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朝代以后，12世纪是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世纪。母系社会的文化逐步退出政治舞台，父系社会的文化逐步取得绝对统治地位。原来并不突出的文化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那就是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矛盾。
无论如何，日本是个岛国，社会和经济再怎么发展，始终受到海洋的包围。平静而暴烈的海洋，神奇而枯燥的海洋，轻灵流动却变幻无常的海洋，广阔无垠又深不可测的海洋，时刻影响着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留给人们太多的思索，也滋养着人们的性情。社会政治的发展，使得后来进入的父系社会文化已经不仅仅在律令上存在，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开始显现厚重的、严密的、规范性的约束。社会生活中的艰难困苦、相依相存，社会组织中的等级严明、中规中矩，社会文化上的纷纭繁杂、博大精深，也同样给予日本人的性情以巨大影响，而且挟强权硬性推行，不服从不行。这期间，大陆文化全面取代了原有的父系母系的双系氏族文化，原有的海洋文化因子只是表现在局部和底层。比如倭寇的出现，其无道德底线、严密的组织能力和作战能力，都与后世的欧洲海盗、人口贩子、鸦片贩子如出一辙，所不同的只是后者常以政府的名义来组织。
从12世纪到16世纪，日本不仅巩固了父系社会的全面建构，而且新的矛盾（即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矛盾）日益加深。日本历史上出现战国的局面，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正是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在日本本土上最大的一次较量。本书不是论证历史的专著，不可能运用大量篇幅，去论证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上升为主要矛盾之后直到战国前和战国初，日本国内海洋精神是如何发展与成长的；也无意去论证14世纪的楠木正成与16世纪的织田信长为反抗权力、焚烧比睿山与丰臣秀吉侵朝在胆大妄为等方面是多么相似；也不想去论证丰臣秀吉的禁教与德川家康的尊儒有什么共同之处。本书只在这里提一下，战国时期，儒学、佛教与兰学、基督教同样传播兴盛，本身就是海洋与大陆多元文化恣意泛滥的产物。战国的终结，标志着日本大陆文化最终取得胜利，德川家康的崇儒，很有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味道。基督教被残酷镇压，则意味着海洋文化在社会政治中的退出。此后，日本依然存在着的海洋文化的因子，也如同母系社会文化的影响存留一样，只存在于民间和乡里的约定俗成之中。江户时期最终完成了父系社会的家族规则在日本的全面泛社会化——从政府到社会组织、到企业、到家庭都执行着大同小异的类同于“家”的基本规则，并被认为天经地义。
后世演绎的结果很清楚，明治维新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幕府政治腐败无能的双重刺激下而展开的全日本第二次大规模移植国外文化的行动。这一次引进的同样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文化，即所谓西方文明。有关这一次全盘学习吸收，已经有太多的专著论及，这里不去详加评说。让中国人经常困惑的是，日本民族好学的精神固然值得称道，但在江户统治300年后，却没有像中华民族那样在王朝后期想变革却大象屁股推不动，而是一声号召，举国跟进。为什么?简单地说，日本选择了屈膝开国允许通商而不是举国战争这条道路，除了被侵略和图富强的现实刺激外，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日本民族骨子里的海洋文化因子：易变，好奇，急于求成。因为这次对面炮口中喷出来的文明本身就是海洋文明。
这一次全民族学习的结果，在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上有几个显著变化。
第一，打破了儒教家国统治的制度性设计，却没有放弃儒家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政体、法律、制度，皆全盘西化。如果说，维新之前日本的古代政体基本上是联合体（也有人称之为共同体），天皇与院政联合、天皇与将军联合，都是日本双系氏族遗留下来的政治，那么，维新之后至今，日本政治彻底摆脱了这种格局。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次是天皇与内阁的联合，但天皇不再问政，与内阁的关系是建立在法律和大众的监督之下的，虽然仍然有大家族或大集团对政治的影响，特别是幕后影响依然非常大，但君主立宪制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双系联合体。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大政奉还到大政夺回，直至军国主义战败。就是说在律令司法，政府行政，包括社交、礼仪等方面照搬照套西方，但在社会运行各个方面依然按照改良和取舍后的日本传统的儒家文化——甚至还不如大陆的儒家文化来实施。这种制度与实际运行之间的矛盾，导致经常发生“下克上”的激烈行为出现。军部最后克上，大政夺回，无视议会，事实上又回到了军人幕府时期，执行的也是丰臣秀吉的战略，领导着狂热的日本民众走上战争不归路，只是表面上还裹着一袭西方议会政治的破布。这是一个实质上大大退步的阶段。
