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变奏_革命斗争题材小说之演变

一

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上个世纪50年代至6 0 年代初期长篇小说的繁荣，这确实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短短十余年，名家辈出，佳作如云。从新中国初期的《新儿女英雄传》、《风云初记》、《铁道游击队》、《小城春秋》、《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到后来的《青春之歌》、《暴风骤雨》、《红旗谱》、《红日》、《红岩》、《烈火金刚》、《三家巷》、《苦菜花》……不胜枚举。

这些鸿篇巨制，构成了那个时代文学特有的辉煌景观。然而，我们同时也似乎不难看到这些优秀作品在选材上的局限：硝烟与乡野，即革命斗争和农村生活似乎成为别无选择的两大题材。而历史题材，主要是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则占绝大多数，奏出了一曲那个时代昂扬高亢的英雄主旋律。

《林海雪原》，曲波著

无疑，那是个崇尚英雄的时代，作家的选择无可厚非。在这些革命斗争题材小说中，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的呈现，似乎成为这类题材的永恒主题：即从社会政治角度切人历史、塑造正面人物形象尤其是工农兵英雄形象，也成为这类题材一个恒久不变的姿态。这自然与当时作家队伍的构成有极大的关系。建国后的作家队伍，除了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外，绝大多数来自解放区，还有一部分就是部队作家。这些作家有的自身就亲历了革命战争，对这一段血与火的经历有刻骨铭心的体验，构成了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英雄情结。如梁斌的《红旗谱》最初构思是短篇，后由中篇发展成长篇，从战火纷飞的30 年代一直写到60年代，《红旗谱》最后一部则在70 年代末出版。一部《红旗谱》，几乎耗尽梁斌的毕生心血。然而作家却是无怨无悔的，他曾说过：“在这个时代中，一连串的事件感动了我，烈士们英勇的形象激动了我，自此，我决心在文学领域内把他们的性格，形象，把他们的英勇，把这一连串震惊人心的历史事件保留下来，传给下一代。”^[1]梁斌的话道出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作家的共同心声，表达了他们对文学那种神圣的使命感。

另外，这一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国统区的作家急速退场也不无关系。新中国初期，面对天翻地覆新旧交替的时代，许多来自国统区的作家感到茫然无措。应该说，他们的一些文学观点、生活体验与当时的文坛现状是存在着一定隔膜的，有的甚至还受到一些无端的指责和批评，这就使他们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沈从文在1951年给他友人的一封信中便有所流露：“你说人民需要我写小说，我已不知谁是要我再用笔的人民? 两年余来，凡是旧日朋友通隔绝了。凡事都十分生疏。”^[2]沈从文还因思想问题被点名，迫于政治压力，在同年11 月1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我的学习》，这是他第一个正式发表的检讨。沈从文从此后便与文学绝缘，在故宫博物院潜心他的历代服饰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损失。另一个来自国统区的女作家张爱玲，也因为不适应新环境而悄然出走香港，后又移民美国。而“使她生出离开大陆的念头的，无疑是生活中日益浓重的政治气氛。共和国建立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显然令她有莫名的惊恐，以她的敏感多疑，她也不可能没有一种不祥的预感”。^[3]而那些努力想“认真改造”自己世界观的作家，如老舍、巴金等，则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自己一贯的艺术追求，也加人了这场空前的“英雄大合唱”。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甚至亲临朝鲜前线，老舍写出了《无名高地有了名》，巴金写了《团圆》等小说，巴金后来干脆把自己的小说集取名为《英雄的故事》。老舍和巴金的这些小说，应该说和他们以前的作品难以相比，在艺术上无疑是一种倒退。加上后来所谓胡风“反革命事件”，牵涉更多的国统区作家。因此，国统区作家的全方位退场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如此，在文坛上独领风骚的自然就是那些来自解放区和部队的作家了。他们大都出身于农村、又经历过革命战争，有的亲聆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革命文艺有一种强烈政治使命感。他们努力想再现自己所经历过的战斗生活同时又对生养自己的故土乡村有一种天然的眷顾。在硝烟与乡野的背景前，高唱一曲“英雄的赞歌”，无疑已成为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主旋律。

