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一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倾向，强调意义的阐释而非执著于历史因果的追求，重视文化的建构力，拒绝对人类经验作实证主义或功能主义等科学的研究取向，趋向赞同文学模式的路径。“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认识到文化会使意义特殊化，因为文化象征在日常的社会邂逅(everday social encounters)中被无止境地重新塑造。只有局中人才能明了所传递的信息。”不止于此，“从文化的角度看，对理性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之一即强调人类理性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里运作的。人们是在他们的心态宇宙内的框架之内思考，他们不可能为了形成对此的独立判断而滑出这个宇宙之外”[59]。
文化史研究中的这种新方向虽然诞生很早，其先驱性研究成果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的进程》[60]甚至出版在1939年。但其作为一种明确的研究趋势出现，还是要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65年出版的《近代法国早期的社会与文化》(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算起。此后同类著作逐渐增多，在20世纪80年代即在欧美史学界全面繁盛。饶是如此，这种文化史研究中的新趋向作为一个专有指谓之诞生却晚在1989年，由美国女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在其所主编的论文集《新文化史》[61]一书中首先揭橥。这种文化史之所以被冠以“新”字，正表明它区别于以往的文化史研究典范的鲜明立场。从此之后，原本自说自话但采取新方法研究历史的诸如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微观史学、心态史学、历史人类学等名目的著作，就被评论家简以名之曰“新文化史”，这些史学著作的大多数作者及参与者亦受之泰然。[62]根据库恩(Thomas S.Kuhn)对典范(paradigm)形成的两个特征的描述:作为典范的(著作)，其成就可以空前地吸引忠实的拥护者;又足以示来者以规则，同时为后继者留下有待解决的诸种问题。[63]从此意义上说，《新文化史》一书的正式出版或可作为新文化史研究典范正式形成的标志，该书将从前各自为战但具有相似研究倾向的历史学家统一到新文化史这一大旗下，并逐步向外开疆拓土，最终代替社会史而成为欧美史学的研究主流。[64]那么这些历史学家的特征是什么呢?《新文化史》一书显示给我们的就是:这些史家共享有同样的习惯与趣味，他们喜欢证明交流模式的复杂，避免建基于僵化含义上的诠释，试图阐发其过程。他们对于既成之因果或可现之内涵也不太感兴趣，他们更愿意从事随时而变之历史中的探幽访胜任务。[65]从《新文化史》所收录的文章及其他相关论著来看，新文化史研究典范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与特征:
首先，新文化史吸纳了叙述史学，如亨特所言:“历史学家工作的本质就是讲故事。”[66]“历史在此被视为美学的一支，而非社会史的女佣。”[67]“讲故事”对历史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传达历史学家睿智和见识的手段，可以表述以抽象之形式所不能言传之意涵，使读者明白和接受历史学家的工作与意图，兼可向公众表明史家工作之意义与价值。但19世纪以降，走向科学化成为历史学学科的趋势，直到20世纪中叶，试图将历史科学化的“分析”式历史书写方式一直占据历史书写的主流，而那种“讲故事”的叙述历史方式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史家所言:“一个世纪以来靠寄生于史学基础上而繁荣之小说，一直拒绝叙述:没人想要听故事。故事之替代品业已有很多:短论，经验之抽象，谜团，浓缩的公式，诸如此类都昭示了普遍向往科学化的动力。”[68]洎至20世纪60年代，受到西方学术界“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或“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影响，历史学家日益认识到语言的模糊性与文本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注意个人的主体性因素及历史叙述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的作用。
伴随着对历史叙述的研究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重视历史所具有的修辞的或文学性质的叙述史学开始勃兴，这可以劳伦斯·史东(Lawrence Stone)的《历史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一文为标记。[69]在此文里，史东认为“史学家总是在说故事”，但在30年之前，“讲故事”的技巧却被一些学院派史家轻视，认为是最肤浅的一种书写历史的形式，即或如此，“目前我却查觉出有一股暗潮，正将许多‘新史家’拉回历史叙述的形式”。劳伦斯·史东又认为:叙述是“一种历史写作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不但影响其内容及方法，而且反过来也受到内容及方法的影响”，目前，历史书写形式正在从“分析”向“叙述”转变。尽管劳伦斯·史东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海登·怀特所强调的“叙述”存在着差别，但双方共同的合力还是促成了“叙述史学”(narrative history)的复兴。历史学家已经改变了要采用分析的手段来书写历史的态度和做法，越来越注意到历史书写的文学性质，从而“走向了文学批评”。“事实上，新文化史研究取向与其他有别的真正特征之一，是晚近文学批评的渗透影响，其让历史学家领悟到，在历史实在的创造与描述中，须承认语言、文本和叙事结构的积极角色。”[70]新文化史的中坚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就是这个潮流的“导夫先路者”与身体力行者，她的多部著作都可作为叙述史学与历史文学化的典范。难怪新文化史学派旗手林·亨特(Lynn Hunt)在其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里，特意在扉页的献词里声明:献给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我们所有人的灵感源泉。故此，海登·怀特、拉卡颇(Dominick LaCapra)、戴维斯等与文学理论最有关联的史家就扩展了文化史的疆界，新文化史家运用文学技巧和文学研究取向，开拓出了新的材料及书写方法。抑有进者，文学视角或许还有助于历史学家之间的批判性讨论，也有助于开拓把历史学与他们时代的文化分离的那些界域。[71]
其次，新文化史是对既存社会史研究的反动[72]，同时也是对既有年鉴研究典范的吐故纳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史取代政治史成为历史研究最重要的领域，马克思主义与年鉴学派对促成这一现象居功甚伟。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小人物历史的关切及研究成果，最成功者，自非汤普森(E.P.Thompson)1963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莫属。在此书里，汤普森就把阶级觉悟当作一种文化的建构物来处理，实是继承了埃利亚斯的衣钵，踵行了文化史研究之典范。这一经典性的研究成果鼓舞了大批史家，使之转向于研究历史上弱势群体的生活和思想。后来此种转向也体现在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语言兴趣的日益增加上。
