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与“教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是一种代际性与集团性的文化运动以及思潮。与“第五代”导演同代际的其他艺术样式的青年艺术家，以一种决绝与悲壮的情怀，开始了对于中国人、新美学和新世纪末的“寻根”与“拆解”并重的文化表达。“第五代”导演也以一种“幽灵”风格坚决而迅速地从边缘冲进了中心，并与其他艺术领域的艺术家构成一种“代际”力量，逐渐地成为文艺“帝国”的“大佬”或者“教父”。这批集团性的文化人物，构成了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闭幕式文艺晚会的核心团队，“第五代”导演成为它的总导演，从艺术神话上升到政治神话，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显示了这一“代际”艺术家的集体文化“威力”。

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自觉承担“先知先觉者”的角色以及责任，进行“寻根”和“重估”的启蒙运动。“以‘精英意识’为标榜，站在文化批判的前沿，对中国社会的文化机制与国民性格，进行了颠覆性的价值批判和重估，甚至发展成为极端性的艺术行为，即文化激进主义，企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进行拆解，重新建构中国话剧的文化秩序，以及当代人文思想的‘精神乌托邦’。”这种沉甸甸的使命和责任感，演变为“第五代”电影的历史品格的整体思想主潮，让电影艺术家重新反思自我和社会，在民族文化的纵深维度中探索存于背后的内部资质以及于当代的意义。“第五代”导演在历史上的登场，就是以锋芒毕露的富有创造力量的青年艺术家的形象，尽管表现出相应的局限性和稚嫩感，但是，其对于新的艺术建设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作为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第五代”导演表达了关于“重估”和“拆解”的精神诉求：对民族生存方式的探究，即民族主体精神背后的文化制约方式的探访、对国民内在心理的细微展现以及对电影主题的丰富呈现，使得他们得以在自我的历史品格确立中，融合构成一种新的哲学意义，形成所谓的“文化寻根”电影。这些“寻根”或者命名为“追根”的文化电影，都弥漫着浓郁的忧患情感和反思氛围。例如《黄土地》等对中原文化的“寻根”，《猎场札撒》、《盗马贼》借“异域”来反射自身文化方式，《孩子王》揭示民族内部渴望变革的历史情绪和潜在力量以及唤起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更新，《红高粱》颂扬了人的原始冲动的生命力等，这些电影作品都达到了文化判断的作用。同时，以理性的艺术风貌勾勒人在历史和现实的重压之下不幸的命运和微弱的挣扎，从人与社会的揭示角度转向人与自我关系的方向，深化对人的心理的开掘，从外在的人深入到内在的人，避免了人的单向性界定和概念化框架，极力描绘出人的内在心理的万千变化，以及它的分裂性和复杂性。这在战争题材的电影作品中，尤其有突出的表现：《一个和八个》、《欢乐英雄》、《喋血黑谷》等影片，都在强烈的心灵撞击之中，将人物内心扩大和外化，揭示出人物灵魂复苏的真实历程，表现出沉重而严峻的生命体验。

“第五代”导演刚出道时，因为艺术形式的“超陌生化”以及触及意识形态的“微妙”部位，尤其是它在市场票房上的惨淡，而颇受到一些指责。有远识的论者将它们命名为“第五代”，并因此溯往推出了以上几代，不管承认与否，他们是一代人，是迟早都会来临的。“第五代”导演没有辜负这些论者的期许，风生水起地将中国电影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提升了电影艺术的文化地位，并在国际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美学位置。与其他艺术领域的同一代际艺术家比较，“第五代”导演也许不算最出色，但是，也没有辱没自己“第五代”的称号，以自己的文化指纹和基因镶入当代中国文化的指纹和基因之中，他们在文化史学和版图上开始真正确立了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概念以及实力。

“第五代”电影导演以个人方式形成集团，其艺术革命精神实现了公众的审美期待，也标志着中国新电影的真正开始。“第五代”电影导演具有一种群体主体性的自觉，以深沉的理性精神和强烈的理想主义气质，建构出富有代际特色的“文化秩序”。“文化”作为“第五代”电影的普遍母题、取向标志、表现对象以及创作情结，确立了“第五代”电影导演作品的艺术品格、深层架构以及价值判断姿势。同时，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反思，解码民族的文化人格构造，达到人生境界乃至终极关怀高度。因此，“第五代”的艺术实践更新了中国电影在艺术、审美和文化的格局中的坐标定位，即对于传统国产电影政治功利观念发展而来的意识形态的新解，对于艺术语汇的重构，对于为人生的思想立意的强调，对于写实风格的形式的再立，以及对于新的历史品格的确立。这种反叛传统的新电影思维和语言规则，正是被社会大变革的文化震荡及其新思想所呼唤出来的电影新潮，造就了“第五代”电影导演摆脱“第四代”电影导演的“改良”态度，而是以一种美学革命的姿态，展示了新的电影哲学观及其电影思维方式，对总体文化做出呼唤和响应。新生代文化的思前想后、纵横古今的战略思路必然会从理化和非理化的层面推进，成为一种社会学论文意义的“理性电影”。“第五代”导演在叙事形态、时空建筑和镜象语言运用上体现出时代意识所赋予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它不再局限于对现实的“复制”或纪实，着力向现实关系的深层意识拓进，并通过画面自身内外射度来实现“象外之象”的提升。

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社会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生长，每一位电影导演都会不可避免地泄露其为年龄工期所制约的独特的心理编码，体现出相应的人文内涵以及艺术精神。其所经历的文化培养、人格塑造，以及政治浸染、时代风范都将表现出某种群落意识的共性倾向。即使是在几个年龄工期阶段的电影导演同时创造艺术，共处于一个时间维度，也会表现出各自的不同成长所带来的相异的艺术构思与表达。渗透于题材中的自述性，不论写历史事件或者现实事件，无不凸现出艺术个性和主体折射，使艺术形象烙刻着“第五代”电影导演心灵的印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作者电影”。“第五代”电影导演力图在每部影片中都要有新的突破视角，在其中强烈表达属于自我意识的审美理想和情感需求，“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个性风范，绝不与人雷同而确认自我。这是基于特定时代的必然，在标举自我和张场个性成为普遍的心态下，“第五代”各自抢占艺术的制高点，例如陈凯歌注重哲理思辨的政治文化电影；张艺谋独特的传奇叙事及其张扬写意风格；田壮壮在“荒原”和“异域”的文化寻梦；黄建新着重表现城市知识分子的心态；孙周对城市心灵进行艺术化的书写。“第五代”电影导演从各个角度对文化的突破，形成多元格局，体现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的表现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