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演变及其在经济全球化下的特点[1]
赵 瑾
一、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演变
（一）贸易自由化与日美微观经济摩擦（20世纪50年代中期～198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是在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发展的。作为国际经济运行三大机制之一的关贸总协定，从1947年第一回合开始，通过8轮回合不断降低关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贸易自由化。到第8轮乌拉圭回合，成员国的关税已经降到6.5%，其中发达国家的关税为3.7%，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为14.4%，经济转型国家的关税为6.0%，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
在战后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日本一方面于1955年加入GATT，按照产业竞争力，实行分阶段的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根据本国资源短缺状况，确立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积极扩大出口。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日本产业结构高度化，集中地、大规模地向美国出口，使日美两国在微观经济领域产生了不同产品的贸易摩擦，如20世纪50年代的纺织品摩擦，60年代的钢铁摩擦，70年代末期的彩色电视机、汽车摩擦等。
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纺织品和钢铁为代表的原材料产业为主的贸易摩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美第一次贸易摩擦是1955年因日本向美国大量出口廉价衬衫引起的。“二战”后，欧洲面临经济复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独立，日本出口市场主要局限于美国。由于1953年日本纺织业萧条，库存产品大量积压，价格下跌，棉织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出口主要集中于中小企业，处于过度竞争的中小企业在没有建立完善的出口管理制度下，同一产业过度、大量地向美国出口，对美国轻工业造成严重威胁，引发日美间首次贸易摩擦。以轻工业产品为例，日本1950～1952年，棉织品增长40倍，衬衫增长250倍。1953年，女士衬衫出口5000打，1955年增加到40万打，增长了近80倍，甚至出现了“1美元1件衬衫事件”。
针对日本中小企业无序出口带来的影响，美国轻工业向议会提出立法限制进口。为了回避矛盾，1956年日本纺织业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并针对美国强化限制的要求，两国政府于1957年签署《日美棉织品协议》，以政府间协议的方式实行自愿出口限制。这一时期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棉织品、陶器、玩具等轻工产品。
2．20世纪70～80年代前半期以彩色电视机、汽车、机床为代表的加工组装业为主的贸易摩擦。
经过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到70年代日本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由60年代的纤维、石化、钢铁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转向机床、汽车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以彩色电视机、汽车、机床为代表的加工组装业。
以电视机为例。1966年，日本黑白电视机对美出口在对外出口中所占比率为71.6%，彩色电视机为95%；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合计，对美国的出口额占日本对外出口比率，1966年74%，1967年69%，1968 年70%，1969年69%（行天丰雄、黑天真，1992）。日本电视机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并迅速占领美国市场，其中，黑白电视机的市场占有率由1965年的10%增加到1970年的28%，彩色电视机由1965年的1%增加到1970年的16%，由此引发日美彩色电视机摩擦。1968年3月，美国电子工业协会向商务部起诉日本11家电视机生产企业，要求对日本生产的黑白和彩色电视机征收反倾销税。经过美国财政部和关税委员会调查，1971年3月，美国财政部决定征收反倾销税。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1980年4月两国达成和解，最终以美国放弃征收反倾销税，日本支付一定和解金的方式解决。
（二）资本自由化与日美宏观经济摩擦（1982～1985年广场协议）
“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是在1944年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上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促进国际间政策协调的永久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对国际资金流动进行限制，防止国际资金流动的投机性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持有美元数量的增加，发达国家纷纷解除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兑换管制，推动了国际资本流动。1973年2月以外汇市场上爆发的美元危机为契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从此，各国竞相放松外汇市场、资本管制、金融管制，逐步放开本国银行信贷市场与证券市场，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允许非居民到国内金融市场筹资，放松对金融机构的控制。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迅猛增长，大大加速了资本自由化的进程。
在资本自由化浪潮中，80年代日本经济实力增强，贸易顺差逐年增加。同期，美国由于国际竞争力下降，特别是里根政府执政以来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财政支出扩大，储蓄减少，贸易逆差居高不下。日本巨额的贸易顺差与美国持续增长的贸易逆差形成巨大反差，日美贸易摩擦由微观经济摩擦上升到宏观经济摩擦。