相比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工作，年鉴学派的影响则更为巨大和深远，如罗伯·丹屯(Robert Darnton)所言:通常被大而化之地称作“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亦有人译之为“安娜学派”)的这个史学传统，大大促进了我们对于过去的了解——贡献之大，我认为超过20世纪开始以来的任何一个史学趋势。[73]从年鉴第一代史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吕西安·费弗尔(Lucian Febvre)，到第二代巨擘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年鉴史学典范由确立到全盛。他们认为经济与社会的历史解释比起局限于政治或外交的历史解释，更具有说服力。在一大批年鉴史家特别是布罗代尔的努力下，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的研究开始大行其道。此长彼消，政治史的研究日趋式微。不过，在这一时期盛行的年鉴典范里，经济史与社会史是更重要或更基本的层次，政治、文化与智识生活只构成了历史经验第三层的，附属于物质、经济和长时段变化的层次，心态史和其他形式的文化史不是完全被忽视，而是被贬谪到年鉴事业的边缘。物极必反，在年鉴学派如日中天之际，年鉴学派之内却对年鉴研究典范不满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种重要的兴趣转移发生了”，不止一位年鉴史家的智识路线从经济基础转到文化“上层建筑”，“从地窖升至阁楼”。其中原因或许是由于对学术领袖布罗代尔如此规划历史学研究疆域的不满，更可能也许是对一场更大范围内反动的一部分，即对任何形式的决定论的反动。[74]在此种情况之下，第三代年鉴史家从“从地窖升至阁楼”，走向文化史研究。对于新一代的年鉴史家来说，心态或文化已经不能再被规划到历史经验的“第三层次”了，在他们看来，第三层次根本不是一个这样的东西，相反，它是历史事实的一个先决因素，因为心态结构不能被化约为物质因素。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能优先于或决定文化因素，其本身就是处于文化生产和文化实践中的。所有实践，不管是经济或文化实践，都依赖于文化或心态为之再现，或者依赖于个人感知世界所使用之符码。[75]有此关怀，第三代乃至第四代年鉴史家的问题意识自然与前代年鉴史家大异其趣，他们工作也呈现出了三种不同于以往之趋势:人类学转向，政治史之回归，以及叙述史学的复兴。[76]因之，年鉴学派的第三代、第四代史家的研究典范已经日益趋向于新文化史研究典范，而他们的许多著作也可被列为新文化史中之正典(canons)。总而言之，新文化史与流行一时的社会史相同的是:“都是眼光向下，但不同的是:社会史侧重人的行动，是具体可见的事物，新文化史则强调人行动背后的文化逻辑或文化符码。”[77]再者，社会史包含乐观的进步主义观念，其指导原则是将历史科学化，试图以尽量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以追求历史的真实为职志。新文化史则不再相信历史学家的研究就能还原历史真实，也根本反对科学化的方法来研究历史。
第三，新文化史还是对微观史学的继承与发展。其实，“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原为意大利语，产生于1970年代，最初指的就是金兹堡(Carlo Ginzburg)在《奶酪和虫子》(Cheese and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一书里关于16世纪一磨坊主Menocchio的世界观之研究，后来此术语扩展开来，逐渐用来指谓一个特定研究群体和研究典范。这个研究群体自然是同一小群意大利历史学家紧密相联的，尤其是他们之中的金兹堡、列维(Giovanni Levi)、朴尼(Carlo Poni)、格兰蒂(Edoardo Grendi)等人。实际上，微观史学并没有什么固定教条要去遵循，微观史学家的关注点是从宏观的大历史转到微观的小历史，特别关注日常生活史，强调区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之价值。根本上，作为一种实践，微观史学建立于视野缩小、精密分析和广泛占有原材料之基础上。[78]微观史学家不再把历史看做是一个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体的统一过程或宏大叙述，而是当作一个众声喧哗、万流奔竞的诸多小故事，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发掘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并讲出这些故事，“再现”多元的观点和声音。故而，微观史学的研究主题着力于“边缘”群体和大多数人的生活、思想。在微观史家看来，这些多数人绝大部分都是从世界的发展中并未得利甚至是深受其害的人。微观史学也是历史学同人类学相遭遇的产物，许多微观史学的特征都是同人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同格尔兹的“深描”理论相联系的。人类学提供了另类模式，用个案研究来检测人们通常熟知概念的适用度，“虽小道亦有足观”(Small is Beautiful)，在微观的层面将个体或地方的经验重新纳入到历史中来。[79]微观史学的这些主张也被新文化史学家所继承和发展。当然，微观史学因其小而精的研究——对越来越小的事物知道得越来越多，这样的研究典范可能会导致历史碎裂化，但这是为精心运用强有力分析工具之不可避免的代价。[80]在宏大叙述依然盛行、历史规律说依旧弥漫的今日之中国史学界，这种典范自还有针砭时弊之意义。
不过，在德国，以梅狄克(Hans Medick)为代表的德国微观史学家则认为微观史脱离了宏观的社会语境便不能成立，“虽小道亦有足观”，并非就是指的那些游离于更大语境之外的趣闻逸事。相比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家，德国历史学有着更为浓厚的社会科学传统和历史主义色彩。德国微观史学家虽然不喜欢“现代化”这个概念，但他们并不矫枉过正，而是怀着对现代化代价的警惕在运用之，因之他们更为接近传统的社会科学史学而非历史人类学。意大利微观史学传统的主要代表大多为左派，开始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后来信仰才发生转变，进而不仅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也反对分析的社会科学及年鉴学派。他们坚信历史研究必须立足于严谨的方法和经验分析之基础上，认为由社会科学出发所得出的结论、概括或规律，在用于检验那些小规模的事情和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时，是无效的，难以讲得通的。并且意大利微观史学家还在《历史学季刊》(Quaderni Storici)杂志拥有一个组织上的巩固根据地，它自从1966年创刊以来，在意大利就类似于《年鉴》杂志在法国、《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在英国那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在德国，微观史学的阵地《历史与社会》(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虽亦有类似作用，但却有着更为强烈的社会科学取向。[81]
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有诸多的微观史学研究成果出版，这些研究大都集中于研究村庄和个人，家庭与修道院，谋反、谋杀或自杀之类主题。[82]而且，微观史学后来的研究趋势亦逐渐与新文化史合流，时至今日，实已难分彼此。需要说明的是，微观史学研究典范并非自成一体，它与其他研究典范诸如年鉴学派等也有交叉，其中年鉴学派一些研究成果亦可被归为微观史学的经典著作，反之亦然。自然，微观史学的一些作品亦可归入新文化史的行列。在所有这些微观史学研究中，最经典的自然当属于金兹堡的《奶酪和虫子》、拉杜里(Le Roy Ladurie)之《蒙塔尤》(Montaillou)，以及戴维斯的《马丹·盖赫返乡记》(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Imposture and Identity in a Sixteenth-Century Village)、列维的《继承之权力:魔法师的故事》(Inheriting Power:The Story of an Exorcist)等，其他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和美国的微观史家，也都有比较优秀的著作出版。列维的《关于微观史学》(On Microhistory)文后，伯克曾列出一系列新出版的微观史学著作及有关争论，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进阶阅读和研究信息。
第四，新文化史的一个明显特色是与理论的紧密关系。以往实践的历史学家深信:只要把相关材料搜寻、排列完毕，过去之事实真相就会呼之欲出。理论这种玄虚的东西，谈的再好也只是光开花不结果，对历史的实际研究缺乏正面作用，反易让人堕入以论代史的误区。基于此种认识，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凭着“常识”和直觉行事，很少有人愿意涉足理论这个“雷池”。故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历史学可能是惟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解剖的学科。[83]史学界这种自我满足甚或有些自鸣得意的情绪在战后英国史学界的表现尤其明显。与美国或其欧洲大陆同行相比，英国史学家对历史书写学以及历史哲学缺乏严肃的兴趣，如果他们被问及如何描述对其学科的认识，英国史家或许要表示诧异。[84]文化史之类与理论有紧密联系的学科亦近似于无。难怪后现代理论家詹京斯抱怨:由于英国主流“史学界文化”的那种令人讨厌的、反理论的性格，使得相对上不大有学生，甚或也不大有历史教师和历史学家，熟悉怀特(Hayden White)的作品，有些人甚至连听都没听过呢![85]不过，在后现代主义及文化研究热潮的冲击下，英国史学界的这种情况这些年已经有所转变。
