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与危机意识

二、谣言与危机意识

强烈的“阴谋忧虑”使人们成天提心吊胆,也促成了人们想象力的超常发挥,各种谣言于是不胫而走,而谣言的广为流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后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了人们对“阴谋”的忧虑。

这就意味着,在革命时代法国这样独特的环境中,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有可能在转瞬间造成一场巨大的社会恐慌。勒费弗尔在他的《1789年的大恐慌》(1932)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颇为典型地反映了当时谣言产生和流传的一般情况。

据说,1789年7月4日上午8时左右,在诺曼底的比尔西市和维尔市之间的大道上,一个下地干活的老太婆发现路边有两个男人,模样有些古怪:一个躺在地上,愁眉苦脸,憔悴不堪;另一个则在那里踱来踱去,面露绝望。走过两人身边后不久,老太婆碰到了一个正骑着马在路上闲逛的地方长官的儿子。老太婆便把她所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他,说那两人看上去挺像土匪,好不可怕。那少爷听得此言,毛发尽竖,当即飞身策马,旋风也似地直奔维尔方向而去,一路上高呼不止:“强盗来了!”消息就这样迅速传扬开去,而且越传越邪乎:“强盗”的人数在比尔西还是两个,传到普勒斯勒就变成了10个,传到瓦西便增到了300,及至维尔时又翻成了600,最后在圣罗、百由和卡恩,人们竟纷纷传言有3000盗贼啸聚山林,并在维尔一带拦路抢劫、杀人放火,吓得各市市长坐立不安,到处告急求援。坦什布雷市市长在致冬弗隆市市长的信中写道:“坦什布雷市国民自卫军仅有500条枪,无法抵御前来进犯的强敌,何况还有许多内部的暴徒每时每刻都在加入他们的队伍。因此急盼冬弗隆市国民自卫军带足弹药,火速驰援我市。”事发后不到七小时,方圆二百多里都响起了告急的警钟。卡恩市当局立即采取措施,指派奥尔德内将军率地方守备队和国民自卫军迅速进击,当时还有三万多市民自愿随军前往助战。直到整个诺曼底一片惊慌,准备进行全民动员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并没有什么盗匪啸聚绿林,那两个徜徉路上的“怪人”不过是当地的一对父子俩,儿子患有疯症,父亲在一旁照料他。闹了半天,震天动地,结果是一场虚惊!

当时在“阴谋忧虑”或匪患恐惧的困扰下如惊弓之鸟的法国民众,就这样容易听信谣言,就这样善于在传谣过程中把谣言变得越来越离奇。这一状况曾经引起过革命者的关注和不安。比如在第21期《普罗旺斯邮报》上,米拉波就撰文指出:

在这危难时刻,笃信和夸大凶险新闻成为一种普遍习性。没有什么比这更使观察家感到震惊。仿佛逻辑本身已不在于计算可能性的程度,而在于把最不着边际的传言当作真实性。于是,这些传言便编造出行凶事件,以阴暗的恐怖刺激人们的想象。我们宛如一群孺子,越是可怕的故事越是认真去听……⁽⁵⁾

当时的法国民众身处于乡土社会,又缺乏受教育机会,本来就有轻信谣传的自然倾向,这种倾向在革命危机时期则表现得尤其突出。比如,在大革命初期,外省的人们对传自凡尔赛和巴黎的关于“贵族阴谋”的种种说法均信以为真。1789年5月20日,奥尔良市的一份文告强烈谴责“同贵族、僧侣和所有高等法院相勾结的各亲王”套购粮食,认为他们“想通过在全国制造饥荒来搞垮三级会议,想把一部分法国人饿死并使另一部分起来反对国王”。人们对第三等级代表传出的贵族在调动军队、在招募匪徒准备“清洗巴黎”的消息也深信不移。如潮的谣言,或者说被严重夸大的贵族阴谋,不仅会在人们心中唤起更强烈的恐惧,而且也能激发起一种强烈的抗争情绪,这也就是勒费弗尔十分重视的“自卫本能”和“惩戒决心”。在法国革命中作用极为显著的群体暴力,无疑就是这种抗争情绪的直接产物。