从美国国际收支的变化看，60年代到80年代前期，除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外，经常收支和贸易收支保持稳定的顺差。80年代虽然贸易收支是逆差，但经常收支仍然拥有11亿美元的顺差。美国前总统里根上台伊始，经济发展状况基本良好。如表1所示，1981年，美国对外净资产额为3594亿美元，大大超过英国的555亿美元，日本为109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经常收支顺差为69亿美元，贸易收支虽有逆差，但金额不大，仅为280亿美元，财政赤字789亿美元。但里根执政仅仅4年，由于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大幅度降低税率，结果使美国财政赤字急剧上升。里根就任的第一年，政府的财政赤字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280亿美元，1983年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2078亿美元（熊良福，1997）。同时，美国国际收支状况发生巨大变化。1985年，经常收支由1981年的顺差转为逆差，逆差额达到1223亿美元，贸易收支逆差剧增，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221亿美元；经常收支逆差额在GNP中所占比重1985年为3%，1986年达到3.4%。其最大的变化是由于美国实行高利率政策，1986年，对外净资产额由1981年的顺差3594亿美元转为逆差，逆差额为741亿美元，1988年达到3060亿美元，超过同期巴西的1146亿美元（31%）、墨西哥的1016亿美元（58%），由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转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同期的日本与美国恰好相反。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前期，日本经常收支不稳定。进入80年代，确切地说从1981年开始，日本不仅保持稳定的巨额顺差，而且经常收支在GNP中所占比重也在增加。1985、1986年，与美国经常收支逆差在GNP中所占比率3%和3.4%相比，日本经常收支顺差在GNP中所占比率分别达到3.6%和4.2%。如表1、图2所示，美国对外净资产额急剧下降，日本对外净资产额迅猛增加。到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额突破1000亿美元，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日美两国经济的变化中，80年代后，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中日本占很大的比率。如图1所示，1980年，日本在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中所占比率为58.9%，1985年39.2%，1986年39.8%，1988年43.7%，1989年44.8%。日本巨额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国。如表2所示，美国在日本货物贸易顺差中所占比率1985年为76.8%，1988年55.3%，1989 年64.2%，1990年65.9%。
80年代以来，美国经常收支赤字居高不下，对外净资产逆差扩大。1985年，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认为美元被高估，经常收支逆差和美元升值的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美国经济学界陆续提出了主要国家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将有利于增加各国经济福利的解决方案。1985年9月22日，日本、美国、前西德、法国、英国五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汇集纽约，发表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协议”指出：美国经常收支赤字和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可能引发新的贸易保护主义。为了纠正贸易不平衡，各国应建立协调的经济政策，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升值，美国重点缩小财政赤字，日本和德国重点扩大内需。这样，降低美元汇率使美元贬值，德国马克和日元升值开始成为解决宏观经济摩擦的手段。
《广场协议》发表后，外汇市场受到巨大冲击，日元由发表前9月20日的1美元兑238日元，升值到10月4日的211. 9日元，11月25日的200.40日元，仅仅两个月美元汇率下跌20%。美国、日本、前西德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促进美元下跌。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美元贬值会提高美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由出口增加带来的外需扩大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储蓄，从而改善储蓄投资不平衡，最后缩小经常收支不平衡。但实际上，汇率的调整，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1985～1988年，美元对日元虽然下跌60%；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由1985年年底的200.50跌到1986年底的150日元，日元大幅度升值，但日本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减少，两国的贸易收支没有大的变化。1986年年底，其他工业国家认为本国货币升值的幅度已经太大，影响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1987年2月22日，西方五国在巴黎卢浮宫开会达成了《卢浮宫协议》，各国承诺将美元汇率稳定在现行水平。卢浮宫会议后西方各国对外汇市场进行较多的干预，汇率基本上保持稳定。与此同时，日美两国意识到双方的经济结构问题是导致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并开始就经济结构问题进行谈判。
图2 日本对外净资产额
（三）生产国际化与日美投资摩擦（1985年9月～1989年）
20世纪80年代日本生产国际化是在国内实行资本自由化，放松对外资限制，以及1985年日元升值后积极向海外直接投资进行的。