确实，20世纪60年代以来，系列“后”主义(postism)和文化研究理论对历史学学科的轮番侵袭，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对历史学日益深刻的渗透，历史学科自身之正当性已大大成疑问，“捍卫历史”实已不只是口号，尤其需要史家对有关理论的熟悉，才能作出有力的回应与辩护。文化史作为历史学中的一个研究分支，因其自身特有的性质决定它首当其冲地受到外来思潮的冲击，是历史学科各分支中最具理论化的一支，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与日常生活论述等都是最先从文化史这里展示其影响，进而扩张其军的。
从此意义上说，忽视或敌视类似的理论与视角已非明智之举。为了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历史问题，我们对理论也许应该采取批判地接受的态度，用林·亨特的话说:当下的我们在理论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检讨时期”(a time of taking stock)，“在这个检讨时代，理论不会毫无征兆地消失。理论一直在被历史学家吸纳进其研究工作中，在一些情况下，几乎都不能发觉理论的存在”。[86]当然，现实语境和问题意识的不断改变，也会促使我们做出相应的回应——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法，时代在变、个人在变、知识资源也在变，理论亦不可能停滞不动或消失，因为世上根本就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理论(或视角或方法或典范)可以解决我们所面临到的一切问题，走向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已是大势所趋，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文化分析、文化批评理论的不断被引入历史研究也说明了这点。承认与否，史家都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拒绝相关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况且，“数百年来，历史学家就已经从不少相邻学科入侵的经验中获益良多了。”[87]
另外，与人类学的紧密结合是新文化史研究的重大特色。新文化史学家从诸如格尔兹、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特纳(Victor Turner)、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克利夫特(James Clifford)等一大批人类学家那里受益匪浅。如史东所说:这些人类学家的工作“已经影响了过去20年里许多最优秀的史家，特别是美国和法国的史家”。[88]著名微观史学家金兹堡1980年代初也指出:“人类学家工作的两个特色对许多历史学家都已经有了强大影响:对文化差距的强调，从内部视角特别是站在明显异于我们自身社会的立场、通过强调其内部的有序性去克服此差距。”[89]
其中，美国阐释人类学家格尔兹的“文化阐释理论”和“地方性知识”论述对新文化史学家的影响最为深远。格尔兹将文化看作是含有象征与意义的系统，提供了一个理解文化意义的方法，认为文化不是一种权力，并非埋藏于人类思想之中不可见的遁形物，它是一种语境，是在公共实践、仪式和象征中体现出来的，可以被我们所感知和“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文化的概念既不是多所指的，也不是模棱两可的，而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90]文化是人们所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试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解释性科学，因之，仪式、事件、信仰体系等文化文本，都可以经过精心的“深描”解释其意义，“深描”解读行动的象征内容，并将其诠释为可感知的符号，人类透过符号而达成行动，并藉以互相了解。当然，解释的目的不在于代替别人回答，而在于了解他人如何回答，理解异文化时不能以自己的先入之见强加于异己之上。
在其另一本论文集《地方性知识》中，格尔兹主张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看问题”，不以己衡人，也不要想当然:对文化人类学者而言，从一些陌生的不同的观念中理清其结构，去塑造自己的知识，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地方化，这与了解其方式、方法以及其思想方法等是密不可分的。人们虽可以或者用粉饰性的修辞去遮掩它，会以一些激进的理论去使之模糊，但难以驱走它。[91]通过格尔兹的论说，我们可以知道“地方性知识”是包含有文化地域性色彩的，在特定语境中形成，也只在具体的时空中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由是可知，“地方性知识”强调的乃是对特殊性尊重的方法及实践，这对强调理性与普世性价值的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思潮无疑是个反动，也与近几十年来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殊途同归。
格尔兹对新文化史家的影响，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两个新文化史研究中坚予以说明。首先，我们以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为例。戴维斯与格尔兹曾共同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在这里，戴维斯接受了相当多的格尔兹之影响。当然不止是受格尔兹一个人类学家的影响，戴维斯作品里显示出她受到了包括格尔兹、道格拉斯、特纳等一大批人类学家的影响。在她讨论人类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过去之诸种可能》[92]一文里，戴维斯认为在许多方面，特纳、格尔兹和其他的人类学家都值得史家追随，正是对人类学保持的开放态度，历史学家能扩展他们对包括那些“原始的”社会或古老的社会，或那些完全不同于史家自身所处社会的跨文化认识。她也“夫子自道”:人类学对她本人从事历史研究的影响一直在加深。她说:“人类学可以拓展多种可能性，帮我们除去盲点，给我们以新的位所——从此可以观察过去并发现那些历史文本中过去习焉不察的奇怪或惊喜。”在戴维斯70年代的著作中，她就大幅度地运用了象征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的方法，强调文化因素而非气候、地理或社会经济因素的研究取向。而在她80年代的两本巨著《马丹·盖赫返乡记》与《档案中的虚构——十六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叙述者》(Fiction in the Archives:Pardon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中，都能发现许多受格尔茨影响的证据。
再一显著例子是罗伯·丹屯。在他的经典著作《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一书的谢词中，丹屯开门见山即指出该书是在普林斯顿由他与格尔兹合开的一门课发展而来，“他在最后的六年和我共同开那门课，而我对人类学的认识大多数是他在那一段时间教我的”。他还在序言中说:别人的思考方式和我们不一样。如果要了解他们的思考方式，我们应该从知己知彼入手。我们不能误认为历史中的人像我们今天一样思考。历史学家应该看得出文化如何塑造思考方式，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不例外。“阅读一个仪式或一个城市，和阅读一则民间故事或一部哲学文本，并没有两样。”阅读无非是为了寻求意义——当代人所铭记的意义以及过去遗留所幸存的意义。在该书结语里，罗伯·丹屯又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方式说话，可是我们共享同样的文法——通常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察觉得出文法上的失误或用语方面的偏差，连文盲也不例外……”“一旦穿透当地人的观点，我们应该能够在他(她)的象征世界遨游。”对比于格尔兹关于文化阐释理论及地方性知识的论述可知，罗伯·丹屯这些论述的源头活水无异来自于格尔兹，列维甚至称丹屯在《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一书中的表现比格尔兹还格尔兹。