第二阶段，从结束军管到今天，全面西方化的程度更深，学习更注重内在的实质性内容。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大的改变不是从此不再战的宣誓，也不是亦步亦趋跟在美国的后面，而是从西方真正学会了善变，一切从追逐利益出发，只要成功不问手段。西方文明的精髓就是海洋文明的一切为了自我，大到国家层面，小到家庭、个人。而家庭和个人利益，在明治维新时期一度被大力提倡，但很快湮灭在服从圣战的统一之下，直到战后才再次成为国民的精神追求。举一个小例子，日本人从过去的记忆深刻突然发展为学会集体遗忘。记忆深刻是因为神道教对祖先神崇拜，祖宗的东西不能遗忘，但是当天皇从神坛上走下来时，还有什么不可以遗忘的呢?人们疑惑的正是这种突然的集体遗忘。怎么会如此?日本著名的思想家、评论家加藤周一对此的解释是：“思想上的转变未必是机会主义……根据需要将过去割裂开来，昨天的攘夷论者非常自然地变为今天的开化论者，极端一点的还会变为西洋崇拜者。也就是说生活在现在，或者无视作为参照对象的过去而只与现在相关。”[10]其实，加藤周一说日本人只生活在当下，只说对了一半，集体遗忘并不是日本民族的专利，海洋国家和民族都会这一套，只为眼前的利益而根本无视其他。日本民族只不过经常把记忆深刻和突然遗忘组合在一起展示给世界，从而给人以困惑。
第二，打破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却没有取消社会运行上的等级制。取消武士阶级的特殊待遇、限制贵族享有特权、实行全民教育新法、打破就业身份门第限制、放开市场经营许可、放开消费身份限制等，都指向一个重要方面，即打破上千年形成的越来越森严的社会等级制。虽说日本历史传统中家族的婚姻和家产分配并不完全与中华传统相同，是古代双系氏族遗留在民间的传统习惯，但在国家层面，明治维新以后，不同等级的家庭在通婚、择业、教育及晋升方面不再有等级制的限制。尤其是随着全民教育的实施，个人的成长空间大大拓展，个人的活动漂移区域大为广阔，这是明治维新带给日本普通民众最显著的变化。正是西方海洋文化唤醒了日本人血液里的海洋文化因子，海洋文化迅速得到日本全民的欢迎，中华儒教的制度性设计迅即被突破。尤其是日本家族里独特的“米虫”们，现在可以通过学习技能而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涩泽荣一从一个卑贱的商人家庭走出，成为中央财政部的次长级官员，又辞职创办100多家企业；山本五十六从一个山区农家的孩子成长为海军大将。这些在日本历史上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第三，家族和家庭发生改变，却没有改变泛社会运行的家族规则。随着法律上等级制的取消、个人活动范围的扩大，传统的大家族共同生活在一起、几个大家族形成一个稳固村落的格局面临着萎缩，尤其是随着新土地法、新婚姻法和1948年新民法的实施，出现了家庭的小型化。李国庆2012年发表的《宅男宅女：日本家庭制度走向解体》文章显示：1920年日本首次实施人口普查，户均人口规模为4.99人，1960年减少到4.1人，2005年减少到2.6人。[11]高木氏以位于东北地区的仙台藩（含所属一关藩）数据为例所做的研究则揭示，1869年（明治二年），士一级家族33128户，有172239人，平均每户5.2人；其中，士9651户56468人，户均5.9人；陪隶23477户115771人，户均4.9人。明治初期的日本家族并非都是血缘关系，家族的构成中包括陪隶家族。141年后笔者再查仙台藩人口可知，当初的仙台藩有一部分区域划出，其余辖区均属现在的宫城县。据宫城县官方统计，2010年全县总户数901862，共计有人口2348165，户均人口2.6人。其中，3口以下人家为672748户，占总户数74.60%。[12]同时，家庭道德伦理和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国庆在同一篇文章中清楚地指出：“与一般的家庭（family）概念不同，家是家长统帅之下的社会组织，所有财产属于家庭集体所有，经营某种家庭产业，以超越世代不断延续和繁荣为终极目标。直到二战以前，家对于日本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家长拥有强大的家长权，亲子关系优先于夫妻关系，男性地位优越于女性，长子的地位优越于其他子女，本家的地位优先于分家，同族关系优先于姻亲关系。”家庭的规模虽然缩小了，分布也开始变广了，流动开始出现了，但旧家族的规则依然保留延续。只是在二战以后，旧家族的破裂和新家庭的小型化，使得此前形成的家族规则泛社会化的家国一体部分得到相当程度的清理，但是社会上各组织中的泛家族规则并没有同步得到清理。这些泛家族规则只是不再那么引人注目，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不再为人们所意识，以至于有些人认为那不过是些潜规则。
第四，思潮、理论、文艺等方面全面接受西方文化，却往往过犹不及。在社会思潮和理论界、学术界乃至文艺界，全面崇洋媚外，结果是西方精华与垃圾的全面泛滥。战争前后的两个时期在国家层面与公民层面均发生了变化。在国家层面，形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尊、自爱，取得了巨大成就，增强了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在思想文化上又时常走过头，战前走上了军国主义，战后走到了“西方的西方”（萨苏语）。在公民层面，西方文明所宣扬的人格尊严、个性张扬却受到集团、组织的强大抵抗，在各类组织的训练和强制下，在富国强兵、效忠圣战和为国生产等各类口号的诱导下，个性的张扬只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而绝迹于党派、团体、企业、学校、医院、机关等组织内部。这些社会组织内部不是没有个性的张扬，但总是以个人的失败来结束激烈的交锋。一方面，国家要求公民有独立主见，自主表达自己的诉求；另一方面，组织要求个人必须服从集体，按程序表达自己的诉求。日本人冲出了家庭，却没有成长为真正的公民。
