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政治电影的特点及影响

三、意大利政治电影——对“黑手党”的愤怒控诉

意大利的政治电影与法国一样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就是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影片。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共产党和左派的势力在意大利的政治舞台上影响很大，不论是新现实主义时期还是当代，许多著名电影艺术家都是意共党员。这些人尽管社会经济地位和思想境界各有差别，但在反法西斯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上都是一致的。他们也确实拍出了一些在思想上、艺术上十分出色的优秀作品。在六七十年代相交之际，随着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高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冲击西方世界之时，意共内部在政治思想和方针路线上的分歧也反映到电影中来了。比如马尔科·贝洛基奥在1967年拍的《我们讨论，我们讨论》就再现了学生暴动的场面，同年拍的《中国是近邻》以嘲笑的口吻揭露了某个左翼政党在竞选活动中的虚伪与丑恶，作者认为意大利应当向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学习，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但是意大利的政治电影与法国有所不同，法国导演的那种纯个人的政治宣泄在意大利并不多见，意大利政治电影更注重它的社会性，这一点得益于新现实主义的传统，所以70年代的意大利政治电影更多地从政治角度去揭示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弊病。在表现过程中，作者并不停留在概念化、抽象化的阐述和议论上，而是努力把政治抨击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把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与各种社会问题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意大利政治电影。在表现形式上，政治电影与以往的意大利电影也有明显的区别，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力求细节上的逼真和重视人物的心态与大环境的合拍，使影片更接近生活的真实，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埃里奥·佩特里(Elio Petri，1929—1982)是意大利政治电影导演中的佼佼者，意共党员。战后曾当过新闻记者，柴伐梯尼和德·桑蒂斯的《罗马11时》就是根据他写的新闻报道改编而成的。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独立制片，他的影片始终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并且善于把尖锐的政治内容与成熟的艺术技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埃里奥·佩特里拍摄的《对一个不受怀疑公民的调查》(1970)被认为是意大利政治电影的第一部代表作，曾在戛纳电影节上两次获奖。影片描写一个高级警察杀死了自己的情妇。警察首先把被害者的丈夫和一个左派学生抓来当嫌疑犯。但这位杀人的警官，为了达到自己不受怀疑的目的，把这两个嫌疑犯放了，使这个案件成为一个悬案。这时市内发生了3起爆炸事件，学生和工人展开了反对当局的罢课罢工运动，警察又逮捕了那位左派学生巴契。巴契一眼就认出审讯他的警察就是杀害妇女的凶手。当这位警官垂头丧气准备坐牢的时候，他的同事却要他清醒过来，不要随便把杀人犯的罪名栽到自己头上，免得给同事和上司抹黑。他在大家的启发下，认定自己无罪。影片最后警官醒来时发现是个梦。但是现实中，这个警官会受到惩罚吗?影片给观众留下一个疑问。这是一部把对司法黑暗的揭露、左派学生运动和戏剧化的情节悬念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寓意影片，既有很强的观赏性，又有深刻的社会批判内容。佩特里的另一部影片《工人阶级上天堂》(1971)是意大利政治电影中很有影响的影片。影片描写一个叫卢卢·马萨的模范工人。他听话、不捣蛋、拼命干活，老板对他很赏识，但同事对他却很反感，老婆对他也不满。这时一群大学生来到工厂大门口号召工人起来造资本家的反。工人们虽然没有理会，但毕竟产生了一些影响。厂里开始人心动荡，连这个模范工人也不那么百依百顺了。卢卢后来认识了造反的大学生，大学生经常聚在他家吃吃喝喝，他把老婆也赶出了家。最后警察来抓学生，学生纷纷逃跑，只抓住了卢卢一个人，工厂也把他开除了。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家，没有了朋友，卢卢开始怀念那个拼命干活的工作环境。工人们为此举行罢工，把重新录用卢卢作为复工的条件。最后经过工会的努力，卢卢回到了工厂。但卢卢这时已经精神失常，他经常向工人们谈起他梦中天堂是个什么样子。这影片以含蓄的口吻表现了这种幼稚的工人运动与真正的工人阶级的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批评了某些工会工作者和极“左”的学生运动。影片上映后引起很大争议，右派批评它宣传共产主义，左派工人和学生说它污蔑工人阶级。