最重要的是，新文化史之所以被名之为新，其新的最主要体现之处还是在于其研究对象。一些诸如气味、梦、垃圾、疼痛、疾病、姿态、眼泪、同性恋、煤、盐、镜子等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在都已经成为新文化史家的关注对象;至于一些诸如政治、军事类的老命题在新视野下也被重新检视，重新研究。
彼得·伯克曾对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在西方近30年的发展情况作过总结，他依据不同的研究课题把新文化史分成了七类[93]: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他消费品如书的历史。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史家是从文化的视角而非经济的观点来进行探讨，着重于探讨消费的历史和想像力的空间，“大多数物质文化的研究强调传统的三大课题——衣、食、住，这些研究常常聚焦于消费史和想像层面——因广告的煽惑而对商品需求的刺激”[94]。史家试图借此认识人们如何透过选择特定的物品来表达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2.身体史，它与心态史、性别史相联系，受福柯与布尔笛厄影响很深。从1980年代早期，一个关注男性与女性身体的研究趋势逐渐兴起，其关注点在于作为体验的身体和作为象征的身体、被拆分的身体、厌食的身体、健康的身体、被解剖的身体，圣徒与罪犯的身体以及各种对身体的看法与使用。1995年，还有一个专门的《身体与社会》(Body and Society)杂志创刊。身体史虽然是从医疗史发展而来，但艺术和文学史家，还有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也都涉足于身体史研究之中。3.表象(representation)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像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表象史既注重视觉的和文学的形象，亦关注头脑中的意象。无论在美国还是法国，对集体表象的研究都是新文化史的中心。如乔伊斯(Patrick Joyce)所言:历史学中的整个“语言学转向”——其特征是对于表象的强调。[95]4.表象或表象物的社会史只是通向历史记忆的一小步，历史记忆有时也被描述为文化记忆或社会记忆，这个研究最先在法国兴起，从哈布瓦赫(M.Halbwachs)和弗洛伊德(Freud Martha Bernays)那里吸收了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关于对纳粹大屠杀记忆的表述，学术界展开了激烈争论，对于历史记忆的研究也达到高潮，延续至今。历史记忆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谁之记忆?男女老少记忆过去的方式并不相同，往往宰制集团的记忆占据主导，压制了其他弱势群体的声音。5.在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于社会史的兴旺，政治史、外交史都已经成为冷门学问，少有研究者问津。不过在新文化史家这里，他们已经重新发现政治，从全新的视角来研究政治，集中于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的社会史:包括普通人与精英人物、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政治与媒介、节日与民族的关系等。6.受到社会语言学家的启发，社会语言史成为了一门由历史学家来从事的史学新学科，侮辱史、礼让史、行话史、谈话史以及语言与民族和地区意识之间的关系等都属于该领域。目前对此领域的研究还刚刚起步。7.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旅行日益受到历史学的关注，但对其的研究方法却一直在变化。当前的研究重点已转向旅行文化史，所关注的是不同世纪的人们用之于旅行的艺术和方法，女性旅行者及其女性视角始终是特别受关注的内容。《旅行研究杂志》(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的创办以及大批卷帙浩繁的旅行史研究著作，可以看作是旅行史兴起的标志。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兴起的后殖民研究与女性主义论述，也影响到新文化史家。后殖民研究的兴起，既是对西方宏大历史叙述的反动，也是第三世界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反映。其特点在于努力在文化上去殖民化，这与后现代、女性、后结构等论述有重叠之处。后殖民论述流风所及，给史家特别是新文化史家提供了批判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文化霸权、现代性、西方中心论和本质论很好的理论资源，有利于史家更好自我反省及去书写“没有历史的人”的历史。故此，林·亨特认为:相比于其他许多的理论模式，后殖民主义仍然在影响着历史研究，并且因其可以包容全球化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96]
妇女研究也是现在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领域。初期的妇女史研究侧重于“诉苦”和反抗、揭示男性对女性的偏见，为实现男女平等而努力，主张从女性的视角去看待与书写历史，恢复女性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妇女史研究者逐渐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认识到仅强调与男权抗衡、男女平等是不够的，性别不是天生的，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自然性别不同于社会性别(gender)，女性的历史是同权力的塑造、同男性密不可分的。囿是之故，妇女史研究已经逐渐过渡到性别研究，将女性与文化、阶级、种族、民族等联系起来考察，性别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让女性取代或凌驾于男性，男女平等并非就是取消性别差异，女权理论也决非男权主义的翻版。实际上，新文化史家戴维斯本人就是国际妇女史研究的拓荒者，她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投入妇女史研究，后来曾著有《边陲地带的妇女:三个17世纪的个案》(Women on the Margins:Three Seventeenth-Century Lives)[97]一书。其他新文化史取向的类似研究还有很多，这里不再详细列举。
伯克的上述分类，可能并不很完全。另外一些宏观的、综合性的文化史、城市文化史研究著作也有很多，如伯克的《文化史之多样性》(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夏蒂埃的《文化史:在实践和再现之间》(Cultural History: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已经翻译为中文的则有彼得·盖伊的《施尼兹列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魏玛文化: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传奇》，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布里吉斯(Robin Briggs)的《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等等。其他可归属于新文化史范畴的阅读史、心态史研究成果也有很多，如普格(A.K.Pugh and Nigel Hall)等编的《朝向阅读史的更深研究》(Fur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Reading)，利昂斯(Martyn Lyons)的《19世纪法国的读者与社会:工人、妇女与农民》(Readers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Workers，Women，Peasants)，丹屯的《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等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看出新文化史研究范围的多样性以及与当前学术潮流的契合性。简言之，新文化史虽然大大开拓了史家的视野，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发现了如此之多的新研究主题，但对于这些研究主题来说，传统的材料是不足够的，相对于新的材料——从文学到图像，其运用都要被提上日程，当然这也需要史家在使用这些材料时慎重考辨。[98]另一方面，如果有新的眼光和研究方法，即使是使用旧材料，也能发现过去史家所不能察觉的新意，可以对老问题产生新认识。故此，不管新文化史如何的强调理论与方法，新文化史还是要建基于史料之上，落实到实践上。从根本上言，新文化史还是历史，占有大量材料，对之进行缜密细致地解读，上下左右、参照比对，依然是所有实践着的历史学家包括新文化史家最基本的工作。如王汎森所说:“新史料的发掘或对旧存史料不同层次的解读，仍是成功写出经典历史著作的重要前提。”[99]