第五，泛家族规则在社会组织中没有太大的改变，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如前所述，泛家族规则由于失去了家国体制的支撑，由过去显性、正义、合情合理地强制执行，转变为隐性、很难证明、约定俗成的存在。日本人没有成长为公民，很大部分的原因就在于，在一切有组织的地方，泛家族规则都依然以明的或暗的方式存在。社会运行的主动力固然有了法律的保障，但在家庭和企业等组织内部，等级制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因为社会竞争的加剧，有强化的趋势。比如，明治时期的全国性团体大多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组织，任命制多于选举制，或者选举也只是走形式。昭和时期全国企业均采用终身雇佣制，即便是上市公司、大集团也在“以公司为家”的口号下，沿袭着家族作坊式小工厂的用人制度，用各种手段强化个人对企业、对集团的全面依赖。平成时代的今天，终身雇佣制受到全球化的强烈冲击，然而，建设“共同的家园”却成了日本社会的主旋律。当然，日本的泛家族规则与中华泛家族规则并不一样，下一章将详细论述。
第六，泛家族文化基本没有得到否定，也没有得到承认，却每天都在传承。西方文化来势汹汹，无论是明治初期还是二战后的时期，都是西方各种文化广泛深入传播的时期。好处是日本人的眼界和思想从此打开，再也没有被锁住困死，海洋文化的一些精神如善变、创新、易流动、勇敢、冒险、全球战略等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强势文化并没有将泛家族文化湮灭，两种文化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运行，因为泛家族文化依赖泛家族规则而生存。甚至一些泛家族文化还在与西方文明融合的过程中，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如忠诚文化、奉献文化、坚忍文化等，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不改的却是骨子里的传统。这一点在下一章论述泛家族规则时将一并予以讨论。
总之，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民族费尽千辛万苦第一次引进融合形成的以大陆文明为主要特征的民族文化，再一次与引进的海洋文明进行了全面融合，激活了其远古时代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第一次大融合中的海洋文化因子。两次文化的大融合，造就了日本民族与众不同的特性，也造就了日本与众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复合型社会结构，或者如日本人自己所称的“非驴非马”式文化，将其概括起来得出四个结论：结论一：国家是西方化的，组织是东方化的；结论二：思想是西方化的，行为是东方化的；结论三：表现是西方化的，实质是东方化的；结论四：方向是西方化的，道路是东方化的。
这种复合型组织形态是最典型的日本民族文化，其优势是能够融会东西方文化的长处，其劣势是能够融会东西方文化的缺点。所以，日本民族总是处于一种左右摇摆的焦虑状态中。向左边摇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向右边摆去，脱去袈裟掂起屠刀。
【注释】
[1]茂吕美耶.传说日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2.
[2]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历史[M].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3]“记纪”：日本历史书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总称。取《古事记》的“记”和《日本书纪》的“纪”合称为“记纪”。
[4]陕西历史博物馆.日本考古展[M].西安：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1：63.
[5]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历史[M].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17.“基于地缘的团体便是yake（宅、家），其中大规模的便是oyake（大宅），即地方上豪族的住宅。”
[6]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历史[M].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21.
[7]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历史[M].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50.
[8]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历史[M].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50.
[9]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92.
[10]加藤周一.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M].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2010：60.
[11]李国庆.宅男宅女：日本家庭制度走向解体[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2-08（B05）.
[12]《宫城县统计年鉴2013》，平成25年版，第3章，“县计”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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