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心理健康与危机意识

二、青年心理健康与危机意识

心理危机是一种正常的生活经历，并非疾病或病理过程。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经历危机。心理危机表明个体在努力抗争，力求保持内心的安宁及自身与环境间的平衡。危机可以让我们警觉，调动自身的能量，积极有效地应付困难，从中获得经验，转危为安，顺利度过危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生产造成的生活状态紧张、社会矛盾增加，会促使心理疾病发病率增高。因此，和谐发展、以人为本、积极友爱的社会环境是人体身心健康的需要，建设生态文明的同时也为身心健康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古人云，“居安思危”。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同时，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也与日俱增。生态危机事件的重要特征就是其突发性、可变性和不可预见性。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其爆发往往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到全球的各个角落，情势瞬息万变。尤其是在上海这样一座国际化大都市，高密度的人群集聚、繁密的公共交通网络、关联度极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使置身其中的人们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因此，健康危机意识已经成为现代公民的一项基本素质。调查中，当被问及“你是否担心未来一段时间内上海可能会出现新的生态危机事件”时，结果显示，有近七成左右青年对此问题曾有过思考。其中，超过半数青年（53.9%）对此表示“担心”，而一成多青年（14.7%）对此表示“不担心”，但我们也看到，仍有三成左右（31.4%）青年表示“没想过”。可见，总体上，青年对健康危机的警觉程度较高，忧患意识较强。进一步交互分析显示，不同性别与年龄段青年对此的态度尚存在一定差异。“90后”青年相较“70后”、“80后”青年，男性青年相较女性青年，均表现出更为乐观的态度。

表2.10　不同群体青年对“未来一段时间内上海可能会出现新的生态危机事件”态度对比

究其原因，在表示“担心”的青年群体中，主要依次为：“环境污染严重”（77.5%）、“公众的环保与健康意识不够”（61.1%）、“人口过于密集”（55.1%）、“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尚不健全”（39.1%）等。相反，对此表示“不担心”的青年，其原因则主要基于“医疗技术发达，卫生设施先进”（46.0%）、“公众的环保与健康意识较强”（39.5%）、“政府防控措施及时有效”（39.0%）、“应急处理机制较为完善”（35.1%）等理由。这一原因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青年均能够在理性思考和判断的前提下，对于未来可能到来的危机或情况变化具有较高的敏锐度和警觉度。

表2.11　青年“担心”或“不担心”的原因分析对比

生态危机事件以其难以预见、处置急迫、影响广泛、危害严重等特点，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青年在自我意识、认识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其思维方式、人格特点和社会经验尚显稚嫩，更容易造成身心失衡、情绪困扰，甚至引发心身疾病。因此，就这一意义上来说，生态危机背景下，青年的心理情绪状态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心理干预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保持一种内心的稳定状态，保持自身与环境的平衡和协调，当重大问题或变化发生使个体感到难以解决，难以把握时，平衡就会打破，正常的生活受到干扰，内心的紧张不断积蓄，继而出现无所适从甚至思维和行为的紊乱，进入一种失衡状态，这就是危机状态。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对危机的心理反应通常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冲击阶段。发生在危机事件出现后不久或当时。如果刺激过大，就会使人感到震惊、眩晕、不知所措，也可称为“类休克状态”。第二阶段为安定阶段。人们会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恢复心理上的平衡，控制焦虑和情绪紊乱，恢复受到损害的认识功能。而后采用各种心理防御机制或争取亲人、朋友的支持。如随着政府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出台，危机事件得到控制、各种媒体透明，人们的恐慌心理逐渐减低。第三阶段为解决阶段。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产生压力的危机，并努力设法处理它。可能采取逃避行为，如依赖药物、酗酒等；或者提高自己的应付技能，改变策略和行为，直接面对危机、解决困扰，如求助。

与此同时，由于现代公民整体的认知模式从生物模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越来越多具有一定文化素质修养的人认同“生态危机本身，不仅是自然性灾难，而已经构成社会性灾难”，且不同文化背景群体认知模式的变化存在一定差异。由于青年群体文化程度较高，则更倾向于对疫情、灾难的综合性认识，不仅关心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等生物学研究进展，而且关心疾病造成的社会影响。如有研究显示，在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流行期间，虽然青年的心理情绪状态总体较为平稳，并没有出现盲目的恐慌，仍然有相当部分的青少年出现了各种不良的心理情绪状态，如：乏力感（46.3%）、焦虑（33.4%）、抑郁（29.4%）、易激怒（18.3%）、睡眠障碍（11.4%）、坐卧不安（6.5%）、恐惧（4.2%）等。而这些负面心理状态的出现恰与青年缺乏足够的危机处理知识和技能策略密切相关。与性别因素的交互分析表明，除“易激怒”之外，女性青少年各种不良心理情绪状态的发生率均高于男性。