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新文化史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成为一场国际性的史学运动，迄今依然表现着其蓬勃的生命力——一批又一批新文化史著述不断推出、读者群不断扩大就是证明。尽管如此，新文化史研究者并没有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停止对自己所从事研究的反思与批判。一直以来，从事新文化史实践与鼓吹的林·亨特等人，于1999年又推出新文化史研究者的另一次会议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研究社会与文化的新方向》(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100]，针对新文化史在过去十几年的情况进行了深刻的检讨，讨论了新文化史发展中的问题及发展前景。林·亨特等人认为单纯的文化取向研究方法失之偏颇，社会的因素亦应该被纳入在内，尽管社会的地位及其意义可能正遭受质疑，但没有它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故此，“社会作为一个范畴，其自身亦需予以研究”，当然这个转向并非要回到文化转向之前的情况，“不是退回到以前对社会的理解层次上，而是朝前对这一类别的一种再定义(reconceptualization)”。[101]
根据库恩对典范危机的描述，典范不是永久的，当预料之外的反常现象增多时，人们会对典范产生怀疑或动摇，典范危机就随之而来。有兴盛就会有危机，有正统就有反动，新文化史不会是研究历史的最后形式:新的问题注定会产生，旧问题没有被解决或解决得不如人意，新文化史也可能由典范危机走向终结。在此意义上，我们或可认为《超越文化转向》一书的出版，象征着新文化史步入了典范危机阶段[102]，但鉴于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足以替代新文化史的新典范出现，可以预料，新文化史的这个危机阶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至于它会持续多长时间，以及未来会被什么典范所取代?新文化史是向传统文化史的回归，抑是成为新社会史?或继续“由文化的社会史向社会的文化史转变”?或者是朝向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史?我们且拭目以待。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未来的历史研究如何走向，都将不会回归到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学的旧途;无论未来的历史研究典范为何，都不会毫无争议和有问题。
而就眼下的实际情况而论，几乎任何东西都是文化，文化可以影响任何东西。如丹屯(Robert Darnton)所言:我们全体，包括法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包括做学问的和种田的，都是在文化的束缚下从事活动，一如我们全都共享同样的口语成规。[103]新文化史已经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历史问题的看法，文化史几乎已经成为新文化史的专有代称，西方历史学界几有被文化史所笼罩之势，“我们正在通往任何事物都有其文化史之途，梦、食物、感情、旅行、记忆、姿势、幽默、考试，诸如此类”。[104]新文化史既然如此包罗万象，我们或可斗胆推而言之: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任何事物都有其文化史。既然如此，那还要历史有什么用?什么不是文化史?读者或许会提出这样的质疑。确实，除了新文化史研究者自身的反思外，新文化史一直也经受着外部的挑战，这也是新文化史典范危机的组成部分。
如上所述，新文化史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内容，不再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还原过去真实的历史，历史只是一种史家智识上的训练和依据材料的主观建构。如此显著的后现代研究取径，自然会使某些读者担心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此疆彼界就会被取消。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新文化史家这里“发现”和叙述的“故事”与文学家创作出的“故事”，在叙述的层面上实际并无多大区别。正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经所言:“假如你的各种信念能像一部好小说上的情节那样配合得当，你的各种信念就是真实的。其实，小说家的真实和历史学家的真实，其间是没有差别的。”[105]这就会造成对某些历史学家来说不能接受的结果:这样下去，历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工作就毫无差别了。无怪乎有史家针对这种非常激进的做法，意味深长地指出:“历史学家最好还是谨守平实的风格，若要使用文学性的技巧时，必须确知他们在做什么，并确定他们是有意识地在使用它，而且，是用它来澄清事实，而不是使事实更混乱。”[106]因为，他们相信历史与文学之间还是有着一些截然不同的特质的，不可以混为一谈、界域不分。文学家自然可以在作品里天马行空，肆意为之，能做到历史学家在既存史料基础上想做但却不敢做的事情，甚至一些文学家所创造出的文学作品，能给读者带来更逼真的“真实效果”(reality effect)。但历史学家却只能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想像、诠释和书写，而不能为无米之炊、画饼充饥，更不能自欺欺人、瞒天过海，“因为历史叙述，哪怕使用的是紧密地以文学模型为范本的叙述形式，也还是要求勾绘或者重建一种真实的过去有甚于只是文学想象的那种情况。”[107]历史学家尽管可以从文学家那里汲取营养(反之，亦如此)，但他或她不必也不应该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那样的人物。
作为一种治学取径，历史学家自然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诠释历史、诠释世界，甚至诠释经济现象。不过由于太注重文化分析、非常青睐文化的作用，新文化史家经常会出现“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后的“想当然”情况，如果“把一切都囊括在文化这个分类之下，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却什么也解释不了”。[108]这也导致了一种“过度诠释”与“文化决定论”流弊的产生，人们日常生活的政治、经济等因素被忽略了，人自身除了其呈现出的文化特质外几乎就一无所有了，这种把文化泛化的做法同样有违于历史实际，是一种本质论的看法。因为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中的人未必会那么受文化因素的约束，趋利避害往往是他们的优先考量。新文化史家可能有些夸大“文化”因素的作用和象征的意义。而且就“文化”这一概念来说，新文化史家采用更多的是格尔兹对于文化的定义，但事实上，对于文化的看法是众说纷纭、人言言殊的，在不同时间、不同人的书写里，文化之意义都不相同;文化究竟是什么，如何看待文化，仍然是有待于梳理和重新认识的概念。当然，这决非意味着我们要拒绝文化史或“文化转向”的问题，“因为文化仍然是很重要的，但是需要从它的局限性尤其它太绝对化的语言和话语特征，以及它的一些优点的地方向前发展”。[109]
另外，由于很强调历史与文学的结合，所谓“史之为务，必藉于文”(刘知几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语)，新文化史家自然非常重视“讲故事”的手法在叙述历史中的作用。为讲出好听、好看的故事，使历史著作更能吸引学院外的受众阅读，一些新文化史家常常会“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进而“以己意增饰，或言或事，率多数倍”[110]，去追求一些易投合读者猎奇心理与怀古情绪的东西，甚或采用一些非常规的策略来为自己营造“论势”。于是由此亦导致了历史著作在收获更多圈外读者的同时，却面临着“媚俗”的尴尬，抑或有沦为八卦故事和怀旧块垒的危险。