二

我们至今也不能否认，这些从新中国成立后到6 0年代初期的革命斗争题材小说，曾经叩动了几代人的心弦，那些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高尚品德的英雄人物，给广大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精神的鼓舞，有的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如杨子荣、江姐、朱老忠等。但是，我们也同时不能否认的是，这些优秀的作品，由于受到那个特定时代的局限，自身相应存在的不足也是相当明显的。新中国初期愈来愈浓的政治气氛，不仅使来自国统区的作家望而却步，就连那些来自解放区和革命队伍的作家，也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可以说，当代小说的最初发展，一开始就受到政治的干预。现实主义一统天下，“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要歌颂工农兵英雄形象，否则，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从建国初始到文革，对各种不合时尚的文艺思潮和文学创作活动的批判从未间断，小说更是首当其冲。这些被批判的小说不是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就是被说成“反党倾向”或“利用小说反党”。

如今，我们即使面对那个时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这种政治对文学干预的痕迹仍处处清晰可辨。当时的文艺政策规定你这样写或那样写，尤其是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阶级斗争更是一以贯之的主题。特别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任意拔高或作“神化”处理，人物性格趋于单一，复杂的人性被人为地简单化，使不少作家陷于无奈与尴尬之中。雷同化的创作倾向在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亦比比皆是，英雄人物在所有的作品中都是那么高大完美，尤其是共产党员的形象。“描写共产党员的缺点，要少写，有批判地写，主要是写好的方面，并不是把共产党员神化与美化，如要说美化也可以，共产党员本来就是美的，而且是最美的，为什么不可以写美呢? ”^[4]这在当时是作为一种创作原则严肃地提出来的。而知识分子在作品中总是被冠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地位永远处于被改造的地位，而且属于那些易于动摇与徘徊的一族，或最后经过反复改造终于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如《青春之歌》、《红旗谱》中的林道静与严萍；或最终成为革命的叛徒，如《青春之歌》、《红岩》中的戴愉与甫志高。这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几乎成为一种模式：凡是知识分子必须要经受改造，凡是叛徒必定是知识分子，凡是当叛徒的必然是形象可憎的。6 0 年代初作家雪克的《战斗的青春》，就因为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外表英俊潇洒、内心情感复杂的叛徒胡文玉形象，而被指责“宣扬叛徒哲学”，遭到严厉批判。即使是那些工农兵英雄形象，在情感的处理上也是趋于简单化。他们在当时任何一部小说中，都只有一种情感，那就是阶级情感。具体表现为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和对本阶级内部人们的深厚情谊。小说的最后大都以阶级敌人的失败和人民的胜利作结，呈现出一种必然的趋势。在那些描写成长中英雄的长篇小说中，这种模式化的写作仍是层出不穷，主题重复雷同，甚至一些优秀的作品也未能免俗。

自然，也有一些作家试图突破这种局限，在创作这类革命斗争题材小说时，作了各种尝试。如茹志鹃的《百合花》，力求表现一种战争中的诗性，呈现一种人情美。胡石言的《柳堡的故事》，从人性的角度，表现战争年代美好的爱情。刘真的《英雄的乐章》亦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战争与和平作了哲理的审视与思考。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则从岭南民俗风情、世俗男女爱情的角度，通过主人公周炳的成长经历，反映出“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然而，这些作品在当时都是不合时宜的，都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指责与批判。这种政治对文学的粗暴干预，到后来愈演愈烈，以至在文革中达到极致。历史遭到篡改，神圣蒙受亵渎。在所谓的“三突出”的创作原则的大棒下，革命斗争题材小说的创作彻底走进了死胡同。

三

新时期的革命斗争题材小说的创作，是伴随着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而进人我们的视野的，大都是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这些作品基本上没有跳出文革前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窠臼，在创作手法上，沿袭的还是传统的套路。

