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时代的文化悖论

二、大科学时代的文化悖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在的科学研究已经不同于十八九世纪了，即进入了所谓的“大科学时代”，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科研工作趋于团队化和组织化，很多科研项目不可能再依靠个人的力量及作坊式的操作就能独立完成。像爱迪生那样的创造发明方式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在这种新形势下，科研工作更注重强调科学家的团队精神，强调发挥集体的作用，强调国家的组织引导功能。

1.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科学也正在迈向自己的时代——“大科学时代”，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能源技术、海洋技术、航空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使全球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持续地、稳定地向前发展。

位于伦敦的皇家学会会所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尔纳曾经说过：要充分了解现代科学怎样开始，就必须考虑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实践和知识两方面的转变。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和艺术家在科学体制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科学家的形象则是集手工艺者、工程师、艺术家和学者等于一身的人，比如列奥纳多·达·芬奇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人物”。当时还有一批所谓的科学家，实际上是航海家和冒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支持下，先后4次出海远航（1492—1493，1493—1496，1498—1500，1502—1504），这些科学家可以说在科学理论史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是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发现许多所谓新大陆，并且冒着生命危险沟通它们之间的联系，为商品流通，文化交流等开辟了新的道路，从而促进了文明的进步，这种探索精神也就成为重要的科学传统。16—18世纪，随着自然科学正式产生和初步发展，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也初露端倪。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并诞生了以牛顿、伽利略、波义耳等为代表的一批近代科学奠基人，科学活动也进入了初步体制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科学是“有闲阶级的业余爱好”，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并不以科学为营生的手段，他们是依靠私人的财力在业余时间从事研究，并以个人研究为主要活动方式。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组织， 其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科学家，只是科学的代言人、政治家，甚至是诗人或文学家，他们参加科学活动是在追求时尚；而一些作出科学贡献的小人物往往被排斥在学会之外，如绘出英国第一部地质图的史密斯就是一例。英国的情况是典型的，科学活动的社会形式表现为科学家个人的业余活动与松散的学会制度。18世纪在法国出现了由政府创办的法兰西科学院，科学体制化的程度比英国前进了一步，但其院士仅仅限于极少数科学精英，从事科学研究的大多数人基本上不具有职业科学家的社会身份，仍然主要依靠私人实验室为研究场所，其规模和范围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总体而言，17世纪和18世纪科学活动仅仅是初步体制化，这个时期出现的学派，如牛顿学派、林奈学派、牛津生理学派等，它们的领袖人物虽然占据大学的教席，有很大影响，但他们不可能在组织和研究条件上吸引、集聚一批研究人员形成合作研究群体。⁽²²⁾

19世纪是自然科学全面发展繁荣的时期，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辉煌成就，科学的体制化也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据普赖斯统计，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员献身科学，到19世纪末世界上职业科学家有5万人左右。科学研究开始学院化，如许多技工学校和理工学院的建立、传统大学里设立了供教学研究用的实验室。 1826年，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创立吉森化学实验室，1871年，科学史上最著名的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建立，标志着专业技术同科学理论的结合， 1876年爱迪生实验室的建立则反映了生产技术与科学理论的结合。这使得由德国人创立的新型科学研究体制在美国更加发扬光大，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小科学”体制。“小科学”这种经典的“科学工场手工业”为世界的工业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科技的进步无疑都向我们表明，科学越来越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真正开始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成分。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作用日益渗透到国家经济体的每一个部分，科技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科学研究的规模也随着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大，科研经费也远远超出了“小科学”体制承受的极限，对科技事业的巨额资助成为一个国家保持科技创新能力的基本投资。在这种情形下，“科学工场手工业”演变为“科学机器大工业”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卡文迪什实验室

