三十七《司马勋传》也记载，“石季龙死，中国乱，雍州诸豪帅驰告(司马)勋。勋率众出路谷，壁于悬钩，去长安二百里，遣部将刘焕攻长安，又拔贺城。”由此看来，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傥骆道作为南北政权对峙带上的重要通道，不仅是南北交兵的通道，而且也是南北争夺的战略要地。

魏晋时期，由于南北分裂，傥骆道作为翻越秦岭最便捷的通道，在三国鼎立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军事交通作用，引起了诸葛亮、司马懿等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高度关注，在三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傥骆道不仅是天下大乱到天下三分的战略通道，而且是鼎足三分到天下归一的战略通道。因此，三国时期是傥骆道发展史上最辉煌的第一阶段，为隋唐时期傥骆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南北交通史和古代交通史上也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小结

傥骆道是秦蜀间最便捷的山间通道，大约开凿于汉武帝时代，是西汉盛世的产物，是西汉南北文化交流的通道。

两汉时期傥骆道又称为“围谷道”，与陈仓道、子午道、堂光道并称为褒斜道之外的四条大通道，与褒斜道一起构成穿越秦岭山地的交通体系，不仅促进了西部的繁荣，奠定了盛世的基础，而且促进了大西北与大西南的经济文化联系，为两汉文明走向世界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国时期的傥骆道由于居中和便捷两大优势，在南北争战中被多次使用。蜀汉充分发挥此道南段和缓且有山间盆地的优势，多次捍卫了秦岭防线的安全，维持了与曹魏的军事平衡;随着蜀汉国力的衰落，放弃了傥骆道南口要隘“兴势围”的防守，导致汉中陷落，蜀汉败亡。

三国时期，是傥骆道辉煌灿烂的第一阶段，为隋唐时期傥骆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注释】

[1]该文原载《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