1789年7月初,人们对大批军队在巴黎市郊的集结愈来愈不安,愈来愈愤怒。尽管国王通过掌玺大臣解释说,军队开来只是为了预防骚乱,不是企图镇压巴黎人民,可是人们根本不信。正是在这一日益增长的威胁面前,巴黎人民开始表现出自卫本能。7月10日,巴黎第三等级的选举人再次集会市政厅,表示了“尽早使巴黎城建立起一支资产阶级自卫军”的意愿。这支资产阶级的民兵队伍很快就建立了起来,担负起保卫首都“公共安全”的任务。7月12日下午,内克被解职的消息传到巴黎,“贵族阴谋”在人们的心目中更加具象化,并激起强烈的反应:经纪人当即关闭了交易所以示抗议,贴现银行股票暴跌,从4265锂猛降到4165锂;同时人民群众也开始行动起来。在不久前被奥尔良公爵开放为公共娱乐中心的罗亚尔宫花园里,卡米耶·德穆兰等演说家纷纷发表演讲,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不久,自发的游行示威队伍走上街头,并开始与王家保安部队发生冲突。谣言纷传,说是国王的军队将从蒙马特尔高地和巴士底狱炮轰巴黎,郊外的大批盗匪也将进城劫掠。顷刻间,巴黎群情激愤,警钟长鸣,各主要路口都筑起了街垒,武器商店被抢劫一空。7月13日白天,动乱有增无已。激动的人们成群结队穿行于巴黎的大街小巷,到处寻找武器。蹄铁铺的工人们一大早就开始锻造枪矛。下午,王家保安部队开始转向武装的民众方面。7月14日,为了得到更多的火器,人们先是涌入荣誉军人院,夺取了三万多支枪,接着便冲向巴士底狱。

如果说在此之前,巴黎人民对于贵族阴谋的威胁所表现出来的还只是自卫本能的话,那么他们攻打巴士底狱的行动就第一次显示出了他们的惩戒决心。战斗是由巴士底狱守军悍然向群众开枪而挑起来的。尽管守军武器精良又占据有利地形,但义愤填膺的群众毫不畏惧,前赴后继,英勇作战,直至最后在转向人民方面来的原保安部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支持下攻入堡垒,在愤怒地杀死了六名守军官兵之后,又在市政厅门前处死了投降的守军司令德洛内,并割下他的首级,挑在矛尖上游行示众!

内克的免职在外省也同样激起了强烈而迅速的反响。许多城市里的人民群众开始夺取银库、弹药和军需库,成立常设委员会,责成其组织民兵并向邻近市镇和农民求助。里昂市三级会议于7月17日宣布:若凡尔赛的制宪议会被解散,他们将停止收税。7月20日,尼姆的市民断言:一切胆敢把保卫国家的武器对准法国人的人都将被认为是恶棍和卖国贼,并告诫军队中的尼姆人一律“不得服从任何使自己的同胞流血的凶残命令”。第戎驻军司令被拘捕,贵族和僧侣被禁止外出。雷恩市市民还鼓动士兵开小差,并发动事变赶走了驻军指挥官。后来,在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鼓舞下,各市镇资产阶级又纷纷就势发起“市政革命”,接管了各地的政权。

与此同时,“贵族阴谋”的传闻也激动了法国的广大乡村,成为在1789年7-8月份席卷全国的“大恐慌”的重要导因。尽管不识字的农民没有给后世留下什么能表明他们心态的文字材料,但许许多多和农民最接近的乡村教堂神甫却用他们的笔透露了不少情况,说明有关“贵族阴谋”的流言蜚语的确曾传播到农村并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当时,城市资产阶级为了取得农民的支持,也曾对农村作过大量宣传鼓动工作。而广大农民一般也能予以积极的响应。如布尔市在7月18日向各地方教区发出的派丁参加城市民兵的呼吁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塞纳河畔的巴尔大法官辖区,选举人组成的常设委员会决定在每个村庄组建一支民兵,并迅速得到了落实。7月19日,多菲内省的爱国派临时委员会号召该省城乡平民拿起武器,结果很快就在全省普遍建立起民兵武装。其实,农民本身也不乏革命的主动性,高度的警惕往往能使他们表现出异常强烈的自卫本能和惩戒决心。7月24日,卡尔瓦多斯省的农民逮住了逃亡中的库瓦涅公爵;7月26日,流窜到维勒诺克斯的巴黎卫戍司令伯桑瓦尔男爵也被农民抓获。许多类似的故事可以反映农民对可疑分子的警觉。如当时正在法国考察的英国农学家亚瑟·扬就曾被农民抓住过四次。其中有一次人们曾命令他戴上三色徽,并告诉他这是第三等级的规定,不是领主者就应服从。亚瑟·扬出于好奇,问道:“假如我是个领主,那又会怎么样?”“怎么样?”农民的回答毫不客气,“那当然会把你吊死喽,活该你倒楣!”尽管农民当时并不曾吊死过嫌疑犯,但一种仇恨领主的强烈情绪,在这里却绝非虚构。

