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日本”原理主义盛行的时代

近年国内出版界陆续出版了一批日本战国时代的历史书。如洪维扬的《日本战国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11年），萧西之水的《谁说日本没有战国》（中国铁道出版社，2011年），驰骋的《活在日本战国》（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陈杰的《日本战国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孙琳、不戒的《日本战国物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赤军的《宛如梦幻：日本人的历史》（现代出版社，2008年）等。出版界在出日本战国时代的书，读书界在读日本战国时代的书，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日本战国热。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读者为什么会对日本战国这段600多年前的历史感兴趣呢？论战争规模不及中国的三国时代，论战术运用不及中国的春秋时代，其兴趣来自何处呢？实际上日本人对自己的这段战国历史也非常喜欢。北条早云、毛利元就、齐藤道三，或者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些具有鲜明个性的战国武将，都是日本人热衷谈论的对象。为什么日本人也憧憬战国时代？中国人的兴趣与日本人的喜欢是否属于同一层面的问题呢？仔细分析的话还是有分歧点的。

战国时代对日本人来说是“非日本”原理主义盛行的时代。何谓“非日本”？原来早在1500多年前的圣德太子，为日本这个国家定了个基调，即十七条宪法的第一条“以和为贵”。这是604年的事情。用“和”比什么都重要的“合谈”绝对主义上演的最精彩的一场戏就是大和朝廷的出云让国神话。不用战争去抢夺而是用合谈来得到他人的国土。政权的正统性和永续性从这里诞生。出云大社这个日本最大的镇魂装置就是为败者大国主神而建的“灵魂之狱”。而胜者的“ヤマト（大和）”政权倒反在反省自己，谦卑地用了“大和”这两个汉字。所以从历史看日本的政体就是合谈，即合议制。而1467年开始的战国则打破了这个政体，朝着“非日本”化方向发展。日本战国用一句话概述的话，就是杀人致富的时代。杀人越多，从主君那里得到的奖赏就越多。这就令人想起卓别林在电影《杀人狂时代》里所说的一句话：杀一个人是杀人，杀百万人是英雄。胖的人想瘦，优柔寡断的人憧憬决断有力的人。这种人所具有的习性是否就是日本人憧憬战国时代的情感基础？

否定“和”的日本化原理，宣言实力主义的非日本化原理的是战国大名[1]朝仓孝景的十七条，又称战国版的“宪法十七条”。战国大名虽然不是室町幕府正式圈定的守护大名，但用武力（实力）随意地占据领国，属于实效支配的领主。从这个意思上说，被幕府命名为守护的朝仓孝景，或许不能说是完全的战国大名，但他又是不容怀疑的战国大名第一号人物。他所制定的十七条是日本史上极为重要的文书。其第一条是：我们朝仓家的重役不走世袭之路，必须从能力和忠诚心的有无来选定后继者。圣德太子讲和为贵，其逻辑的接点必然是世袭制的专横。而朝仓孝景讲实力主义，其逻辑的接点必然是优胜劣汰的大小战争的勃发。所以有了最下层出身的实力者丰臣秀吉，坐上了一人（天皇）之下万人之上的关白之位。朝仓孝景的一束新时代的光亮正好照在了秀吉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