用政治寓意手法反映60年代末意大利社会动荡、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盛行的社会情景的影片，还有费里尼1979年拍的《乐队排练》。这部无情节、无对白的短片是描写一支大型交响乐队在一座古老的教堂进行的一次排练。影片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表现排练场上的混乱局面，这些音乐家各自吹打自己的乐器，根本不理会指挥。队员之间互相吵架，还有人在大喊:“音乐是一种剥削工具”、“打倒指挥，打倒音乐权威”等口号。队员与队员甚至互相打了起来。教堂的墙上涂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口号。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一块天花板塌下来正砸在乐队中间，当场压死了一个女乐师。于是奇迹出现了，乐师们顿时安静下来。指挥重新拿起指挥棒，一反刚才温柔、客气的语调，以威严的口气下令“重新开始”。乐师们顺从地奏出严整和谐的乐曲，乐曲声中隐约传来指挥的大声训斥声，用的是德语，声音很像当年的希特勒。这部影片是用一种纯寓意的方式对那个动荡年代的反思。弗里尼认为社会中的人民就像这个乐队一样，放松权威他们就搞无政府主义，就闹事，必须用强权统治，人民才能老实。这实际是从右派角度对极“左”思潮下的群众运动的一种讽刺。

除了这种党派色彩和政治倾向性很浓的影片外，在意大利更多的还是具有强烈社会批判倾向，揭露司法制度中的黑暗，抨击腐败的政府勾结外国垄断资本家和黑手党徒，从中牟取暴利的揭露性影片。由于这类影片所反映的矛盾是这一制度下难以消除的矛盾，所以这类影片特别有生命力。以至于它改换成不同的形式成为今天世界影坛主要的影片类型之一。这类影片中最有代表性是弗朗契斯科·罗西拍摄的《马太伊事件》(1972)。这部影片反映的是一位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马太伊在1962年一次飞机失事的事故中死去，一名记者调查失事经过的故事。有人猜测这一事故是政府勾结美国垄断资本家搞的一次蓄意谋杀，因为马太伊是位天主教民主党的左派议员，是位主张兴办意大利民族工业的石油企业家，意大利的经济奇迹时代与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对这一事件的调查颇受公众的关注。《马太伊事件》是一部典型的纪实风格和采访报道式的影片。它排斥了传统的故事情节，以“马太伊之死”作为开端和贯穿全片的悬念。通过一系列闪回，再现了马太伊生前的活动，最后再以飞机失事作为结束。影片的主要内容由一系列调查、一系列采访和马太伊对国内外石油产地的一系列访问、演说、谈话构成，对白成为影片的主要叙事手段，主题思想主要靠对白来表达，剧情也由对白来连贯。影片多次采用布莱希特的“间离手法”，让导演本人直接进入剧情，对与此片有关的真实证人进行调查，使观众时时注意到现实的存在。影片结尾导演给观众提供了一些史料和假设，好像这是一次暗杀事件，但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这一点，给观众设下了一个悬念。这部影片以其新颖的艺术形式和深刻的思想性引起了国际影坛的广泛关注，并获1972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影片导演弗朗契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1922—)是当代意大利电影导演中社会批判精神最强的一位艺术家。他四五十年代当过维斯康蒂、安东尼奥尼的助手，并十分推崇罗西里尼、德·西卡等人的创作，深受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影响。罗西偏爱历史人物和政治历史题材，他在60年代初拍摄了两部影片:一部是揭露西西里黑手党、美国黑社会与意大利政府相互勾结迫害进步人士的《龙头之死》(1961年)和谴责投机商勾结市政府以购地为名，非法牟取暴利的《城市上空的魔爪》(1963)。这两部影片奠定了罗西的纪录式戏剧结构风格的基础，创造了政治电影的一个新类型，对六七十年代的电影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太伊事件》就是这一风格的进步发展。

