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0后作家的来龙去脉
《幻城》，郭敬明著
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相比， 八十年代作家的早慧与奇想以及空灵而不着现实的文风，而受到他们同龄人的追捧在文坛迅速走红，并拥有大量的拥趸者。说到“80后”，就不得不提少年作家的文学跳板——上海《萌芽》杂志，它连续举办的 “新概念作文大赛”成就了无数少年人的文学梦，也是催生80后作家的摇篮。然而“80后”一词，最早则出现在一些网络诗歌论坛上，2001年才有人提出“80后作家”的概念。2002年9月，“漆”、“扬子鳄”、“春树下”等网络论坛，一批80年代出生的诗人首先自我命名为“80后”。这个在诗歌论坛上产生的的名词，后来在小说领域里得到延伸。80后作家韩寒的小说发行量动辄上百万，在今天的文坛不能不视为一个奇迹。不少出版商都从中看到了商机，出于商业目的考虑，他们抓住“80后作家”进行炒作。 于是，“80后”一词迅速在各大媒体上广为传播。可以说“80后”的命名，一方面是受了“60后”或“70后”命名的影响，有自立山头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商业炒作的产物。关于“80后”的命名，一些学者表示置疑，认为“80后作家” 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命名暴力，既遮蔽了80后中沉默的写作者，也忽视了80 后作家内部的差异。[1]这批懵懂的少年突然闯入了文学的殿堂，他们低龄早慧和人数规模远远的超越了以往的任何年代，而且呈现出来的写作状态是那样的五花八门。正是借助网络的便利性和网民的力量，先在网上聚焦广泛的“人气”，迅速“走红”，然后转向纸质媒介。1995年前后，网络在中国兴起并以惊人的速度快速传播开来，改变了传统三大传播媒体（报刊、广播、电视）垄断的信息传播模式，成为“第四媒介”。网络这个区别于传统纸质媒介的一块未开垦的土地，它一出现就使得一些更有实验精神的、非功利性写作的传播和交流成为可能。80后作家正是在网络时代背景下步入青春期，用QQ和好友联络，发E-mail，博客上写日记，还有后来出现的微博，这些都已成为“80后”的时髦。他们甚至是在和网友聊天时就开始把玩文字的。这些无一不告诉我们，网络和“80后”青春写作息息相关。在众多人眼中，网络是一个工具平台，而在“80后”那里，网络已完全属于他们自我表述的一个自由空间。网络成为了“80后”的精神乐园。谁要想进入文学领域，只要会上网，会文字写作，会建立博客与微博，无需按照传统的程序，去邮局寄稿，焦急等待杂志社的消息，便可以自由地发表作品。他们只需要对自己和读者负责，而不需要考虑是否能迎合编辑的口味。传播障碍消失了，文学门槛隐退了，道德的规范，观念的限制，文体的边界也随之松动，“80 后”写作因此获得较传统纸介写作更大的自由度。文学写作开始发生革命化的转变。这种大众化的写作方式正悄悄地改写着传统文学写作的规则，也使这群早慧的“80后”们提前进入了作家行列。对于刚进入写作领域的青少年来讲，网络的自由性和宽容性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佳挥洒笔墨的舞台，这个舞台具体就是网络论坛。如上文提到的“漆”“扬子鳄”“春树下”，还有“80后”论坛，“苹果树中文原创网”等，一些门户网站如新浪、搜狐等还为“80后”开设了专栏。出于共同的爱好和追求，众多文学爱好者在网络论坛集结。对他们而言，网络就是文本，网民读者就是最好的伯乐。
80后作家的读者群体几乎全是他们的同龄人，大都是都市独生子女，父母的宠爱使这些孩子们拥有了较强的购买欲望与购买能力。过去我们的文学较少思考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的精神需求，在成人文学之外就只有成人创作的低幼儿童文学，少年读者群体这一块读物相应的缺失。少年们在厌倦了学校和家庭教育方式，同时对中学生指定的课外文学读物产生审美疲劳后，80后作家的青春文学出现，正好弥补了这样一个空缺。80后作家的文字写的就是写他们所想的，说的正是他们所想说的，它的出现，正好满足了同龄读者的阅读需求。80后作者与同龄读者的内心经验发生了共鸣——他们惺惺相惜，情感互相感应，精神得到沟通。这不仅符合青春期读者的消费心理，也与当下需求庞大的青春读物消费市场切合。正因为这些原因，80后作家的写作虽然稚嫩，却被一些精明的出版商一眼看中，把这些文字从网络源源不断搬进了印刷车间，由此催生了一个又一个80后作家。
二、80后作家的文本特征
尽管众多80后作家对这个创作群体命名已经认同，但由于写作水平的良莠不齐，也有人不同意这个命名。韩寒对此就极为反感：“作为我本人，非常讨厌以年代划分作者，每个优秀作者都是个性鲜明的人，哪能分类。同一年生的就是一类，卖猪崽呢。难道1966年到1976年间生的人都叫‘文革类’？文革失败了，难道那批人就叫‘文革败类’？时代划分人，明显不科学。”[2]韩寒无疑是80后作家的领军人物，也是该创作群体的偶像派写手。