如果说城市平民的惩戒决心主要表现为拿起武器推动和支持资产阶级的“市政革命”的话,那么,农民惩戒决心的主要表现便是反对封建领主的土地暴动。法国农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就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块土地。各种古老的封建权力,如领地附加捐、领主年金、土地转让税等等,不仅是对农民极其沉重的经济盘剥,而且在法律上严重限制了农民对自己小块地的占有欲,令他们恨之入骨。三级会议的召开使农民模糊地感到了解决他们土地问题的可能,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贵族在搞阴谋,企图使他们的土地渴望化为泡影。关于盗匪在为贵族服务的谣传又进一步加深了农民对这种贵族阴谋的担心。7月28日,针对到处有人在破坏麦收的消息,一位来自普罗旺斯的议员写道:“没人知道这种可耻的割倒未成熟庄稼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人民只能认为这是垂死的贵族阶级策划的一个阴谋。贵族和僧侣在首都受到了猛烈攻击,于是他们就想通过破坏麦收,通过把首都陷入饥饿来施以报复。……无论如何,这种破坏行为已被视为内阁和贵族的阴谋。”在7月14日之后,还有一个谣言在广为流传,说的是由于各市镇当局都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盗匪们现在都跑到乡下来了。这个谣言极大地强化了当时法国农村的恐慌气氛。正是这些被夸大的贵族阴谋和想象中的盗匪活动,在给农民带来恐惧的同时,也激起了他们的万丈怒火。为了不让贵族阴谋得逞,为了保证自己的土地梦想这次能够成为现实,他们感到还是先下手为强,应该在盗匪赶到之前采取行动,向封建制度发起直接进攻!于是,各地农民开始手执武器,闯入城堡,夺取记载封建权利的契约文书并付之一炬;如遇有顽抗的领主,他们被烧毁他的城堡,甚至把他本人绞死。这就是被称作“大恐慌”的1789年7至8月间法国农民自发起来夺取土地的斗争。尽管这一斗争往往引起了作为地产主的城市资产阶级的血腥镇压,但这种镇压并没有改变斗争的结局:“大恐慌”之后,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许许多多法国农民终于成了自己耕种的土地的实际主人。

由“贵族阴谋”的传闻激起的法国公众的这种抗争情绪往往非同寻常地强烈,以致透出一种令人生畏的杀人欲。1789年7月18日的“南特通讯”上刊登了一封巴黎商人的来信(写于7月15日),信中称:“我们要取20个脑袋,而且我们就要把它们取来了。”该刊物的第23期上又登出了另一封来信,说是已有一百多个坏蛋被愤怒的人民杀掉了,“有些被吊死在路灯柱上,其他的就在他们自家的台阶上被砍去了脑袋,他们的尸体被拖上了大街,被撕成了碎块,被抛进了河里或垃圾堆中”。在瓦尔罗梅地区也流传着这样的消息:第三等级的人们在7月14日杀死了许多贵族,巴黎和凡尔赛的街道和广场上到处都是人头。这些消息显然也都是严重夸大事实的谣传,但民众心态中的仇杀冲动毕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且,无风不起浪,当时的确有不少人死在起义者手中。如巴士底狱守军司令德洛内,巴黎商会会长弗莱塞尔,巴黎总督贝蒂埃及其岳父——财政总监富隆等等,就是在7月间被民众处死在沙滩广场上的。其中,曾说过“人民没面包,可以吃草料”的富隆尤为人民所痛恨,受到了最无情的惩处:人们在他下颏挂上一串荨麻,嘴里塞满青草,胸前还系着一捆草料;人们先是在路灯柱上把他吊死,然后再砍下他的脑袋,并血淋淋地送到后死一步的贝蒂埃面前,令他亲吻。最后,又把他们的尸体扒光了衣服拖到街上示众。所有被砍下的脑袋,都被高高地挑在矛尖上游行。不仅百姓充满了这种仇杀的狂热,就连那些平时温文尔雅的资产阶级精英人物,这时也显得异乎寻常地杀气腾腾。如巴纳夫在富隆和贝蒂埃被杀之后,就曾在议会上说过这样一句名言:“难道他们的血就那么纯洁吗?”罗兰夫人也曾在一封致议员博斯克的信中咬牙切齿地写道:“如果国民议会不把两个臭名昭著的家伙送上法庭,或者说,如果我们爱国的德希乌斯们不砍掉两颗脑袋,那你们就全都疯了。”⁽⁶⁾由此看来,当时的法国人,无论是胼手胝足的劳苦大众,还是平素文质彬彬的资产阶级政客,都陷在了一种近乎狂乱的精神状态之中,都倾向于认为只有诉诸群体暴力,诉诸最极端的肉体消灭,才是粉碎“贵族阴谋”的有效途径。

这种夸张的抗争情绪,很大程度上源自关于“贵族阴谋”的夸张的谣传,而由这种抗争情绪所激发的群体暴力行为,无疑又会加强社会的紧张气氛,从而加强人们的危机意识,其结果,自然又为新的、更富有想象力的、更夸张的谣言的产生和流传准备了土壤和条件。循环,似乎永远也没个头。更何况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也的确有真正的“贵族阴谋”在层出不穷。人们对“贵族阴谋”的恐惧还将随着对外战争的爆发,随着国内各地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随着内忧外患形势的日益严峻,而持续地得到强化。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谣言的产生都将不足为奇,而谣言在人们心中所煽起的抗争情绪,或者说自卫本能和惩戒决心,也将更其强烈、更其偏激,由此导致的群体暴力则更加骇人听闻,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1792年的9月屠杀。而1793年开始的恐怖统治,实质上不过是无政府状态的群体暴力的组织化、程序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