从1985年开始，陆续出现了一批与传统革命斗争题材小说迥然不同的历史小说，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这类作品有乔良的《灵旗》、权延赤的《狼毒花》、格非的《大年》、爱琴海的《沉默的玄武岩》、尤凤伟的《五月乡战》、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周梅森的“战争与人系列”、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以及90年代出现的陈忠实的《白鹿原》、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等。这类作品作为后来蔚为奇观的“新历史小说”的一个分支，它们仅从表层叙述的故事内容方面，和革命历史题材有某些蛛丝马迹的联系，但无论从文本形式或审美价值取向，都与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有本质的不同，从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在这些作品中，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复杂性得到多元化的展示，英雄神话的破灭和政治乌托邦的消解，使历史更多地笼罩在一种悲剧的氛围之中，浸透着作家主观的色彩。自然，英雄神话的破灭并不是说不写英雄，而是让英雄去掉光环，走下神坛，浸染人间烟火，还原成为一个俗人。如权延赤的《狼毒花》中的常发大叔，勇敢坚毅，具有铁血男儿的英雄气概。然而，对色欲与酒精的嗜好，构成他人性中最致命的弱点，为此也断送了他的前程。邓一光的《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也有类似特点。他是被作者称之为“战神”的战争年代的英雄，在和平时期，由于性格的弱点，常常使自己陷于一种尴尬的地步，甚至与家人也难以相处，有英雄末路之感。而黎汝清的《皖南事变》中的项英，更是一个从性格到心理都十分复杂的人物。他由一个“位尊权重，一言九鼎”的新四军副军长，后来成为临阵脱逃的一个逃兵，最后被自己最忠实的部下开枪打死。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着重表现项英性格的本色特征，不美化，也不丑化，令人信服地展示出他的悲剧心路历程，从而显得这个形象有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还有一些作品干脆就不写英雄。传统文学典型化的原则彻底被消解，而注重的则是个别性的生命景观。如乔良的《灵旗》和爱琴海的《沉默的玄武岩》，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红军的逃兵。《灵旗》中的青果从50 年前红军湘江之战的战场上侥幸逃生，后来堕落成了赌棍，继而成为红军的复仇者，最后又成为县民团的团丁。《沉默的玄武岩》中的杜三春也在红军长征途中成为逃兵，和另一女红军战士黑妹结为夫妻，后来占山为王，成为土匪。这里，政治的是非标准已变得模糊不清，对人性的逼视，凸现作家自身对历史的审美感受，已成为重要的表现内容。而这些历史人物的悲剧大都是人性的悲剧，青果杀了仇人廖百钧，原以为已经嫁给廖百钧的自己原来的未婚妻会跟他走，可是杜九翠却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宁为廖百钧守寡一辈子也不愿嫁给他，并嫌他身上血腥味重。这种精神折磨缠绕了青果一辈子，他始终无望地痴守着杜九翠，然而寡妇杜九翠到死也没有嫁给他。因为杜九翠嫌他身上血腥味太重，青果还经常在水塘里用力搓洗着自己的身体，“他知道那股味永远也洗不掉了”。杜三春从红军战士变为土匪，解放后投身革命又背叛革命，最后在绝境中自杀身亡。作家通过青果与杜三春善善恶恶的悲剧经历，并非要告诉读者“谁背叛革命谁就没有好下场”这一政治结论，而是把人物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充分表现人性的弱点，展示出人性的复杂，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历史丰厚的内涵。