80后作家有偶像派和实力派之分，对这种划分，评论家张柠颇有微词：“他们刚刚浮出水面就开始相互撕咬了，他们将自己分为‘偶像派’和‘实力派’，像港台歌坛一样。”[3]张柠的说法未免有点意气用事。平心而论，偶像派和实力派之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不管别人承认不承认，这已经得到了同龄读者的普遍认同，他们就是这样看待自己心目中作家的。偶像派当中，有韩寒、张悦然、郭敬明等，个个是俊男靓女，他们的作品同他们的外型打扮一样，或叛逆或时尚，吸引了众多的同龄读者，在青春图书市场很有号召力，如韩寒作品印刷数量动辄上百万，可视为一个奇迹。但也不是所有80后作家都能做到的，偶像的因素绝对不能排除。偶像派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人们对80后作家的基本认识，他们是“80后”的主流。他们写作的内容，绝大多数属于青春题材，内容、风格、形式都具有强烈的时尚化色彩。他们的写作内容大多宣扬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的情调，主题多定位在当下青少年的“青春遭遇”。时尚，装酷，正是“80后”这一代人自己的青春体验。与其说他们是在写书青春文学，不如说他们沉浸于青春心事的表达，集中于青春疼痛的倾诉和抚慰上。情感是外露的、宣泄式的。正如将“80后”青春定义为“疼痛青春”的饶雪漫说的：“有点寂寞，有点痛，有点张扬，有点不知所措。有点需要安慰。那么，点开它，有点美。” 在郭敬明的青春小说中，反复出现“忧伤”这个词。“疼痛”与“忧伤”相比，更能引起同龄读者的共鸣。“疼痛”是以忧伤为原材料，再加上时尚美感、自恋、撒娇等成分。如果说“忧伤”是倾诉于自己，那么“疼痛”则更倾向于展示给他人。当“疼痛”渴望他人的理解和慰藉，内心自白就成了一种需要，从而促成他们的写作行为。
80后作家不追求作品的思想性，“我手写我心”，是典型的私人化写作。郭敬明就坦率地说过：“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我只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认真写字的人。我是想写就写。我并没有说要在自己的作品里达到多么高的思想性，或者要展示什么写作技巧。这些我从来没有想过。对我来说，写作就好像在写日记一样，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没有必要把它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来谈”。同时，他们的作品大多经过了成功的商业化运作和媒体炒作，读者对象也定位在固定年龄段的阅读人群中，同时通过网络达到一种良好的互动。
与郭敬明齐名的偶像派少年女作家非张悦然莫属。 她是“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考进大学并去新加坡留学，被《萌芽》网站评为“最富才情的女作家”。她的小说有些神秘，散发着浪漫与忧伤的气息，如《吉诺的跳马》等。80后偶像派女作家还有春树，一个玩朋克的女孩。在她的小说里时不时透露出故作成熟的深沉和叛逆情绪，文字表现得非常开放。同是偶像派的孙睿凭一本《草样年华》扬名，虽然情节幼稚但其鲜活生动的文笔，幽默诙谐的文风，深受读者喜爱。
与“偶像派”相比，80后作家中的“实力派”也都拥有相当的知名度，他们的作品接近于主流文学。这其中代表人物有小饭和李傻傻等人。小饭原名范继祖，大学读的是哲学系，在校时就写小说，对写小说有极强的自信。他的创作没有套路，对世界的感知和一般人不同，如他的《毒药神童》及“暗紫三章”系列小说，采用寓言的形式。语言成熟圆滑，营造一种神秘诡异的气氛，致力于对历史、生命和人性的幽微处探密。在艺术形式上，他则走出了流行的小资趣味，形成自己的特色。作家残雪曾对小饭的小说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他的作品“呈现出这个年龄罕见的深邃和老练，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早熟的，颇有天分的作者。”[4]
湘西少年李傻傻以散发着浓郁乡野气息的书写，成为80后作家的一位重要的“乡土写手”，有 “少年沈从文“之称，同样也受到普遍赞誉。周国平说他在为《新概念·文学青春书系》作序前，是对80后作家抱有成见的，但开篇李傻傻的自白让他眼前一亮。“他没有误解文学，他知道文学存在于创造的过程中，而不是一枚证明身份的标签，或一张可望中奖的彩票。”[5]李傻傻的长篇小说《红X》和短篇小说《一个拍巴掌的男孩》，就是在调动自己的童年乡村经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张佳玮是80后中少有的热衷于在古典题材中寻找灵感的作者，他的网名就叫“信陵公子”。他的文笔优美典雅，因一部长篇小说《倾城》而名动文坛。蒋峰的写作显得相当前卫，他的长篇小说《惟以不永伤》以及短篇小说《葬礼》，都带有明显的先锋性质，但“实力派”作品的销量远不及“偶像派”的作品。