但是，大科学的思想最早并不出现在科技经济实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出现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20世纪20年代由苏联首创的“规划科学”表达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思想：科学的应用并不是科学本身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先发现人类的需要，然后再经过严密思考和周密计划，才能找出解决的方法。科学功能的这种萌芽意识是20世纪社会革命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借助“大科学”计划，苏联的科技事业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国防科技和工业科技突飞猛进，在全盛时代，能够与苏联在科技水平上相提并论的也只有美国。而另一个“大科学”的重要实践者正是美国。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科学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美国实行了“大科学”体制。40年代的“曼哈顿工程”和60年代 “阿波罗计划”的成功，以及包括高能物理实验、大型天文物理观测和高技术研制等在内的“大科学”项目的开展，都证明美国的“大科学”体制的有效性。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大科学技术”：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开始实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不但为美国重新在产业科技方面取得压倒性优势奠定了基础，而且使得美国在与日本和欧洲的产业竞争中一扫颓势，也使得克林顿赢得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科技总统”的称号。概括地说，20世纪中叶以后，科技发展进入了“大科学”时代。

“大科学”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物理学家温伯格1961年提出的，他认为现代科学已经从近代以前的小科学变化成为大科学。1963年美国科学史学家普赖斯在其名著《小科学与大科学》一书中对于大科学的概念作了明确阐述，她指出：“现代科学不仅硬件如此璀璨，堪与金字塔和欧洲中世纪大教堂媲美，而且国家用于科学事业人力和物力的支出也使科学骤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环节。现代科学的大规模性，面貌一新且强而有力使人们不得不以‘大科学’一词来美誉之。”对这种大科学内涵，温伯格曾作过这样的概括：“科学变成为庞大的有两个不同的意义。一方面是指，现代科学的许多活动——核物理学、基本粒子物理学，或空间研究——要求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和专业人员的巨大队伍；另一方面，科学事业，小科学和大科学两者，都在爆炸式地增长，并且变得非常复杂。”⁽²³⁾

如果说，小科学是指历史上那种以增长人类知识为主要目的，以个人自由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科学，那么，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后相当长一个时段都是所谓的小科学占据统治地位。那时的科学研究人员还不叫科学家，他们一般或者凭兴趣、或者凭技艺，有的甚至依靠别人的资助来进行科学研究活动，属于典型的为认识而认识的认知活动，相应地功利主义的色彩要少得多，体现了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20世纪随着自然科学全面而快速地发展，科学已经真正确立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建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从小科学发展到了大科学。关于大科学的定义，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认为，“大科学是相对小科学而言的，指的是规模巨大，拥有高级技术装备，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产生重大影响作用的现代自然科学”⁽²⁴⁾。也有学者认为，大科学是指涉及学科多，参加人数多，耗用资金多，且需要时间长的大型科学项目。天津大学王树恩教授认为，相比小科学，大科学具有以下这些特点：第一，高度的探索性。大科学活动的指向是未知领域和未有领域，它的目标是取得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因此，从科学创造活动进行的过程与方式来说，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程序和方式，只有依靠科技人员运用先进的物质技术手段和创造性的头脑反复进行探寻和摸索，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第二，高度的创新性。大科学活动的目的和结果，是要在未知和未有的科学技术领域中，发现新的事物和现象，揭示新的本质和规律，创立新的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发明新的技术，所以，科学创造活动的实质和灵魂在于创新。第三，高度的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社会与人构成的复杂系统，因此，大科学活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必须综合运用各种工具和手段，去变革和加工各种不同的科学创造的对象，以取得新的科学创造和技术发明。第四，高度的组织性。大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造成在资金、设备与知识,甚至时间和地域上的局限，单一科研机构或科学家很难去解决一项复杂的科学问题，不同的科研机构或科学家需要互相寻求有效的合作，组成科学急救的群体架构才能获得成功。第五， 高度的风险性。大科学活动多集中在当代科技发展的前沿和先导领域，主要从事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创新活动，这些活动具有高投入和高收益、高风险等特征，因而使得科研主体必须承受巨大压力和风险。第六，高度的智能性。大科学的创造活动是一种高度的智能性活动或智力性活动。因此，科学创造的过程，也就是充分运用和发挥科学创造人员的智力功能的过程。⁽²⁵⁾