因此，我们需要积极探索各种形式，针对青年的身心发展特点，开展危机状态下的知识技能培训、心理健康和干预措施教育，以提升其危机处理方式和能力。首先，定期进行生活指导。对青年给予生活指导和护理，关注他们的生理健康，培养其健康观念、健康态度和健康习惯，注意饮食的合理卫生以及适当的体育锻炼，促进身体的正常发育和机能的发展，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保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从而为应对危机打下良好的生理基础。其次，积极开展人格培育。尊重青年的独立人格，热情耐心地帮助和引导他们，促进其自我意识和人格的健康发展。青年随着活动范围及生活领域的日益扩大、知识的不断增长，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烈，但由于他们心理发育尚未成熟，社会经验和知识存在缺陷，对事物的看法还不全面，因此，应在尊重其人格和独立意识的同时，给予积极的引导，帮助他们增强危机意识，对危机作出全面分析，指出他们不成熟的方面，并辅以正确观点，因势利导，同时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兴趣，引导其适宜发展，培养他们形成弹性多元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尊重生命、善待生命、爱护生命。第三，帮助青年形成积极的认知定势。提高青少年的思维变通性，增强青年的危机应对能力。个体的变通性以及对外寻求支持的能力，是决定一个人应对能力的重要因素，会影响一个人在觉知有威胁的情境时，将危机视为一种挑战还是一种威胁。当个体感受到自己缺乏适当的外来支持或缺乏变通性时，危机情境可能会无法抵抗且具破坏性。而个体缺乏变通性和寻求支持的能力源于其消极的认知定势，它将个体局限在一种特定的世界观中。对于这个世界的预期看法，在危机中会受到严重的动摇，而变通能力及改变自己的期待是很重要的。因此，应培养青年形成有利的认知定势，提高他们的变通能力及主动寻求支持的能力，将危机视为一种挑战而不是一种威胁，在危机中成长。第四，建立情感沟通。利用语言的积极作用，与青年建立良好的沟通。鼓励青年谈论自己的感受，认真倾听并注意他们的心理反应，告知这些反应和感受都是正常而不是病态的；及时传递知识，向他们介绍有关危机的知识和应对措施，使他们对危机有正确客观的了解和认识，并指出情绪稳定、镇静与危机应对的关系，培养他们对危机的耐受性，尽快适应危机状态，以稳定的情绪，积极配合，团结协作，镇定乐观，战胜危机。

个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身体和心理是其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应满足身体健康的基本条件。身体健康是人开展实践活动最原始的要求。只有身体健康，人们才有精力、体力、毅力去改造自然，开展创造环境的实践活动；有可能提高自身的劳动能力与技能，依靠科学知识对自然进行积极的改造，加强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资源浪费，避免环境污染，维持生态平衡，力争消除生态危机，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建立与生态相协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力争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心理则包括性格、思维、情绪等精神方面。只有性格完善，人们才可以乐观地面对生活，积极迎接实践活动中的挑战，面对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暂时困难不轻言放弃，只有情绪稳定，才可以感受到自然的美好，并积极主动地爱护自然环境，塑造优美生活环境，树立自律意识与平等观念，确立生态保护意识，才可以友爱健康地对待生态环境，尊重自然界的生存权利与发展权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延伸阅读］

比PM2.5更小颗粒物对人体危害更大

小伙伴们是否还记得，当PM2.5刚刚进入我们视线之时，引起的紧张与焦虑。而近日，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研究证实，大气中粒径在0.25—0.5微米范围内的颗粒物（即PM0.5）的浓度与居民健康危害的关系最为显著，且粒径越小，健康危害越大。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多地雾霾天气，PM2.5越来越被人们熟识。但近日“横空出世”的PM0.5却让大家都震惊了。PM0.5是指直径小于等于0.5微米的颗粒物。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得出结论，颗粒物粒径越小，对人体健康危害越大。也就是说，PM0.5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远远大于PM2.5，这一危害在心血管及呼吸道疾病方面尤为突出。研究小组相关负责人、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阚海东称，PM0.5进入肺泡之后，有可能越过人体的血气屏障，进入心血管系统引起疾病，甚至还可能干扰人体神经系统的平衡。