无论偶像派还是实力派，追求精致而富有表现力的文字，是80后作家的一个共同特色。他们在文字方面的展现是令人振奋的。他们毫不遮掩地显示着他们娴熟的文字驾驭能力，肆意地用飞扬的文字渲染着生命的激情。他们有不少人有天赋异秉似的，把文字玩得精妙而灵动。韩寒就一直声称，他认为小说的写作“文字是最重要的，思想是其次的”。有人说韩寒的笔法老到，《三重门》写得像钱钟书的《围城》，虽然未免有过誉之词，但其语言的功力还是不可小觑的。
与韩寒富有张力的文字不同，张悦然的文字婉约典雅，轻盈灵动。郭敬明的文字则带有几分矫情，又又不失真切：“我喜欢/站在一片山崖上/看着匍匐在自己脚下的/一幅一幅/奢侈明亮的青春/泪流满面。”华丽空洞以及字里行间所散发的忧伤，让众多的同龄读者着迷。郭敬明为此也同样感同身受：“只要我们以相同的姿势阅读，我们就能彼此安慰。”（《爱与痛的边缘》自序）。
相比较而言，80后实力派作家小饭和李傻傻的文字却更有智性与灵气。他们的小说表现的内容多为乡土，文字也少了华丽。对习惯都市阅读热衷时尚的80后作家的同龄读者来说，这类的小说也许会让他们有些失望，不能引起共鸣。而小饭和李傻傻并不想讨好迎合他们，他们对文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依然我行我素。小饭说：“那些不关注内心的小说都是垃圾。小说是一项艺术，而艺术只为心灵服务。”[6]李傻傻则说“写作首先是个动词，其次才是一个名词。当你把自己的冲动、记忆、疑惑、思考写下来，她自然地就带有你的气味。”[7]小饭和李傻傻的文字则更多地为成年读者所欣赏。
无论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从“80后”整体写作特征上看，“80后”的写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他们自身青春症候。比如，在看待生活时，有明显的局限性，他们当中不缺颇有才气的人，但在写作中，不是囿于一己的生活范围，咀嚼个人的小小悲欢，便是到历史或虚幻的空间寻找灵感。还有相当一些作者，只讲究感觉和语言，但在叙事技巧和结构方面显然还不足，有欠成熟，因而作品往往局部精彩，整体贫弱。这样一些不足，均与他们的文学修炼有关，更与他们的生活阅历有关。青春经历是80后作家创作的一个共同母题。细读其作品，行文运笔之间虽然不乏调侃，总隐现几分伤感，些许迷惘。读他们的作品，会感到他们的才情，超越了他们的实际年龄。这种才情，还因作者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如韩寒的偏执，郭敬明的优柔，春树的坦然，张悦然的纯真，小饭的深沉，李傻傻的执著……都是直截了当地写自己，以不设防的写作姿态，给读者以纯真而坦诚的感动。更多的人对80后作家给予肯定并寄予较大希望。早在在2000年，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曹文轩应出版社之邀在给韩寒长篇小说《三重门》做的序言中，就曾经对韩寒的写作才华予以较高评价。2004年，先锋作家马原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遍选出版《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的序中也预言，80后作家“20年后又是一群好汉”。马原还力荐五虎将，“不一定只有他们才是实力派，但我从中看到了一些振奋激越的因素，对他们日后的写作有了信心。” 从文学写作的本义上看，“我手写我心”正好符合80后作家的写作共性。他们自然率真的写作姿态，狂放恣肆的文学想像，以及张扬个性的表达，都在一定程度上给新世纪的文坛带来新的文学图景。
三、80后作家的叛逆背后
80后作家之所以能够获得众多的青少年读者，春树、韩寒甚至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有一个主要的因素是他们以另类、叛逆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文坛。一度的“韩寒现象”曾引起教育界讨论，韩寒遂成“另类”偶像。韩寒成为偶像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媒体的包装和炒作，他陆续写出的《零下一度》、《像少年啦飞驰》、《毒》、《通稿2003》、《长安乱》等小说，确实显示出他不凡的才气。另外，他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抨击，拒绝了名牌复旦大学允许旁听的升学机会，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职业赛车手，在媒介面前常摆着副玩世不恭样子，和才女导演加演员的徐静蕾在博客上制造绯闻，使他成为“叛逆”的典型而在青少年读者中成为偶像。韩寒不仅公开扬言：“我性格里青春叛逆的因子太多，所以我的文章从来都有攻击性”，而且在他的成名作《三重门》扉页里则用一些著名书名与电影名自撰的个人简历，活画出他作为“叛逆者”的形象，同时也流露出其对正统文学与文化的调侃——
