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大片”，对“大片”的解读

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中国梦”充满如此憧憬。这是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坚实成果以及与一千五百年在世界上领先地位的辉煌历史对接而使然的。在经历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以后，满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热烈迫切。目前，正是处于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尽管如同任何事物发展的悖论性质一样，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年的发展历程，在一种“压缩饼干式”的发展形态中，也逐渐暴露出了许多深层次的甚至个别“死结”意味的政经和文化问题，但是，三十年所创造和累积的政经和文化“财富”，已经具备使中国产生一种质的提升的重大机遇。此质变，由量变而来，却非量变必然，它需要智慧、勇气和奋斗，才能化解产生质变所遭遇的各种复杂甚至诡异的变量或者变数，从而从“大国”进步到“强国”，获得普世的敬重以及成为世界的话语中心资源。

每一位中国人都不曾会忘却撒切尔夫人的如此言论：“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大国，但是，很难成为一个令人尊重的国家。”当前，“中国威胁论”的“舆论”在一些国家间也是尘嚣甚上。中国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一个如何让世人了解自己文化的问题。余秋雨在2012年9月20日澳门科技大学的演讲中说道：“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问题。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世界的闹市区，周围的人都知道他走过很远的历史长途，也看到了他惊人的体量和腰围，却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气，于是大家恐慌了。阐释中国文化，就是阐释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如果我们自己的阐释是错乱的，怎么能够企望别人获得正见？”“有一个对比，我每次想起都心情沉重。你看，德国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本来国际形象很不好。但是，当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断感动世人，情况也就发生了变化。中国在世界上，并没做过什么坏事，却为什么反而一直被误读？”“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文化的阻隔。”

“文化的阻隔”，需要设置多种的文化“通道”，而电影毫无疑问是最佳选择之一。“对于一个国家的认知，它大多包含有国家表情的成分”，“在如此国家表情中，电影表演有着特殊的功能意义。在国际交往不多以及入境游客稀少的国家之中，除了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表演之外，电影表演也就基本上成为外界认知的主要通道，电影中的演员表演成为该国家普通民众以及人文风情的形象代言人，演员表情以及表演成为人们辨别和体认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即使在国际交往密切的发达国家，也会有意识或者潜意识地培育电影表演的国家表情作用，并通过它实现一种文化领域的软实力以及扩展到经济领域的宏观利益。它包含着深刻而微妙的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动机。”^[1]因此，电影表演如此，整体电影更是如此，电影也就成为“阐释中国文化，就是阐释巨人的性格和脾气”的良好方式，从而也成为“阐释”“中国梦”的重要“通道”。

2002年，在李安《卧虎藏龙》获奖“奥斯卡”驱动之下而生产了张艺谋的《英雄》，并由此带动了一批《英雄》格式的“冲奥”电影作品。“冲奥”，本来就是“中国梦”的一种具体呈现，它将中国电影定位在企图与世界最高水准电影相抗衡的层面，拉开了中国式商业大片的新序幕。由于是商业大片的生产格局，他们的文化传播面和辐射面相对较大，“阐释巨人的性格和脾气”的影响力量也就更大。众所周知，它形成了一种利弊互显甚至是弊大于利的文化效应，如同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它的消费主义奇观化视听颠覆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民族主义文化观和家国情怀文化传统，陷入了一种含混不清的精神“平面化”荒漠；它过于单纯追求市场盈利的最大化，导致题材类型大多局限于武侠和宫廷的单一化和同质化；中国核心文化观的缺失，使它在主题和价值观上产生游移和拼凑，出现叙事割裂、悬空与混乱等问题。^[2]

更需值得关注的是，由于这些中国式商业大片大多集中于武侠和宫廷，关乎藐视法治的“功夫”力量之争与尔虞我诈的“权力”博弈之谋，借助于中国式商业大片的市场扩散效果，也容易使观影者产生中国乃是一个缺乏法治和善于密谋的国度。2008年，我在德国柏林学习期间，在地铁上时有德国人问我何国人，我答曰中国时，他们马上说“功夫、功夫”，可见他们对于中国功夫印象之深刻。它一方面与香港功夫片的输出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新世纪中国式商业大片的观影经验也有关系。“西方观众除了极具东方哲学美感的画面之外，唯一强烈的感知就是，包围几个‘英雄’如山般压倒的军队，无穷无尽使天地变色的箭矢，军令如山、万人如一的军事威胁。这使本就被意识形态误导的西方观众隐约恐慌地猜测是否是中国当下国家军事意识的试探性展示，而更加深了‘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国家形象。”“这种负面的国家军事形象是急欲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中国电影人无意识中塑造的，将武侠和战争放在一起是为了‘大的东方奇观’的追求，但是，也许被急功近利模糊了视线，抛弃了中国武侠文化的精髓，要知道自古以来‘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从来都是两个世界。武侠电影要么如同李安一样，静静地讲述江湖上的恩怨情仇，像这样将战争的背景放在历史的时空，电影中的一切就具有某种历史文化的象征意味，就会让战争的残忍遮挡起了内在文化的空虚，让观众以为中国古代文明及其现代传承不是为了展现一种文明图景而是为了展示野蛮，展示好战嗜杀的人性以及一个穷兵黩武的帝国。”^[3]因此，如此“阐释中国文化”，它所“阐释巨人的性格和脾气”，是颇容易“一直被误读”的，从而与自身“冲奥”的“中国梦”构成了互为抵消的关系，中国电影人因为自己的“冲奥”理想，而将“巨人的性格和脾气”的“误读”作为了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