《白鹿原》，陈忠实著

新历史小说的一个共同特征，即对正统历史本文的解构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海登．怀特说过：“无论在文学或者历史研究上，都是针对着传统研究的众多方面的冒犯。首先，它暗示着通过对文学本文与它们的历史语境关系的研究，就可以使文学本文重新焕发光彩。”^[5]新历史小说作家对正统历史小说权威话语的颠覆，正表明他们试图从理性的层面去重新把握历史的某些企图。不少作家对再现某一段所谓的“真实的历史”已兴味索然，这可能与作家的自身经历有关。因为这些作家大都出生在50至60年代，他们不像前辈作家那样，对历史有某种刻骨铭心的体验。历史对他们而言，如同隔岸观火，是遥远的风景。相反，他们对鲜活在历史中的某种原始的生命情态，却特别加以关注，甚至给以浪漫的夸张放大处理，使历史更多地染上作家的个性色彩和现代思考，因而更趋于理性化和表现化。这样，历史往往在这些小说中变得可有可无，成为一道虚幻的背景。如周梅森的“战争与人系列”与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周梅森关注的是在战争背景下的各种个性生命的呈现，尤其是在被称之为“悬崖效应”的紧急关头呈现，什么样性质的战争并不显得重要，因为战争只是作为一种契机，为这种个性生命的多元呈现提供一个舞台。莫言亦是如此，虽然涉及高密东北乡如火如荼的抗日图景，作家显然没有像当年的梁斌那样，再写一部《烽烟图》。而是以抗日战争作为背景，展示的却是高粱地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着重表现的是那种充满狂野色彩敢爱敢恨敢死的生命精神，从而折射出对现代人生命及生存状态的思考。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鹿原，更是个人生争斗的大舞台，历史在这里一次次被改写，构成了陈忠实写作的兴奋焦点。正如评论家白烨所说：“白鹿原是个你争我夺的‘鏊子’，也是个巨细无遗的‘镜子’。在那种紊乱无序的风云变幻中，一些人如何被扭曲本性，一次次陷入人生之误区，而另一些人又如何被畸态的历史所愚弄，懵懵懂懂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面凸透镜中都映照得格外清楚。”^[6]同样，在历史的烟云之中，渗透着作家的理性思考。

这种对正统历史本文的解构还表现在作家对偶然性的重视上。文革前十七年的那些优秀长篇小说中的人物行为，都共同体现出某种必然性。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便在这些必然性中变得神圣而严肃，凛然而不可侵犯。如《林海雪原》中的孤胆英雄杨子荣，深入匪穴必然会完成任务，而威虎山顽匪座山雕必然不是他的对手。而在新历史小说中，由于偶然性的介入，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历史的严肃性受到挑战，并且经常被颠覆，使历史变得神秘莫测甚至滑稽可笑。如尤凤伟的《五月乡战》，金豹在哥哥新婚之夜，因为醉酒偶然闯进洞房，亲了嫂子红豆一下，却引起哥哥金虎的误解，结果兄弟反目为仇，从而引发出一场人性的悲剧。格非的《大年》中，饥饿的农民豹子去偷地主丁伯高的粮食，本可在得手后溜走、但因为偶然发现丢失了一条“父亲死后留下”给他的围巾，于是返回寻找结果被抓吊打。在受罚挨打时又偶然与丁伯高的二姨太玫相逢，引发了豹子的强烈仇恨与情欲。豹子后来参加了新四军，欲在大年三十洗劫丁家复仇，动机却是为了占有玫。就在豹子将要付诸行动时，通讯员偶然送来一封信要他带领支队大年三十去江北集训，偏偏豹子不识字，请私塾先生唐济尧代念。唐济尧故意将大年三十误读为正月十七，结果豹子复仇成功，杀了丁伯高。而在去占有玫的途中，喝得烂醉的豹子被唐济尧溺死于小桥下。但随后村里出现的一张布告，却宣布豹子以违抗军令、惯偷和“洗劫开明绅士丁伯高家院”而被处决，小说的结尾是唐济尧和玫一起神秘失踪。这个故事如果从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切人，表现的必然是农民豹子和地主丁伯高的阶级对立，而这段历史在格非的笔下，这种对立纯属偶然，甚至变成可笑的情欲冲动。作家使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价值失范，自然也就达到对正统历史本文解构的目的。

革命斗争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从极度辉煌的主旋律，演化为历史的变奏曲。从由社会政治的切人，转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而在这种关注中，更多地渗透文化与哲学的思考，历史的天空由此变得更加深邃和绚烂。

目前，新历史小说创作仍具有方兴未艾之势，相信必将有更新的审美品格的作品呈现于我们的视域，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释】

[1]梁斌：《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梁斌专集》，1982年，第7页。

[2]沈从文：《沈从文自传: 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314页。

[3]余彬：《张爱玲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253页。

[4]郭开：《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 文艺报》，1959年第4 期。

[5]［美］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6]白烨：《史志意蕴 史诗风格》，《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