在意大利的政治电影中，描写黑手党与政府勾搭成奸、沆瀣一气是重要的内容之一。意大利黑手党原来是拿破仑占领意大利时期，西西里人民反抗拿破仑的群众性秘密组织，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黑社会组织，它们控制了一些大城市的贩毒、赌博和卖淫业。20世纪30年代，黑手党随着大批移民从意大利本土和西西里岛转移到美国，并形成了巨大势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曾借助黑手党的势力，为打击法西斯带来了不少方便。50年代后，黑手党在某些落后地区成了一种群众性的反政府的力量;在有的地区则逐渐与政府权力部门勾结，开始从下层的贩毒、赌博、卖淫业转而渗透到建筑、房地产等更大的行业中。60年代后黑手党成了意大利社会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达米亚诺·达米亚尼(Damiano Damiani，1922—)的《一个警察局局长的自白》(1970)是一部揭露黑手党的内幕，有强烈批判色彩的代表作。影片继承了新现实主义以普通人为旗帜的美学精神，表现了一位来自贫困农村的，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警察局长波那维亚在与黑手党头目罗蒙诺“二擒三放”的搏斗中，始终孤军奋战，陷入一张无形的网中而无法伸张社会正义，后不得不“以身试法”，最后在狱中被黑手党杀害的故事。影片通过正反两个主要人物的较量，给观众展示了黑手党与政治官员勾搭成奸，巧取豪夺、杀人灭口、毁尸灭迹的累累罪行;也表现了正直警官虽有超人的智慧和一身正气，仍敌不过那张集官、匪、商于一体的社会黑幕。影片的批判深度及其巨大的社会震撼力，都是从对这张复杂社会网络的严峻剖析中逐渐凝聚而成的。达米亚尼的另外两部描写黑手党的暴行、揭露意大利司法黑暗的影片也很有深度。1971年拍的《审讯已经结束，把它忘了吧》是描写一位无辜的工程师被捕入狱后，发现囚犯中也有特权阶层。一些有钱有势的犯人连监狱长都对他俯首听命，而有的囚人如不肯就范，就要受到毒打，甚至被杀死。有一个囚犯因为揭发了某大公司老板的罪行，一天晚上在监狱里被杀，这位工程师看到这一情景，想告发此事，但监狱长却对他说“你要说出去，当心小命”，他不得已做了伪证，为此他获得了自由。出狱后他的房子也还给了他，又恢复了过去的平静的生活。但他为自己做伪证感到十分内疚，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得不活下去，因为黑社会有一个逻辑——秩序的力量是无情的。另一部影片《我害怕》(1978)描写一名法官贡切达和保镖格拉齐亚诺上士负责侦破一桩毒品走私案的故事。当案件有眉目后，法官贡切达被人暗杀，接替他的是另一位叫莫塞的法官。莫塞受秘密警察的支持，又与黑社会有密切联系，当他发现格拉齐亚诺也掌握了许多犯罪情报后，便决定让刺客把他干掉。格拉齐亚诺通过窃听器得知了这一情报，使刺客反而误杀了莫塞，但格拉齐亚诺自己最后还是被杀害了。

这一类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政治电影实际上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延续和继承。这些导演中的艾·佩特里、达米亚尼、弗·罗西都曾经当过柴伐梯尼等人的助手。达米亚尼自称是新现实主义的孩子。他们在维护新现实主义强调内容真实性的基础上，把镜头对准现实社会中人民关心的各种问题，揭露了丑恶与腐败，是一种具有巴尔扎克式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影片。在艺术手法和思想深度上他们也超越了新现实主义，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把社会矛盾与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挖掘了丑恶与腐败产生的根源，加强了影片的影响力。他们改变了新现实主义只把人当作背景来描写的缺陷，充分注意刻画人物性格，注意情节的发展，使影片有较多观赏价值和艺术感染力。这一类政治电影可以说是一种成熟的新现实主义。

意大利政治电影除了以上介绍的几部外还有安东尼奥尼的《扎布里斯基角》(1969)、迪诺·里西的《以意大利人民的名义》(1971)、纳尼·罗伊的《等待审判的人》(1972)等一批令人瞩目的作品，形成意大利电影战后的第二次高潮，并对世界电影产生了强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