新文化史的开创者其初始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历史，特别是法国的历史。其研究中坚如林·亨特、戴维斯、丹屯、夏蒂埃、丹尼·罗切等人对非欧世界所知不多，在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比较研究方面建树很少，至多有一些方法论方面的探讨，缺乏实证研究的个案，其他欧美新文化史家亦有同样问题。“而在今天，纯粹从欧洲的角度进行观察，反而显得太狭隘了”，故此，伯克主张:为了避免一种民族优越感，需要双方进行比较研究。[111]但如何进行比较研究以及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如何避免由误读产生的误解和不宽容，仍需要新文化史家(包括中国史家)长期的琢磨、探索。
最后附带谈一下新文化史在西方汉学界和中国的一些情况。
在美国，大萧条之后出生的历史学家受系列后主义、后现代文学和哲学理论、妇女运动、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放弃了政治、军事及其他类似重大的主题，而将他们的学术努力集中于研究社会文化史及历史上的弱势群体。如劳伦斯·列文(Lawrance W.Levine)之言:“这即为近来之历史学所重点关注的——不只是受害者的困境，而且还有以前为我们所忽略之民众的思想与生活。”[112]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分析等学术潮流很少影响到西方的汉学研究，新文化史这一时期虽然席卷欧美史学界，可其对汉学研究却几无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之潮流渐被于汉学界，艾尔曼(Benjamin A.Elman)、黄宗智(Philip C.C.Huang)、司徒安(Angela Zito)、柯娇燕(Pamelam Crossley)、何伟亚(James L.Hevia)、杜赞奇等人开始将文化取向的方法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并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尽管也存在争议。不过，就国外研究中国问题实力最强的美国汉学界而言，这样的研究取向并不是很多，这与美国汉学界经世致用的传统有很大关系，也与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质有关，所以美国汉学界的新文化史研究取向最多的还是体现在研究中国妇女史的著作中。比较优秀的有贺萧(Gail B.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及《灰姑娘的姊妹:缠足史的检讨》(Cinderella's Sisters: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白馥兰(Francesca Bray)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等。其他值得注意的还有艾尔曼的《帝制中国晚期科举制度的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r Imperial China)，杜赞奇的《主权和本真性:满洲国和东亚的现代》(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John Fitzgerald)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等。
新文化史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引入中国台湾省，最初的拥护者主要为卢建荣，台北麦田出版社在其主持下曾推出几批西方新文化史经典译著，在岛内引起很大反响。随后，提倡者与实践者日多，从物质文化史、旅行史、消费史、表象史到身体史、医疗史、阅读史、记忆研究各个新文化史领域，中国台湾省学者都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新文化史研究在中国台湾省史学界也渐居主流。[113]如卢建荣所言:中国台湾省引进的新文化史研究风潮，较之曩昔七十年来两次移植西学运动，成果显得辉煌，大有直逼与国际史坛同轨或同步发展的况味。[114]
在中国大陆，明确的“新文化史”的传入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新文化史家伯克访华时的鼓吹，“世界史学界”渐有一些相关的介绍文章和翻译文章。约莫同时或稍早，大批的新文化史译著也开始出版[115]，特别是法国学者的新文化史著作大量被翻译出版。近十年以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华龄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新星出版社、三联书店等都出版了大量这类新文化史作品的译作。不过，这些新文化史的译介者多是文学、西方历史或史学理论的研究者，其中鲜见有人将之融入自己的实际历史研究中，以新文化史实践者自居的大陆学者更是不多，且他们往往更喜欢以社会文化史称代新文化史。
有意思的是，不管在中国台湾省或是在中国大陆历史学界，新文化史某种程度上都出现了与社会史共存甚至合流的现象，这自然与两岸20世纪90年代之前革命叙述及“政治史学”独大的形势有关，同时，海峡两岸的社会史研究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有强烈的理论预设和“尾大不掉”的发展，同是舶来品，新文化史研究者并不感到社会史势力的庞大，中国台湾省的新文化史研究甚至是从社会史的研究中延伸出来的。[116]中国大陆的新文化史研究则基本上仍然走的社会史或新社会史研究的路子。这种偏爱社会史的情况可能与中国大陆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对新文化史所知不多有关。实际上，个别中国大陆学者已经在医疗史、疾病史、身体史等领域有一些实践，在与新文化史密切联系的日常生活史、历史人类学与微观史学的研究方面，一些学者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研究成果常常被研究者及论者归为社会史或新社会史，即或某些研究成果在实际上应该属于新文化史范畴。归根结底，新文化史在中国大陆，依旧有些“妾身未明”。故此，中国大陆学者的新文化史实践，也远远落后于海峡对岸的同行。不过，近年在中国大陆学界兴起的新社会史研究，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实已非常接近新文化史了。
总而言之，如何把新文化史典范更好地结合中国历史情况进行研究，仍是需要中国史学家大力开荒的领域。相比于西方，中国也保存有足资利用的材料，加上广阔的空间、长期延续的文化传统和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特色，新文化史典范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也能如鱼得水，当然，这要有待于具有新思维的中国历史学工作者的集体努力了。我们尤为期望中国大陆的史家大展身手，开创出中国新文化史研究的繁盛局面。如卢建荣之言，等到有一天中国史家运用新文化史的研究典范写出扣人心弦的史作，同时也令西方同行侧目之时，中国史学主体性才告确立。[117]
【注释】
[1]Beverley Southgate，History:What and Wh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1，p.75.
[2]Keith Jenkins，Re-thinking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9.
[3]王利红、陈新编译:《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哲学译丛》，2000年第4期。
[4]乔伊斯语，转见李宏图:《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5]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6]Alun Munslow，Deconstructing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140.
[7]Keith Jenkins，Why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p.125.