PM0.5在PM2.5中的质量占比不高，但数量浓度比却接近90%。相关专家表示PM7可以进入鼻腔，PM4.7—7可以到达咽喉，PM2.5可以到达支气管，而PM1可以到达肺泡，PM0.5很可能在肺泡里扩散、沉积。PM0.5来源于汽车尾气，主要是柴油机尾气排放的黑炭颗粒物，以及硫酸盐、硝酸盐等二次污染物和矿石、燃料的直接燃烧。此外，吸烟也是PM0.5的一大主要来源，人们吸烟时直接吸入人体的主流烟气，绝大多数是PM0.5。广大烟民现在又增加一条必须戒烟的理由了。

PM2.5在备受关注之时，也炒火了打着能防PM2.5口号的专用口罩。但遇上危害更大的PM0.5时，所有的口罩都成了浮云，空气净化器也未必能有效抵御。陈宇洁称，目前市面上很多口罩都是简单的布制品，很难起到阻隔微小污染颗粒物的作用。要是想防止感冒病菌的传播及细小污染颗粒，必须选择专业的医用口罩。想减少大气污染对健康的伤害，我们可以在出门入室后及时洗脸、漱口、用棉签清理鼻腔，去掉身上所附带的污染残留物。其中，洗脸最好用温水，利于洗掉脸上的颗粒，除了面部清洗外，身体裸露部分也要注意清洗。对于抵抗力较弱的老人、小孩及患有哮喘等疾病的人群，在雾霾天气里就尽量减少外出。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2013年11月1日

“死猪漂浮”引发生态反思

面对“跨界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近来，上海黄浦江上游的死猪漂浮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也引来不少担忧。挑战面前，上海市为了化解这场“水危机”殚精竭虑，一方面逐日打捞死猪，并做无害化处理，累积多达上万头；另一方面，则逐日向媒体详细通报相关信息，力求公开透明。从目前来看，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上海市民的饮水安全。

但是，这场危机还难以画上句号。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各种谜团也渐渐浮出水面，带来对这起突发事件更加深刻的反思。

漂浮的死猪暂时捞尽，还会不会卷土重来？毕竟，黄浦江上游河汊众多，面对这种“跨省市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有不少疑团待解：为什么在事件发生后，连死猪源头这一望而知的问题，相关方都不愿认账？死猪的病死原因何以欲说还休，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对这些死猪，当地政府有否采取必要措施安全处置？农业部对动物无害化处置的三令五申，是否在当地得到落实？当大量死猪沿江漂流，上下游能否联合行动，而不是只靠上海方面的末端处置？

纵观这场水危机从起源到化解的来龙去脉，再联系此前各地的水污染、雾霾、沙尘暴等诸多环境突发事件，不难发现，仅仅是事发地一方的努力，就算是再尽心再周全再有担当，也会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只能收一时之效，而非正本清源的长久之计。不管是死猪漂到上海带来水质恐慌，还是雾霾“串门”来到北京引发呼吸焦虑，都在提醒我们，环境安全问题绝不是一个地方单独行动所能解决的。一旦在人群聚集的大城市突发环境污染，影响面巨大。但是，它们毕竟只是一个一个“点”，而水和空气都是流动不居的，我们的关注焦点不能只盯在事发地，而忽略了问题的根源、演化的过程。

比如上海与江浙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也一直在做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努力，沪苏浙环保部门3年前还曾签署过《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然而，从死猪漂浮事件暴露的问题来看，建立畅通而有效的区域联动机制，依然任重道远。行政管辖，固然守土有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尤其在生态环保方面，上游下游、各个地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哪个环节掉链子都不行。囿于一隅，只顾自己，就会导致“跨界污染”久拖不决、愈演愈烈，最终埋单的还是大家。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正是“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共同责任。兹事体大，谁也不能置身事外，焉能一推了之？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2013年3月20日

【注释】

[1]李继成：《上海规划城市生态安全体系》，《东方早报》2012年3月27日。

[2]吴保刚、张跃西、钟章成：《城市生态安全问题初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3]王祥荣、吴人坚、张浩等：《中国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72页。

[4]罗攀：《人为物质流及其对城市地质环境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11期。

[5]马彦琳、刘建平：《现代城市管理学》，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103页。

[6]吴保刚、张跃西、钟章成：《城市生态安全问题初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