1999 浮出海面 获首届新概念作文大奖
1999 顽主 写《三重门》一年
1999 看上去很美 成绩单挂红灯七盏 留级
1999 过把瘾就死 于《新民晚报》上抨击教育制度
2000 活着 老子还没死 老子跨世纪
2000 动物凶猛 一部分无聊的讨论文章和讨论者
2000 猪骡鸡公园 喧哗的中庸者们说偏科不可取
2000 一地鸡毛 讨论盛况
2000 一个都不能少 还是七门功课红灯 照亮我的前程
2000 千万别把我当人 我成为现象 思想品德不及格 总比没思想好
2001 无知者无畏 有人说我无知 那些没有文化只有文凭的庸人
令人惊讶的是，这里的书名绝大多数是被称为“文坛痞子作家”王朔的作品，则显得更加耐人寻味，是否也可以从另一层意义上理解，80后作家在与主流文学有意拉开距离方面，要比王朔走得更远？但是，这一切或许是表象，80后作家可能觉得以这样叛逆的姿态出现，更能吸引众多的目光，其实他们内心非常渴望被主流文坛接纳。小饭就说过：“80后急切地盼望属于他们的评论家出现。动机很简单，我们需要我们的作品被关注，哪怕充斥着指责也对我们的创作有帮助。”[8]也有人早就看出问题的本质，学者陶东风就说过：“一方面，‘80’后一代，或者说商业化的写作者，一直表达对主流评论圈、或者学院知识分子的不屑，用最刻薄的语言贬低他们；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度渴望来自主流评论界的认可。”[9]
80后作家绝大多数则遭到否定。显然，是文坛出于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对这些“文学暴发户”的反感。由于少年作家的急功近利，他们又是市场商业炒作的产物，再加上他们在写作方面的青涩与怪诞，以及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还有不断地复制自己或者模仿他人，一直遭到主流文学的漠视与抵制。学者周国平说过：“我读过一些青春写手的文字，总的感觉是空洞、虚假而雷同。有两类青春模式。一是时尚，背景中少不了咖啡厅、酒吧、摇滚，内容大抵是臆想的爱情，从朦胧恋、闪电恋、单恋、失恋到多角恋、畸恋，由于其描写的苍白和不真实，读者不难发现，这一切恋归根到底只是自恋而已。另一类是装酷，夸张地显示叛逆姿态，或者刻意地编造惊世骇俗情节。”[10]
获两届新概念大赛一等奖的郭敬明以一本《幻城》，取代韩寒在众多少男少女中的偶像地位。郭敬明商业包装更加讲究，走明星化的道路，很会迎合读者口味，故有“青春派小说的掌门人”之称。打开《幻城》，人的情感、神的力量、魔的幻术、仙的容貌、侠的武功、商的财富、王的威严……这些本身就具阅读诱惑。郭敬明果然人气居高不下，甚至挤入“福布斯”的“中国名人排行榜”，但其创作实力一直为人诟病。黄浩、马政的《 十少年作家批判书》更是将这种否定推向极至，这是一本以“骂”博出名的酷评文集，有人说这本书是80后作家“内部恶性竞争”的产物。《十少年作家批判书》的书中，郭敬明被讥为“文学王国里的小太监”，“写作血性不足，内容骨质疏松，缺乏健壮的骨架，表现过分的阴柔。”[11]本来郭敬明就没有韩寒的“酷”，所以只能靠“秀”。郭敬明在《梦里花落知多少》对《圈里圈外》的抄袭事件爆出之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拒不道歉的态度更是引起少年读者们对他的义愤。而独具才情的张悦然也被该书指责成“无谓的忧伤是一种病”，“我承认她在词汇组合领域内是天才独具的。而且这种语言组合的天才能力和安妮宝贝如出一辙。但这种特色发展到后来，就几乎成了千篇一律的雷同：繁琐，麻木，颓废，丧失激情甚至有点儿未老先衰。”[12]
其实，张悦然是最早被主流文学接纳的80后作家，她显然有自知之明，比这些酷评家们对自己有更为清醒的认识与反思：“我尚在懵懂之中，就已经成了一位‘明星作家’，我以往的作品曾经被各种力量推举上一条招摇、喧嚣的道路。我的同龄人也有很多是工于心计、不计后果甚至虚构荣誉的。我们总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忽略自己的过错，原宥甚至放纵自己的过错，向着一个邪恶的桃花源飞奔。我们之中，是否有人真的觉察，这是一条与文学、与我们最初的梦想南辕北辙的道路？……我们是商业手段，被各色人等用来攫取利益；我们是娱乐道具，被媒体和各种言论把玩……终于，我们我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相残杀；为自己编织一顶顶虚无的荣誉花环，可是各种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游戏……直至‘郭敬明事件’的爆发，预示着我们这代人肆无忌惮地走向我们梦想的反面，我们正放任自己越过一条又一条底线。”[13]张悦然倒是一语道破了天机，引发我们的沉思。青春叛逆是少年人的通病，但如果利用这种叛逆去满足个人的私欲，则是不可取的，这或许是80后作家遭受主流文学冷落的最根本的原因。