“二战”后初期，日本经济实力较弱，经常收支不稳定，特别是政府对投资实行限制，对外投资额很少，投资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国外廉价资源，投资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1964年日本加入OECD后，受资本自由化约束，从1967年开始到1973年相继实行了5次资本自由化（赵瑾，1998）。到第五次自由化（1973年），除了推迟17个行业，保留农林水产等5个行业的自由化外，基本上实现了100%的自由化。在五次资本自由化过程中，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外汇储备增加，日本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对外直接投资急剧增长，相继迎来三次直接投资高潮：1969～1973年第一次投资高潮，投资目的是获得资源，投资的地区主要在东亚、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少。1978～1981年第二次投资高潮，日本已实现产业结构重化工业化，并在汽车、半导体、彩色电视机、录像机和通讯器材等特定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由于日本对欧美市场集中大量地出口，引发贸易摩擦，欧美各国对日本实行产品进口配额、反倾销等严厉的贸易保护。为了绕过欧美的贸易保护，保证稳定的出口市场，日本开始增加对欧美商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容和地区结构发生变化。在投资内容上，商业和服务业的投资超过了制造业投资和资源开发投资；在投资的地区结构上，虽仍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为了回避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从前两次投资高潮看，促进了生产的国际化，但并没有引发投资摩擦。1986～1989年为第三次投资高潮。1985年，日本巨额的贸易顺差中美国占76.8%，美国贸易逆差中日本占35.6%，日美宏观经济摩擦激化。特别是1985年日元升值后生产成本加大，为了回避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降低生产成本，从1986年开始，日本投资大举进入美国：1985年是50亿美元，1986年提高到100亿美元，1988年达到210亿美元，1989年激增到320亿美元，4年增长了6倍（落合浩太郎，1993）。
1986～1988年，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日本集中和大规模向美国投资，对美国经济产生巨大震动。特别是随着数量增长对美国直接投资结构的变化：金融、房地产等服务领域投资扩大；日本企业系列化生产体制与美国生产结构在美国本土发生直接冲突；日本在美国的生产企业大量从日本进口而不是在美国当地采购（克鲁格曼，1990，日译本）；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外国企业对日投资受到限制等使日美双方在1985年9月～1989年8月产生投资摩擦。
（四）全球化和信息化与日美制度摩擦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在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国际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国际化的倾向。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如何改革国内各种规制，建立与国际经济协调的体制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1985年国际经济协调后，美国贸易收支逆差虽然由1985年的1265亿美元下降到1989年的1090亿美元，整体上美国贸易逆差减少了。但从结构看，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却逐年增加，如图1所示，由1985年的462亿美元增加到1987年的563亿美元，1988年的518亿美元，1989年的491亿美元；在美国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由1985年的39.2%增加到1988年的43.7%，1989年的44.8%。同期其对EC的赤字由1987年的14%转为贸易顺差。对美国议会来说，减少贸易逆差，与其减少整体的外债水平，不如首先减少对日贸易逆差。广场协议后政策协调基本无效，也使日美双方将解决贸易摩擦的视野逐渐由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开始转向日美两国的市场结构。
卡特执政期间在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Fred Bergsten认为：虽然无法用数值衡量日本政府产业政策、企业系列关系、流通机制、反垄断政策、土地利用政策等日本经济的结构特点对贸易的影响，但制成品在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产业内贸易的程度、企业内贸易占较高的比重、外国对日直接投资等市场开放方面，日本却与其他发达国家有明显不同。日美之间出现的大部分问题是由两国不同的经济结构造成的。出生于印度，执教于MIT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巴格瓦蒂也认为：日本最大的问题不是贸易顺差和市场开放，而是阻碍日本经济效率的不好的规制（克鲁格曼、巴格瓦蒂等，1995，日译本）。这样，解决双方贸易摩擦的途径逐渐由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转向制度协调。
为了消除双方的结构性障碍，从1989年开始，日美双方共达成三大协议：1989年的《日美结构问题协议》、1993年的《日美综合经济协议》、1997年的《日美规制缓和协议》。《日美结构问题协议》主要涉及的是两国储蓄投资模式问题。其中，日本的问题在于改革流通市场、企业组织形态，促使开放市场；美国的问题在于改变过度消费的投资储蓄体制，提高国际竞争力。《日美综合经济协议》包括全球经济、宏观经济、不同领域协议三个方面。协议的重点在于提高美国竞争力及扩大日本市场准入，同时加强两国在全球经济问题上的国际经济合作。《日美规制缓和协议》主要涉及的是两国在住宅、电讯业、医疗器械、药品，金融服务、结构问题、竞争政策、透明度、建立规制缓和委员会等6个方面进行规制缓和及竞争政策协调问题。
从以上三大协议的内容看，20世纪90年代后，在解决日美贸易摩擦方面，两国贸易协议已超越《纺织品协议》、《汽车协议》、《半导体协议》这种针对个别商品，仅仅涉及货物贸易中商品进出口数量，开始进入针对住宅、电讯业、医疗器械和药品、金融服务、流通等服务贸易领域，涉及竞争政策、法律服务、透明性及其他政府惯例、促进规制缓和的组织等一国国内制度，甚至是日本的经济政治结构。两国除了在钢铁、平板玻璃方面需要协调外，双方如何在竞争政策、政府规制、电讯业方面缓和限制、促进竞争开始成为日美贸易谈判解决贸易摩擦的主题。由于服务贸易开放与货物贸易不同，不是如何降低关税，减少数量限制的国际贸易问题，而是涉及一国的法律制度和认证等国内经济制度问题。所以，可以说90年代以来日美贸易摩擦的内容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由80年代的宏观经济摩擦开始转向90年代的制度摩擦。促进国内规制缓和及规制改革，建立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的协调机制成为21世纪国际贸易的主题。
