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俄国

这些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看到的俄国现实。很大程度上，他们所面对的只是更为简单的专制政体。此外，19世纪70年代之前，他们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帝国的内部条件上，而在于帝国对外部产生的冲击上。在他们看来，沙皇俄国外交政策背后隐藏的只是险恶的称霸世界的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关注的是欧洲。1848年对匈牙利革命的武装干预，清楚地表明这个独裁政体的反革命立场：

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100年来就是这样，直到1789年的伟大运动才给它产生了一个充满强大生命力的严峻敌人。我们指的是欧洲革命、民主思想的爆炸力量以及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从这个时候起，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

俄国不只是革命处于危险之中的原因，同时也威胁了革命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俄国的扩张主义，视为制约欧洲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从这一观点看，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俄国可能控制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以及对波兰进行实际的统治。前者可能会延迟外围地区融入以欧洲为基础的经济，进而阻碍资本主义从其发源地向外的直接扩张，同时也间接地抑制了资本主义在其发源地的发展。后者威胁到欧洲国家的独立，特别是威胁到西方世界革命成功的前景。

这种分析大部分是肤浅的。它没有对（俄国）称霸全球目标背后的根本力量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欧洲的政治家们通常被认为是去阶级化的，被描述为懦夫、沙皇的代理人或同路人，而不是阶级的代言人。此外，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为他们的如下信念提供基本的理由：俄国力量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阻止了、甚至颠倒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上述信念，除了与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满怀信心地宣称的现代化的必然性之间存在矛盾，还与他们把俄国国内史想象为静态的未开化的历史之间存在张力。75即使是对理论问题不怎么敏感的斯大林，也对这种缺乏唯物主义分析的观点作了批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亚细亚社会内部结构，即他们认为的同俄国有关的社会结构的更加深思熟虑的著作，也是不充分的。事实上，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现在被认为具有内在的不一致性，在把这一概念应用于经验研究时，时有不确切之处。就俄国个案来说，这种情况并不是十分明显，这是因为人们经常通过为这个术语添加前缀而改变它的限定条件。不管怎样，把沙皇帝国称为“半亚细亚社会”，只会使人更加困惑。在这里，如同得到了一个加权平均的概念，但只对构成这一概念的某一单一要素作了详细说明，而未对构成它的所有要素的权重进行设定。此外，马克思对俄国具有亚细亚社会性质的解释，有时候显得有点过于唯心主义。马克思认为19世纪50年代之前，俄国没有“国内史”的观点近乎荒谬。31

55恩格斯认为的沙皇政府在对内政策方面“不能理性行事”的观点，从根本上低估了沙皇政府的自我调整能力。

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把俄国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强调俄国的非欧洲特征，这对后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影响至深。在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发展中，他逐渐强调俄国历史的非西方的特征（参见以下第八章），并且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理论，因为实现这种民主专政，就无法根除俄国农业秩序中的亚细亚社会的特征（参见以下第十一章）。列宁本人也无法前后一致地提出一个有关俄国阶级本质的理论，他在几种观点之间徘徊不定，先是强调俄国的亚细亚属性，继而强调它的封建性，最后是它的资产阶级属性。孟什维克则专注于在俄国复制他们认为的西欧政治历史一直遵循的发展道路。托洛茨基最初形成的“不断革命论”的信念就在于：在俄国，国家创造了符合它自身利益的阶级等级。在斯大林专制统治时期，作为对“一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广泛辨护的组成部分，斯大林否定了亚细亚社会形态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和苏联现实之间存在的明显的相似性，使他感到不安（参见以下第十五章）。

马克思关于1848年德国革命的著作，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德国经济的落后，马克思起先承认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是合适的，但很快他就开始批判资产阶级的保守性。马克思最终转向了另一个立场，即强调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激化革命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马克思预期的以这样的战略成功的革命，到底是什么类型的革命，这并不太清楚。75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最终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马克思随后集中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背景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过，他确实从1848年革命中得出了某种具有一般性的经验教训，这反映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上。鉴于沙皇长期的专制统治和俄国社会形态的相对落后，要求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超越这一事实，并赋予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进行的论述更加重要的意义是合理的。因此，普列汉诺夫不仅强调社会民主党必须保持它的独立性，而且强调它要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参见以下第八章）。1905年之后，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农民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必将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参见以下第十一章）。最重要的是，托洛茨基主张，马克思有关1848年革命的观点，含蓄地表达了革命变革的一种新范式，在俄国存在的由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将迅速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参见以下第十二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分析存在的缺陷，部分原因是由他们主要关注其他问题造成的。但是，即使当马克思最终开始深入研究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时，他的结论仍然具有“例外论”的特征。他认真地考察了以农民为基础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发展无需借助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最终达到社会主义。在这方面，他深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民粹主义是一场包含了多方面主题的运动，它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主宰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事实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才真正终结了民粹主义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民粹主义也是一种中介，马克思主义通过它开始在俄国发生影响，这一影响的核心部分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