四、“80后作家”正走出迷惘
80后作家快速地在文坛走红，也让他们在过早地获得荣誉的同时，也领略了成长的阵痛。特别是评论家白烨的文章《“80后”的现状和未来》一文发表后，文章在肯定80后作家成绩时，也批评他们写作功底的不足，“从整体上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却遭到韩寒及其粉丝的痛骂与攻击，白烨最后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博客。这一事件发生后，人们对80后这一创作群体又有了新的认识，认为相对于80后作家而言，做人或许比作文显得更为重要。这件事曾经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80后’写作渐成气候，和白烨的支持、推广是分不开的。不感恩戴德也就罢了，居然有人以怨报德，是我无法想象的。”[14]也有人为白烨打抱不平，指责“韩寒更像一个小流氓或二流子之类的人渣一样，满嘴喷粪，飞扬跋扈”。[15]老作家陆天明因为在接受记者采访为白烨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也遭到了韩迷们的漫骂与攻击。“韩白之争”的事件使整个80后作家的形象或多或少有些损害。以至于前不久知名作家王蒙介绍郭敬明等一批“80后”少年作家加入中国作协，仍然还遭到陆天明等老作家的强烈反对。他们指出郭敬明还曾有抄袭的“不良记录”，是否有资格加入中国作协并为此产生颇多争议。陆天明认定郭敬明人品有问题，“虽然中国作协不是选道德模范，但它也不能是小偷的天下，不能是贼的团体……我们不能因为他是80后，作品有市场，就将他吸收进来，这是对中国作协的一种侮辱。”[16]陆天明并在自己的博客中写了《文化商人一旦利欲熏心……》一文，他义愤填膺地说，“郭敬明被法院判定抄袭他人作品，拒不道歉，又被人查出抄袭了另一本书，这俨然已经是一个‘惯偷’了，却依然气焰嚣张。”文章后半段，陆天明又将矛头对准了出版社，追究起了此事的根源，“不能要求年轻人不做错事，但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最可恨的和最可怕的还不是年轻人犯错误，而是那些长了胡子、戴着眼镜、坐在一定权位上的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利用、放纵，甚至误导年轻人。”激愤之情溢语言表。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个知名的老作家，并非要与一个文学小青年过不去，更何况郭敬明并没有与他产生过矛盾。我们不难看出，陆天明只是借题发挥，他的矛头并不是仅指郭敬明一人，而是对整个80后作家抱有偏见。
《三重门》，韩寒著
王蒙和陈晓明是郭敬明的入会介绍人，他们的看法与陆天明正好相反。王蒙的推荐理由是：“郭敬明是80后作家中最突出的代表，在青少年读者群中极具影响力，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中国相当多的少年人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郭敬明的作品写出了这个时代文学所具有的新的品质和感染力，他已经发表大量作品，其影响力和文学水准都足以使他具备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资格。”陈晓明则表示：“随着时间的进展，80后作家终将会成为当代文学重要力量，有关部门应该给予关注和支持，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爱护，使他们不辱使命，承担起文学面向未来的责任。”[17]
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所引起的风波，我们不妨看成是80后作家在成长中所付出的代价。随着岁月的流逝，80后作家自己也由少年变成青年，心态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如果继续以少年作家或“青春叛逆者”的形象出现，显然不合时宜。有的甚至开始为生计奔波而放弃了写作。80后作家不仅长大了，同时也理性了许多，并开始了自省和反思。李傻傻的话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稍微有点意思的是现在大家都不那么叫嚣了。大家都知道了，流行善变，真要用写作证明自己，惟有在天赋、勇气、毅力上比别人更胜一筹，在难度、深度上比别人走得更远。