[8]History and Theory 28(1989)，pp.137-153.该文已被收入Keith Jenkins(ed.)，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
[9]彼得·伯克(Peter Burke):《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宋立宏译，陈启能等主编:《历史与当下》，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0]Donald R.Kelley，Faces of Histor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274.
[11]柯能(Victor Kiernan):《人类的主人——欧洲帝国时期对其他文化的态度》，陈正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12]Keith Jenkins，Why History，p.2.
[13]History:What and Why，p.8.
[14]Ankersmit，“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Keith Jenkins(ed.)，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pp.294-295.
[15]参看詹京斯(Keith Jenkins):《后现代历史学》，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16]Re-thinking History，pp.13-14.
[17]詹京斯:《后现代历史学》，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18]Why History，pp.14-15.
[19]Re-thinking History，p.55.
[20]詹京斯:《后现代历史学》，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21]Re-thinking History，pp.23-24.
[22]Brenda Marshall，Teaching the Postmodern:fiction and theory，London，Routledge，1992，p.4.
[23]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p.20.
[24]詹京斯:《后现代历史学》，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25]David Harlan，The Degrad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p.xx.
[26]N.Geras，“Language，Truth and Justice，”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p.23.
[27]见Windschuttles:《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李凌翔译，《东岳论丛》，2004年第4期。
[28]G.R.Elton，Return to Essentia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44.
[29]Windschuttles:《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李凌翔译，《东岳论丛》，2004年第4期。
[30]Windschuttles，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New York:Free Press，1997，pp.231，154.
[31]Perez Zagorin，“History，the Referent，and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History and Theory 38(1999)，p.24.
[32]Perez Zagorin，“Rejoinder to a postmodernist，”History and Theory 39 (2000)，pp.201-209.
[33]Lawrence Stone，“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p.243.
[34]Lawrence Stone，“Dry Heat，Cool Reason:Historians under Siege in England and France，”in TLS，31 January，1992.转见《后现代历史学》第47页注释15。
[35]Arthur Marwick，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1，p.12.
[36]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pp.11-12.
[37]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p.260.
[38]伊凡斯:《为史学辩护》，潘振泰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8页。
[39]伊凡斯:《为史学辩护》，潘振泰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232页。
[40]伊凡斯:《为史学辩护》，潘振泰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298页。
[41]参看Wulf Kansteiner为该书做的书评“Mad History Disease Contained?”History and Theory 39(2000)，pp.218-229，特别是第226～228页。
[42]杜维运:《后现代主义的吊诡》，台北《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第81期。
[43]詹京斯:《后现代历史学》，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44]詹京斯:《后现代历史学》，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0页。
[45]Joyce Appleby，Lynn Hunt and Margaret，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New York and London:Norton ＆Company，1994，p.235.
[46]詹京斯:《后现代历史学》，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47]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48]王利红、陈新编译:《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哲学译丛》，2000年第4期。此处引文是海登·怀特的访谈答语。
[49]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179页。
[50]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页。
[51]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52]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徘徊于寻求普遍性与寻求认同性之间的历史学家》，徐友渔编选、施兰格等著:《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页。
[53]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54]李宏图:《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55]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56]伊凡斯:《为史学辩护》，潘振泰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284页。
[57]王利红、陈新编译:《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哲学译丛》，2000年第4期。
[58]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页。
[59]Joyce Appleby，Lynn Hunt and Margaret，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p.218.