二、经济全球化下日美贸易摩擦的新特点
（一）贸易摩擦的内容：由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
日本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也不同，但总的发展趋势是随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贸易摩擦越来越趋向高附加价值化、高技术化，并由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产业结构以轻工业为主，经济发展处于由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过渡期，表现在贸易摩擦上，以合成纤维、钢铁为代表的原材料产业是贸易摩擦的焦点；70~80年代中期，经济基本上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产业结构高级化，贸易摩擦也由原材料产业转向以彩色电视机、汽车、机床为代表的加工组装业；80年代后半期，由于日元升值和经济国际化，农产品、建筑、金融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成为摩擦新焦点；90年代随着全球化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贸易摩擦开始转向胶卷、航空运输、保险、电讯等服务贸易领域。总之，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产业结构变化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二）贸易摩擦的解决手段：由国际贸易方式转向经济制度的协调
日本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导致日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和解决的对策也不同。随着日美贸易摩擦范围的扩大（原材料→加工组装→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涉及产品亦变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对日要求逐渐由自愿出口限制→开放市场→规制改革，即由国际贸易方式转向经济制度协调。五六十年代，以纤维、钢铁为代表的原材料产业成为摩擦的焦点，其主要原因是对美国大量出口，为了解决因出口激增引起的贸易摩擦，当时采取的主要对策是日本实行自愿出口限制；70～80年代前半期发生的以彩色电视机、汽车、机床为代表的加工组装产业摩擦，主要是由于日本对美国大量出口造成了对美国产业的冲击，为了解决贸易摩擦，初期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后期进行直接投资向海外转移生产。如：日美汽车贸易摩擦，1981年贸易摩擦初期，对美实行自愿出口限制（VER）1981～1983年168万台，1984年185万台，1985～1991年230万台，1992～1993年165万台，后期通过直接投资向海外转移生产，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当地生产，当地销售；80年代末至90年代，贸易摩擦由货物贸易开始转向服务贸易，农产品、建筑业、金融、通信成为摩擦的焦点，解决的方式由自愿出口限制转向市场开放，实行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解决贸易摩擦的方式逐渐由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转向结构调整、规制缓和及规制改革等制度的协调和相互认证。
（三）贸易摩擦的解决方式：由单边贸易转向WTO多边贸易
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日本所处的地位不同，日美贸易摩擦的性质不同，解决贸易摩擦的方式和方法也不同。50年代中期，日本是以轻工业为主的中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力决定了日美贸易摩擦的性质是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之间的摩擦。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同决定日美解决贸易摩擦的方式主要是：对日谴责→日方反击→经济问题政治化→谈判→日方让步→谈判解决。即美国企业界要求日本实行进口限制，美国政府根据企业的要求对日本施加政治压力并要求其做出让步，最后日方以自愿出口限制的方式解决。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1971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美贸易摩擦的性质也由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演变成了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性质的变化导致解决的方式和方法也发生了变化，80年代由日本单方面的自愿出口限制转向双方协调解决，如1989年《日美结构问题协议》、1997年《日美规制缓和协议》的签订。与此同时，随着1995年WTO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在处理日美贸易摩擦上，由美国经常动用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以单边贸易措施相威胁的单边贸易解决方式过渡到通过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多边贸易谈判的解决方式，如日美胶卷摩擦。
（四）贸易摩擦的影响：由两国转向多国以至全球
纵观“二战”后日美贸易摩擦史，在纺织品、钢铁、汽车等所表现的微观经济摩擦中，日美双方以自愿出口限制的方式解决贸易摩擦，其直接影响仅仅涉及两国。但随着日美宏观经济摩擦的激化，以西方五国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方式解决宏观经济摩擦，其直接影响不仅涉及两国，而且扩展到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日元升值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国际化，而且推动了亚洲经济的发展，其影响开始由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以规制缓和或规制改革解决日美制度摩擦的方式，不仅触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一系列的协议和规则将直接影响国际贸易体制的建立，具有全球性和世界性。
（五）全球化下贸易摩擦的新特点：由宏观经济摩擦转向制度摩擦