大科学是由小科学历史地形成的，也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巨大进步的主要表现，并且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然而，在大科学时代，小科学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小科学中有许多属于科学前沿探索性的基础性研究，人力、物力、财力等投入不多，但难度很大，花费的时间也比较长，而且还不一定保证每项研究都能够成功，不过它一旦获得突破，就能为大科学奠定基础。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大科学是核心，那么小科学则是这个核心必不可少的保护层；只有在小科学比较发达的情况下，才能避免大科学这个硬核遭受不该有的损害。

大科学必然伴随着不断的技术升级和成本升级，这将使科研活动与社会资源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起来，也将使对科学事业的管理前所未有地重要起来。在大科学时代，有限的科研经费、人员以及设施等科学资源与科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合理分配和适时调整，是提高科学研究整体效率和科学质量的关键所在（纳税人希望通过政府向技术未来投资，以保障和提高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后工业化，又步入了知识经济或称新经济的大门。知识经济的发展以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为标志，以加速传统产业的改造为特点，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大科学时代科技政策调整的核心是要建立一个知识经济的社会来取代传统单一经济的发展。这种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新经济在促进新兴产业迅速兴起的同时正在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产业结构，带动产业的全面升级，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以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如何合理、有效地制定本国科技发展战略、发展规划也就成了各国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既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进入大科学时代，我们如果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它就必须建立与大科学时代相适应的观念，即大科学的观念。为此，我们首先要树立大科学的系统观，它要求用系统的观念去看待大科学时代的科学和技术，不仅要把科学技术本身，包括它的知识体系、社会组织、认识过程和实践活动，如实地当做系统来看待，而且要把科学技术如实地放在社会大系统中，把它看成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次要树立大科学的经济观，大科学是一项投入巨大的研究活动，不面向社会经济建设，不依靠经济的有效支持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本身也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只有大科学与大经济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才能达到同存共荣。再次还要树立大科学的战略观，从科学技术系统和整个社会大系统来看，要把科学技术当做当代社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即使从科学技术系统本身而言，也必须把它当做一个复杂的系统从战略上来统筹规划。⁽²⁶⁾

大科学的产生反映了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协同，各种学科的相互渗透、综合和汇流，以及科学的系统规划和系统管理。大科学不仅以巨大的力量影响着自然、改变着社会、决定着技术，而且强有力地冲击着人类传统的科学观念，深化了整体观。大科学的出现促进了文化的现代化，在大科学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科学发展和经济起飞，已离不开政治、文化、心理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大科学文化的形成，进一步强化了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除了向人们提供有关主体和客体的知识外，还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交往方式、行为模式和各种文化活动等发生深刻影响。科学与文化的系统综合，使科学不仅具有认识价值和实践价值，同时也具有文化价值。

费孝通

2.全球化视野中的文化及其悖论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交往一般是偶然的、不活跃的，空间范围狭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交通、通讯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进行文化交流的手段日趋先进与多样化，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范围随之逐步扩大。如果说以往人类的文化交流还主要停留在生活方式、日常消费等实用性层面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所造成的越来越紧密并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世界网络，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和规模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则使当今世界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进一步突破了民族国家、宗教、种族等预设的诸多禁忌，日益在精神层面上进行，产生的重要后果之一便是日益引人关注的文化全球化现象。⁽²⁷⁾随着人类交往的扩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推动，文化的发展突破了地域和语言的限制，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传媒的推动，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交融和对话。费孝通先生在描述20世纪的局面时曾经说过，“20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世纪”，“未来的21世纪将是一个分裂的文化集团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而我们现在的文化就处在这种形成的过程中”⁽²⁸⁾。文化全球化正在开始出现，这已经无关我们的意志，现在是一个如何看待如何理解的问题了。文化全球化远不像经济全球化那样没有争议。对于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及其产生的可能性等问题学者就有诸多不同的见解。⁽²⁹⁾

目前学者关于文化全球化的众多概括可以被归纳为：文化同质说、文化殖民说、文化共享说和新文化模式说。关于文化同质说，文化全球化意味着文化一体化或同质化。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认为：在一元主义者看来，文化全球化是以某一既定的社会理念或价值观系统为前提预制的单极化或一元化。赵景来认为，文化全球化是指不同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观念意识的相