[60]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I)(II)，王佩莉、袁志英译，三联书店1998年、1999年版。
[61]Lynn Hunt(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1989)，中译本见江政宽译:《新文化史》，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
[62]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彼得·盖伊(Peter Gay)的著作常被论者归于新文化史之行列，但他本人则认为新文化史是“有一点点的装腔作势”的历史研究。见氏著《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xxiii页。
[63]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10.
[64]这并非意味着欧美史学界只存在新文化史这一种研究典范，其他形式的历史研究典范就已经绝迹，而是说新文化史这种研究典范取代了社会史，在所有的历史研究典范中居于独大的地位。
[65]Laurie Nussdorfer关于The New Culture History和Interpretation and Culture History两书的书评，见History and Theory，Vol.32，No.1(Feb.，1993)，p.82。
[66]近藤和彦(Kinto Kazuben):《关于母亲/政治文化/身体政治:林·亨特访谈录》，蒋竹山等译，蒋竹山编:《新史学—新文化史专号》，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67]见亨特编:《新文化史》，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参看Lynn Hunt，“No Longer an Evenly Flowing River:Time，History，and the Novel，”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3，No.5(Dec.，1998)，pp.1517-1521。
[68]Jacques Barzun，“History:The Muse and Her Doctor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7，No.1(Feb.，1972)，p.63.
[69]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Past and Present，No.85(Nov.，1979)，pp.3-24.
[70]罗伊·克拉玛(Lloyd S.Kramer):《文学、批评与历史想像:怀特与拉卡颇的文学挑战》，亨特编:《新文化史》，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71]罗伊·克拉玛(Lloyd S.Kramer):《文学、批评与历史想像:怀特与拉卡颇的文学挑战》，亨特编:《新文化史》，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185页。
[72]关于由社会史向新文化史转变的具体情况，可参看Ronald Grigor Suny，“Back and Beyond:Reversing the Cultural Turn?”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7，No.5(Dec.，2002)，pp.1476-1499。
[73]罗伯·丹屯:《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国立编译馆”主译、吕健忠译，台北“国立编译馆”、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75页。新星出版社将该译改为《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于2006年4月推出。
[74]参看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75]Joyce Appleby，Lynn Hunt and Margaret，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pp.222-223;参看亨特编:《新文化史》，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9页。
[76]参看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
[77]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蒋竹山编:《新史学—新文化史专号》，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78]Giovanni Levi，“On Microhistory，”Peter Burke(ed.)，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p.99.
[79]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Cambridge，U.K.Malden，Mass.:Polity Press，2004，pp.43-44.
[80]Carlo Ginzburg，“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in the 1980s，”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Autumn，1981)，p.278.
[81]关于意大利与德国微观史学之比较，本文根据于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125页。
[82]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p.46.
[83]杜赞奇:《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84]Peter Burke，“Historiography and Philosophy of History，”Burke(ed.)，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48-249.
[85]詹京斯:《后现代历史学》，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86]Lynn Hunt，“Where Have All the Theories Gone?”Perspectives，Vol.40，No.3(March，2002)，pp.5-7.
[87]伊凡斯:《为史学辩护》，潘振泰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9页。
[88]Lawrence Stone，“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Past and Present，No.135(May，1992)，pp.217-218.
[89]Carlo Ginzburg，“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in the 1980s，”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Autumn，1981)，pp.277-278.
[90]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英文版为: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New York:Basic Books，1973.
[91]《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92]Natalie Zemon Davis，“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Autumn，1981)，pp.267-275.
[93]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参看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pp.57-72.
[94]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p.68.
[95]乔伊斯:《社会史终结了吗》，李宏图编选:《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9页。
[96]Lynn Hunt，“Where Have All the Theories Gone?”Perspectives，Vol.40，No.3(March，2002)，pp.5-7.
[9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98]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p.114.
[99]王汎森:《历史研究的新视野: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古今论衡》，2004年9月号。
[100]Victoria E.Bonnelt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关于对新文化史的反思，《美国历史评论》也刊发了主题为“What'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的3篇评论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一书的文章，见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7，No.5(Dec.，2002)，pp.1475-1520。还可参看: 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pp.100-126;Miri Rubin，“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Now?”David Cannadine(ed.)，What is History Now?pp.80-94; Joyce Appleby，Lynn Hunt and Margaret，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p.223;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蒋竹山:《“文化转向”的转向或超越?——介绍四本论欧美新文化史的著作》，《新史学》，2001年第12卷1期。
[101]Victoria E.Bonnelt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p.11.
[102]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反躬自省也意味着新文化史的成熟与新文化史家的忧患意识。
[103]罗伯·丹屯:《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国立编译馆”主译、吕健忠译，台北“国立编译馆”、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xiii页。
[104]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p.31.
[105]罗素(Bertrand Russell):《权力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82页。
[106]伊凡斯:《为史学辩护》，潘振泰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78页。
[107]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108]Joyce Appleby，Lynn Hunt and Margaret，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p.223.
[109]乔伊斯语，转见《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访谈录》，见李宏图编选:《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6页。
[110]章太炎:《〈洪秀全演义〉序》，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07页。
[111]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杨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112]Lawrance W.Levine，“Clio，Canons，and Culture，”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0，No.3(Dec.，1993)，p.864.
[113]关于新文化史在中国台湾省的一些情况，可参看卢建荣:《台湾史学界的后现代状况》，《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第81期;李孝悌:《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i-xxxv页;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蒋竹山编:《新史学—新文化史专号》，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159页。
[114]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蒋竹山编:《新史学—新文化史专号》，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115]需要说明的是，伯克访华大概与大批新文化史译著出版并没有多大关系。译著的大量出版更可能与资讯的发达、读者的阅读需要及各出版社的商业诉求等多方面情况有关。
[116]参看李孝悌:《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iv页。
[117]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蒋竹山编:《新史学—新文化史专号》，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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