从战后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考察中我们看到，日美贸易摩擦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产业结构的转换中产生和发展的。日美贸易摩擦的发展不仅与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步，而且与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同步。50～80年代贸易自由化时期，日美贸易摩擦主要表现在个别商品的微观经济摩擦，如以纺织品、钢铁、彩色电视机、汽车为代表的货物贸易摩擦；80年代资本自由化时期，日美贸易摩擦开始出现宏观经济摩擦和投资摩擦；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生产国际化的深化，国际上开始出现国际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国际化的趋势；与此同时，随着90年代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日美两国服务贸易的扩大，双方的贸易摩擦也由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出现以半导体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摩擦和以流通、通信为代表的制度摩擦。由于形成服务贸易的障碍不同于货物贸易，不是关税和数量限制，而是一国的法律制度、经济惯例和认证等，日美贸易摩擦也由宏观经济摩擦转向制度摩擦。导致制度摩擦的原因既有社会变迁中产生的工业化社会规制和信息化社会缓和规制或规制改革的摩擦，如日美金融领域的规制缓和，也有因规制缓和或者规制改革的快慢引起的摩擦，如日美通讯摩擦。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和信息化后贸易摩擦方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日美之间已经消除微观经济摩擦，不存在宏观经济摩擦，而是指在宏观经济摩擦和微观经济摩擦中反映的制度因素已经是解决微观经济摩擦和宏观经济摩擦的关键。只有进一步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制度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
三、结论
（一）“二战”后日美贸易摩擦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产业结构的转换中产生和发展的
日美贸易摩擦的发展不仅与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步，而且与全球化的进展同步。日本产业结构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化、技术集约化、信息化，日美贸易摩擦也逐渐由原材料产业转向加工组装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国际经济环境由贸易自由化到资本自由化、生产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日美贸易摩擦也相应地由微观经济摩擦转向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及制度摩擦。
（二）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日美贸易摩擦出现了新的特点
贸易摩擦的内容由以纺织品、汽车为代表的货物贸易转向以金融、电讯为代表的服务贸易；解决贸易摩擦的手段由国际贸易方式转向经济制度协调；解决贸易摩擦的方式由美国动用国内贸易法的单边贸易解决方式转向通过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的多边贸易谈判；贸易摩擦的影响由直接影响日美两国转向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的多国，最后扩展到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全球经济；全球化下贸易摩擦由宏观经济摩擦转向制度摩擦，制度摩擦构成了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关键。只有进一步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制度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
（三）“二战”后日美贸易摩擦的发展随产业结构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贸易摩擦由微观经济摩擦→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制度摩擦的递进关系，但这并不代表贸易摩擦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由于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主导着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发展中国家肩负着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使命，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跨越经济发展阶段直接进入制度的调整，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出现微观经济摩擦、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制度摩擦共存的现象。进入21世纪，探讨如何适应国际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及时调整本国的制度，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新制度，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寻求新制度下的新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日］落合浩太郎.日美经济摩擦.庆应通信出版，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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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熊良福.当代美国对外贸易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5．［日］行天丰雄，黑田真编.日美经济问题100个要点.有斐阁，1992
6．赵瑾.日本如何在开放中保护国内市场？国际经济评论，1998（3～4）
7．赵瑾.日美贸易摩擦：由宏观经济摩擦转向制度摩擦.国际经济评论，2001（7～8）
（原载《世纪经济》2002年第2期）
【注释】
[1]本课题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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