互认同、相互渗透和相互吸收，从而呈现出文化发展的某种同一化趋势。应当说，倡导文化同质说更多的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众所周知，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他们不仅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而且对全球化的研究比较深刻，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和趋向也关注得较早。弘扬全球化的普世价值，超越国家文化主权、贬低地方文化特性、整合民族文化的理念，近年来在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占据主流。在他们看来，伴随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不同的地方性文化之间的融合、交叉、冲突日益增加。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带来世界的合一，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单一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约翰·沃格根据全球化时代政治发展的走向提出，“受技术变化刺激的高度相互依存和脆弱性，使新型的全球政治权威和政治统治已经成为今天的世界所必需”⁽³⁰⁾。L.A.怀特讲得更加直接，他说：“合乎逻辑的结论并不是简单由一个国家来统治世界，这只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而是形成一个将波及整个地球的全部人种在内的单一政治组织。我们强大的动力技术正在推动我们迅速实现这样一个结局。”⁽³¹⁾在政治全球性的必然中，文化的合一也是不可避免的。赫姆林克从文化学出发提出了文化同步化的主张。他认为，文化同步化的进程意味着一种宗主国文化与接收国文化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使传统人文价值的单一向度迅速消失。⁽³²⁾罗斯诺从国际机制理论中引申出了全球文化的概念，认为全球相互依存的发展使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全球文化成为可能，能分享共同价值体系的国际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这些主张，表述上虽然不同，但一致的是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全球化，普世的文化价值必然取代文化个性，文化的特殊性最终为普遍性所取代，从而形成反对各种地方性文化和民族文化进行整合划一的同质性的“全球文化”。在此基础上，有人提出了文化殖民化。认为文化全球化就是某种强势的社会理念或者是由某些强势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所支撑的文化价值观系统，将被强行地确定为现代全球化运动的既定目标并加以强行推进。蔡拓认为，文化全球化不仅表现为文化的同质化，而且表现为文化的殖民化。文化的殖民化主要是指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制品和价值观念，以便在文化和思想想上影响、同化他国的文化现象。王毅指出：“文化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强势文化的扩张，尤其是对古老民族文化的单向挤压。”⁽³³⁾

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全球化意味着全球文化的交流和共享。杜书瀛认为，文化全球化，是指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范围、各种程度、各种途径的交往与碰撞，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通，从而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部分达到统一，实现一体化，在求同存异的情况下，相互理解，彼此尊重，达成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沛先生在其论文《反“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思考》中详细论证了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传媒全球化等不会导致“文化全球化”。他认为，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生存的方式，是一种价值体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将进一步形成各民族的文化的多样性。“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思维意识、宗教信仰、伦理观念和风俗习惯都是这个民族存在的标志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漫长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文化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多样的，从来不存在单一的“全球”文化模式。所谓“文化全球化”，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之一，其实质是通过建立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所谓文化的“全球化”，从文化上进而从整体上肢解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全球化不可能成为现实，所谓“文化全球化”，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或者说是一个陷阱。⁽³⁴⁾日本学者星野昭吉从当前世界民族国家存在的基本事实出发，认为民族国家存在的基本前提就是自己的民族文化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文化合法性基础，民族国家就不可能存在；而要形成消弭民族文化的同质化的、单一性的全球文化，就必须首先消除现存的国际关系主体，即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统一的“世界国家”；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假想，一种对显示国际政治关系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因而，尽管在全球化时代存在着文化同质化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个统一、同质的全球文化。全球文化是否存在？依据民族国家大量书面记载的文化特征，回答是否定的”⁽³⁵⁾。

