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客观主义真实的看法

一、对客观主义真实的看法

客观主义真实追求一种静态的地方性文化。其实这种传统很早就出现了。历史时期的地理隔绝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员、经济和文化的流动性，“我者”和“他者”的界限比较分明，人们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界限当中，相互之间缺乏理解。地方发展一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模式来抵御外在的变化。这些特点经过了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分析和提升，使“他者”已经成了“封闭文化”和“封闭自我”的代表。正如约翰·科尔（J.Cole）所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尤其是早期研究，都满足于对个别村庄或单一社会的孤立研究，他们在研究社会关系时，赋予共时性（Synchronic）高于历时性（Diachronic）的特征，为小社会创造了一种静态模型来抵御变化。这些小社会成为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按一定目的运作且满足社会成员生理和心理需要的窠臼（J.Cole，1977）。这样，人类主体只能承担特定的社会正常运行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表现出很强的工具特征。就像马林诺夫斯基表述的，个人最终受制于生物学和心理学需求的限制，文化在生物和心理环境中变成工具的、社会的机械秩序，它们在功能上相互关联以维持文化整体的连贯与和谐。正如拉德克利夫-布朗表述的，社会秩序在经久不变的制度安排下预先建立，不因个人的不定而变化，因而内在的保持着社会质的稳定性。至于列维-施特劳斯，更是要通过“转换定律”揭示社会—文化表面下所潜在的“无意识模式”。在这样的安排下，不仅人类主体作为社会创造的中介作用被抹杀，而且历史中介的作用也被抹杀了。传统仅仅表现为与过去相连的延续性，是静态的。历史仅仅表现为既定的创造，而不是不断的创造。而对于历史持续创造特点的否定，实际上也就是在否定小社会人类主体的现在和未来，使他们只能生活在已有的、封闭的、历史已经产生出来的文化框架中。这一点，费边（J.Fibian）精彩地陈述道，通过对“同时代人的否定”，把“非我”的人类主体置于与我们自己的时间分类序列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时间分类序列，即作为非同时代的时间分类序列。这种对“非我”在时间上的排拒造成时间的空间化，使得“非我”不能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真正的对话或争辩（J.Fibian，1983）。在这样一种安排下，人类主体便成为人类学“凝视”的客体，被按照与自然科学的对象同等的法则进行组建，他们被认为是面向特定的最终目的，并且接受技术的摆布以求能够被西方或现代的“理性”所认识。

这样的一种态度在旅游民族志中就表现为伯斯廷和麦康纳的“旅游伪事件”和“舞台化真实”。他们与功能结构主义的共同点是都表现为漠视人类中介，漠视历史的不断创造，寻求一种“封闭文化”和“封闭自我”。科尔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直接指出了其服务于西方殖民主义的目的性。目的地社会被安排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当中，目的地的社会或文化被充分地静态化和博物馆化，否则，便是“伪事件”。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并不是反对“地方文化”作为传统或历史的表达，而是希望能够甄别“既定的传统”和“正在创造的和面向未来的传统”，以及赋予目的地人类主体和旅游者主体更多的真实表达权利，因为历史和传统本质上是由人类主体创造的，未来仍将由他们来创造。对于既定的传统，代表过去的传统是可以博物馆化的，例如服饰、生活器具、生产工具、手工艺品等。但是不能将地方文化整体地进行博物馆化，尤其是这种博物馆化成为制约“他者”对地方文化形成自己的要求并对小社会研究者所认为的“文化界限”和“自我界限”形成挑战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可以进博物馆以及该进博物馆的进博物馆，让这些成为既定历史和传统的表达。但是不能将“他者”的生活也博物馆化，成为让学者或旅游者“凝视”的对象，而应该认识到，目的地社区居民主体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生活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未来传统的基础，是文化创造和延续的保障。文化本质上是由人类主体共同创造的，不应该由专家独霸话语权。因为它首先是不真实的，它用一种静态的地方文化系统来掩盖历史动力学和人类主体的多元化内容、过程和构思，妄图隔断它与世界广泛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其次，这也是不道德的，作为文化创造的合作主体，地方主体和旅游主体一个被作为维持地方社会系统运行的工具，另一个则由于文化界限的存在被认为无法理解地方文化。前者成为类似于自然客体的等价物，后者被指责为静态“他者小社会”文化的破坏者，二者都被剥夺了话语权，也都被认为丧失了相互理解的能力。这实际上也是对人类主体理解的一种否定。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早期的小型社会研究，还是类似伯斯廷和麦康纳的客观真实，都无法应对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和大规模旅游流所带来的“移动性”的挑战。于是，在各种文献和传媒中，我们可以广泛地看到有关旅游损害传统文化、篡改传统文化以及旅游所展示的传统文化的虚假性等方面的种种指责。但是，即便是最力图捍卫地方传统的人可能也无法制止这个过程的继续乃至加速，而且也正如一些旅游人类学者所认识到的，旅游并不一定是地方传统“失真”的罪魁祸首，即便没有旅游，原来的一些相对比较封闭的社区文化也在去传统化。这个过程无法阻挡，充分显示出人类主体和历史的创造性对静态和封闭的文化观的不屑一顾。实际上，霍布斯本（E.Hobsbawn）和雷杰（T.Ranger）证明了传统不是原封不动的世代传递，而表现为发明的积累（E.Hobsbawn，T.Ranger，198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旅游客体真实性的关注会被其他的种种真实性观点所替代。最近，科恩就指出，现代旅游者正从关注冷真实向后现代旅游者关注热真实过渡，旅游客体的真实与主体体验的真实之间的对立关系被彻底打破（E.Cohen，2002）。旅游研究中后现代主义真实性观点的出现应该说是必然的，而且来得已经算晚的了，在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内，对现代性的批判早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