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旧政协”会议的文化含量

“旧政协”会议是一个政治事件，但是，它也充蕴了隐秘而深刻的文化含量。政治是为现实服务的，它有着清晰的利益目标“势能”，只是它的“表现”形态呈现出堂皇而诡异的表演性质，在虚虚实实之间朝向目标诉求。其实，它的背后也有着清晰的潜在文化“势能”或者“路线图”，在集体无意识或者集体有意识中“隐约”形成掌控政治的“力量”。“旧政协”会议自然也不例外，文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协商“角色”。从某种意义而言，“旧政协”会议也是一次文化的博弈、妥协、合作而又最后决裂的政治会议。

首先，“旧政协”会议只能出现在抗战胜利的特定历史时期，这是中国文化“密码”决定的。中国政治文化历来是中央集权制度，它是缘于国土广大以及“封建”政体有关，它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协商制度的。只有出现外敌入侵时，全民族各个政治团体奋力御敌并做出巨大的牺牲，此时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当“抗战”胜利后，为了对牺牲“犒赏”，才能出现政治协商契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和民主党派多次提出召开政治会议，执政的国民党不是虚与委蛇，就是不予理睬，只有到了抗战胜利，国民党自觉如果再拒绝政治协商，则有可能失去政治道义，在国格文化上无法自圆其说，因此，才同意召开这一会议。但是，中国文化的“密码”仍然规定了它的过程是艰难的，从国事会议、党派会议、政治咨询会议、政治会议到政治协商会议等会议名称五易其名就可以反映出来，好在最后还是召开了，是一个特殊历史“节点”上的政治以及文化事迹。

“旧政协”会议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此前虽然也有政治谈判会议，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协商会议，因为它没有出现全民族抗战胜利的特殊政治文化语境。“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战胜外敌，中国文化也就规范了“旧政协”会议的历史性诞生。蒋介石在“旧政协”会议开幕词中也称：“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在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它是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的“创举”。

其次，政治协商是一种政治较量，它是有着力量相对均衡的文化原则的。它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国体以前，基本上是无法回避的文化“法度”。如果力量比较过于失衡，在中国文化中是不可能形成政治协商关系的，尤其是两种主要政治力量的“重量”关系。只有两种政治力量构成了某种相互制衡甚至“威胁”时，政治协商才能产生。抗战胜利以后，中共军事力量已为国民党的三分之一，已经能够与国民党政府形成制衡关系，双方政治“对话”关系也就成为一种需求。

在如此政治格局中，一般会形成左、中、右的三种政治派别，左、右两种政治派别比较强大，构成一种力量对峙关系，中间派相对比较弱小，往往是一个“调停者”的角色，在“旧政协”的政治派别中，民盟基本上承担了这样的政治角色。从文化意义而言，极端化的左、右两种政治派别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量，显示出强烈的“排他性”或者“党同伐异”性，中间力量多为势单力薄，企图走“中间道路”而没有出路。“旧政协”会议，民盟没有武装力量作为依托，它是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从事的政治活动主要是舆论宣传，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力求中立而开辟“第三条道路”。显然，“第三条道路”也无法走通。毛泽东指出：“政治会议实际上是对于各中间派的教育机关，使他们取得经验，问题是不会在那里解决的。”由此，左、中、右的三种政治力量会出现重新“组合”或者“结盟”，李维汉后来回忆道：“政协会议期间，我方对第三方面，特别是对民盟，做了许多工作，双方合作的很好。民盟作为一个方面参加政协，是我党提出来的……对国府委员、国人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我们也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会议期间，我方同民盟曾有君子协定，即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以便相互配合。”后来，民盟与中共形成“统一战线”，左、中、右的三种政治派别也就基本上出现两种阵营，作为中间力量的民盟也在此过程中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由此，左、中、右的三种政治派别既有着相对的稳定性，也有着变化的动态性，背后的政治文化理念发挥着根本的“指挥”作用。

