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对中国电影的评价与看法,否定的“腹语术”

由于文化、价值观以及识别体系等差异因素，在众多外国媒体对中国电影的评论中，也有一部分是持否定态度的。例如陈凯歌导演的《孩子王》在第4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一个调侃性质的奖项“金闹钟奖”，法新社在1988年5月17日以及21日电文中描述了此片在戛纳上映时的情形：

中国陈凯歌执导的影片《孩子王》长得没完没了，这部影片使得到场观看的记者们的1/4都离开了影厅。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距可以解释这种反应：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边远农村工作的一名小学教员遇到的儿童教育方面的问题与戛纳人所关心的问题相差十万八千里。

被问及的大部分记者都承认他们在看这部影片时都徐徐地入睡了，其中有些人在睡着之前就离开了影厅。^[39]

外国媒体将《孩子王》所要表现的社会学论文式的文化反思直接简单地归结为“儿童教育问题”，且并不在“戛纳人所关心的问题”的范畴之中。显然，这部令观众与媒体“徐徐地入睡了”的影片根本不能契合西方受众的想象，他们对中国当代历史的了解欲望远远不如对于古老中国民俗展示的欲望。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讲述者与倾听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想要彼此懂得心意显然有点困难。

另外，西方媒体在某一时期对于中国“第六代”导演的态度也与“第五代”很不相同。英国《卫报》就曾于2001年2月1日在题为《中国电影的大滑坡》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当“第五代”导演走向国际舞台时，“第六代”导演还在蹒跚学步。他们通常通过非法手段用低成本制作表达对现实不满的电影。这些作品是朋克精神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结合的产物。中国当代的城市被刻画成了贫穷、悲惨和令人绝望的地方。

“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也在国际影展中获过奖。不过，评委可能是出于对他们个人制作这些电影所冒风险的尊敬而不是因为观片本身的感受。这些电影单调乏味、节奏缓慢、情感冷漠。如果说观看“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像是下榻在北京的希尔顿大酒店，那么“第六代”的体验则像在简陋的招待所过夜。^[40]

在这篇报道中，“非法手段”、“低成本制作”、“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成为《卫报》对中国“第六代”导演作品概括的关键词。在他们眼里，中国当代城市一定像“第六代”所说的那样“贫穷、悲惨和令人绝望”；并且主观臆断“第六代”导演在国际影展中的获奖结果，也并非是评委看中电影本身的艺术价值，可能只不过是“出于对他们个人制作这些电影所冒风险的尊敬”而已。对于已经接受“第五代”导演作品所展示出的鲜艳画面的外媒而言，“第六代”作品普遍呈现出的昏暗、肮脏、低端，加之缓慢拖沓的剧情，就变得令人沮丧甚至无法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