人们对“普世文明”的认识是不同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中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结”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这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因为历史不会再发展出更新的形态。在福山看来，所谓“普世文明”就是西方文明，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应当有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而这种可能性很小，不同文明在语言、宗教上的差异是基本而又长久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事物总是作为矛盾而存在的，作为矛盾过程而存在的文化全球化运动，始终是围绕着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或者文化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而展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永恒问题，始终存在于不同民族文化的自身发展以及文化的交往过程中，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它的地位更加突出，显示出新的更加突出的意义。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各民族和各地区文化会发生碰撞与磨合，在碰撞中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相互融合，形成与以往文化不同的新制文化。这种新制文化继承了不同特色文化的传统，因此，它能够代表一种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因为如此，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对于各个民族、地区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交流和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消除国家、民族、宗教间的文化冲突和思想隔阂，对于加速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对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然而，文化全球化带来的并不都是机遇，它也有相反的一面，因为全球化只是一种过程而不是结果，并不代表某一文化具有“全球性”，只有被全世界绝大多数人认同的文化才具有代表性。在文化碰撞与磨合的过程中，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有时是非常尖锐的，特别是在一些闭塞与落后地区，在传统思想比较禁锢的地区，文化上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激烈，有时甚至会引发一场战争。在关于“文明冲突”和“文明共生”的反思中，我们认为：文明的共生必然伴随着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中包含着文明的共生。

有的学者则对文化全球化表现出了忧虑，林广泽先生认为：文化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民族文化的精神特性，丧失了言说者主体的“精神独立”。事实上，东西方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全球化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焦虑。东方学者从国际文化交往的不平等不公平的角度来看文化全球化。他们认为世界的强势文化会以自己的高科技优势和网络上通行的主导语言所组成的跨国信息流，造成不对等的信息流向，而这种不对等的信息流向有可能使强势文化多方面、乃至整体移入相对弱势的文化地区，导致遏制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严重影响人类文化多元化繁荣局面形成的恶果。由于这种文化压制的客观存在，必然会激发弱势文化奋起保护和高扬民族文化，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还会不惜强化本文化的某种封闭性和排他性，而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又极容易引发世界性的文化对抗和冲突。显然，东方学者更为关注的是“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所受到的威胁，是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思潮的滞后所带来的对抗，造成这种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强势文化的霸权行为”⁽³⁶⁾。西方学者与之不同，他们更关注的是全球化视野中的全球性问题，他们完全是以全球化的主体角色在思考人类的命运和全球文化的走向，即使谈论危机也是未来使资本主义具有更理想的、前瞻性的危机应对能力。在多元文化融合的情形下，文化之中的民族含义是否能够得到传承并继续彰显？答案是肯定的。从多元文化视野观之，任何民族的文化形态都是唯一的， 都是人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文化互动的内在动力正在于不同文化在形式与意义上的互补。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文化的多样性源自生活实践的本土性和多元性。每一种文化都是由具体民族所创造的，植根于她自己的土壤，有自己的内涵和精神，体现着本民族的生命本质和特点。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它既是既往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的积淀，又是当下该民族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凝结。一种文化形态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最持久动力，莫过于体现该文化的内在民族精神及其个性。同时，也正是这种内在精神及其个性，使该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而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展示出独特的魅力。离开文化的民族性，也就没有文化的多元化。诚然，在不可逃离的全球化面前，人们乐于接受不同文化间的影响，愿意尝试别的民族的生活方式。但是，要以同质化的文化满足全球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地区公民的文化需求，要将世界上各民族长期形成的千差万别、各具特色的文化变成一种同质的文化，要将各个民族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伴随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来的文化尊严抹掉，是不可能的事情。⁽³⁷⁾事实上，我们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是全球性与地域性的对立统一。在文化的交流中一方面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也要抵制文化上的民族中心主义，坚持文化自主性，走“和而不同”的道路。文化全球化是一种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文化以及世界文化走向民族文化的双向循环、不断往复的运动过程。这样，在某一时间点上静止地看，就只能说某种文化具备的民族的色彩多一些和全球的色彩少一些，或者世界的因素多一些和民族的因素少一些，而不能说只有民族的没有世界的因素，或者只有世界的而没有民族的因素。这样，全球化就使文化永远处于不断变化着的运动过程之中，而不是某种具有目的论色彩的、既定的静止状态。同样，全球化的文化或文化的全球化，就永远包含着世界的和民族的，全球的和地域的两种充满张力的要素；它是世界—民族的或民族—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