其次，“文化”与“武化”的结合。中国自古以来有“文化”与“武化”的说法，“文化”乃是“以文教化”，它是柔性的，“武化”乃是“以武强化”，它是刚性的。从此意义而言，“旧政协”会议是“文化”的，而各自拥有的军事力量以及较量是“武化”的，两者存在互动的过程，或者以“文化”促“武化”，或者以“武化”促“文化”。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在写给中共中央领导人传阅的《关于国共谈判》的书面报告中提出了方针性的意见：“我们以后谈判的方针，应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实现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确定双十会谈纪要我方提案为基本价钱，来进行‘边谈边打’的谈判”，“在目前，应以政治协商会议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基本讲坛，辅之以国共的幕后商谈。要准备在‘政协’中以政治攻势与国民党厮杀一场，也可能在撕杀中得到一些结果。”国民党更是在积极备战，通过“文化”的时间来换取“武化”的空间。

在此，反映了政治协商的过程，乃是“文化”与“武化”的“表演”过程，“讲坛”、“幕后商谈”的政治“厮杀”与军事“厮杀”同时或隐或显地进行，而最后决定权有可能是“文化”，也可以是“武化”，以“武化”为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武化”改变了“文化”的格局，只有历史的变迁才能重新达到“文化”的层级，此为政治协商的基本文化本质。

最后，政治协商也是一种妥协文化。两种极端化的左、右的政治派别，如果在谈判过程中不妥协以及不照顾对方利益，则政治协商是不会有前途的，只是一场各说各的政治观点发布或者亮相而已，因此，政治家在政治协商过程中都会掌握妥协的平衡度，“也可能在厮杀中得到一些结果”。“旧政协”会议自然也无法逃脱这样的文化思维方式。在“旧政协”会议中，中共在整军方面作了重大的让步，还有关于国民大会的代表身份以及分布问题，国共双方陷入僵局，最后，中共和民盟经过协商以后做出妥协，承认国民党原选出的1200名代表，同时增加台湾和东北的代表150名以及各党派和社会贤达700名，并要求宪法的通过须经四分之三的代表通过，最后达成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周恩来在12月5日中共中央会议上分析当时形势时指出：“我们的任务是为了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也准备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自然，国民党方面也作了一些妥协，“本党此次下大决心，作一妥协之尝试”，蒋介石也要求“对共条件应着重在军队统一与统辖于中央，而对政治方面尽量开放为重。”

需要重视的是，妥协是有底线的。虽然蒋介石在1月31日日记中有言：“昨夜周恩来自延安回来，所商谈经过，其态度改善，对于协商会议所议决各事，其实皆已超过其所预定之希望也。今日当可如期闭会。”应该说，蒋介石对于政协决议也并非完全不满意，但是，在国民党内部却是受到强烈批评，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写道：政协会议闭会后，国民党召开常会，“青年同志对宪章组协议不胜愤慨，正纲甚至涕泣而道。”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日记中写道：“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但又无可奈何。”据梁漱溟回忆道：国民党内部对政协协议并不满意，许多人如古正纲、张道藩均在会场上吵闹，甚至顿足号哭的谓国民党完蛋了，投降给共产党。最后，1946年3月16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五项决议，推翻“旧政协”的政治协议，并在6月发动全面内战。因此，政治协商的妥协也多是战略性或者策略性的，只是协商会议的一种运作手段，妥协方案的最后仍然有赖于各自的政治和文化立场。

文化是形成习惯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它在历史的积累中形成并在各种外因的冲击之下重新修正以及重新编码，稳定性是其主体，变异性是其活力。对于政治而言，文化往往与阶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种阶级态度和文化态度，并作为思维方式以及价值体系作用于政治的“表演”活动。“旧政协”也不失为一个典型的文化案例，政治之争也是一种阶级之争和文化之争，有着较为丰盈的文化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