这些都需要时间证明。”[18]显然，80后作家作为一种文学存在，以及他们在广大青少年读者中的影响，忽视与否定他们显然是一种不明智的举动。在遭受文坛较长时间的冷遇之后，“80后”作家终于走出迷惘，成长壮大并且形成气候。2007年11月北京召开“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317名代表当中，就有24名“80后”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则在会上表示了对80后作家的理解：“这些年轻人很厉害也很可爱，思路开阔，有见地，显然是有备而来。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彼此又不尽相同。因为对文学的爱和不放弃，使他们之间、我们之间有了相互珍视的情感和愿望。”[19]
学者周国平在他为《新概念·文学青春书系》作的序中，最后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今日的批评家制造出了青春文学，而我相信，真正能成大器的必是那些跳出了这个范畴的人，他们不以别的青春写手为对手，而是以心目中的大师为对手，不计成败地走在自己的写作之路上。”这段话似乎在上文李傻傻的话语中得到了回应。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看好已经褪去少年青涩正在走向成熟的80后作家，摆脱了迷惘的青春物语，80后作家也许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文学层次而成大器，正如李傻傻说的：“这些都需要时间证明。”
【注释】
[1]王晓渔：《2004：“80后作家”的三重门》，《中华读书报》，2004年12月29日。
[2]韩寒：《文学是唯一不能死磕和苦练的东西》，白烨主编：《2006年中国文坛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134-135页。
[3]张柠：《青春文学及其市场背景》，《南方文坛》，2004年第6期。
[4]残雪：《残雪评点小饭作品》，小饭《毒药神童》附录，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4年，第176页。
[5]周国平：《青春不等于文学》《新概念·文学青春书系·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
[6]小饭：《毒药神童》附录“小饭访谈”，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4年，第184页。
[7]李傻傻：《自白》，《那年春天我要离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8]小饭：《毒药神童》附录“小饭访谈”，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4年，第186页。
[9]陈香：《谈文学的‘搏斗’或其他》，白烨主编：《2006年中国文坛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
[10]周国平：《青春不等于文学》，《新概念·文学青春书系·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1]黄浩、马政：《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
[12]同上。
[13]丁丽洁：《“80后”：终结还是继续》，白烨主编：《2006年中国文坛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70-71页。
[14]解玺璋：《白烨：文学的保姆》，白烨主编：《2006年中国文坛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138页。
[15]高远：《韩寒好比嫦蛾奔月》，白烨主编：《2006年中国文坛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141页。
[16]徐颖：《郭敬明成为作协会员 陆天明称作协不是小偷天下》，《新闻晨报》，2007年9月25日。
[17]同上。
[18]丁丽洁：《“80后”：终结还是继续》，白烨主编《2006年中国文坛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70-71页。
[19]金莹：《“年轻人很厉害也很可爱”》，《文学报》，2007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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