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革命主义

这位致力于俄国自由化运动的独裁者差点未能逃脱 1866 年那次暗杀；1873 年，有人向他开了五枪；1880 年，他的豪华餐厅被炸毁，当时仅半小时之差，使他幸免于难；但是在 1881 年，他终于在一枚炸弹下丧生。其实，革命者并不欢迎这些改革。他们认为，如果改革成功的话，只会加强现存的社会制度。19 世纪 60 年代，不满的知识分子开始自称为“虚无主义者”：他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相信，并且对这位实行改革的沙皇和他创办的地方自治会采取怀疑和冷嘲热讽的态度。当时，农民由于负担着大量赎金，基本上还是抱着不满情绪。知识分子则往来于村子之间，竭力煽动这种不满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者逐步对俄国民众所起的革命作用产生一种神秘观念。在 1848 年革命中，社会主义在欧洲遭到的失败，以及此后出现的很多情况，终于使社会主义者相信，正如亚历山大·赫尔岑所写的：社会主义合乎自然规律的真正前途存在于俄国，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俄国十分虚弱，另一方面，在村社或公社里，存在着某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集体主义。

俄国农民的解放改变了原先农奴在法律上的地位，并为较为富裕的农民群体开辟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1861 年以后，俄国的农村地区中仍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但是在这间俄国农村房屋外面饮酒和欣赏音乐的人们，看起来属于农奴解放后较为富裕的农民阶层。

巴枯宁与无政府主义比赫尔岑更加激进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及其信徒涅恰耶夫。在他们所写的《人民的正义》一书里，这两个人认为不仅要对沙皇的官员们采用恐怖主义，而且也要这样对付自由主义者。正如他们在《革命教义问答》一书中写道：真正的革命者“是被一个目的、一种思想、一股激情——革命——所吸引的。……他已经割断与这个社会制度和整个文明世界的一丝一毫的联系。……任何促进革命成功的事情都是道德的，任何妨碍它的都是不道德的”。恐怖主义（正确地说是暗杀）遭到许多革命者的反对，特别是那些在 19 世纪 70 年代接受了卡尔·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对马克思来说，狂热的暴力是不会推进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进程的。但另外有一些集团自认为受到像巴枯宁和涅恰耶夫这类人物的启示，组织起了秘密的恐怖团体。其中有一个叫“民意党”的，决定去暗杀沙皇。他们认为，在一个独裁的国度里，是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获得正义和自由的。

这种潜在的威胁当然逃不过警察的注意，对此感到惊恐的亚历山大二世只得再次向自由主义者寻求支持。这些被革命者吓坏了的自由主义者，由于政府未能将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改革贯彻到底而早已同它疏远了。当时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沙皇在 1880 年再次缓和独裁统治手法。他撤销了他父亲建立的、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允许出版物自由讨论大部分的政治问题，并鼓励地方自治会也这样做。他还打算进一步加强公众代表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确切地讲，不是建立一个议会，而是让两个由全国范围推选出来的委员会与国务会议一道开会。1881 年 3 月 13 日，就在他签署法令使这个方案生效的当天，他被暗杀了。这不是一次发狂的个人单独行动，而是由民意党中受过高级训练的成员合伙参与的谋杀。

专制与革命之间亚历山大三世在他父亲死后立即放弃了民选委员会方案，并且从 1881 年到 1894 年，在他整个统治时期内都恢复了对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的残酷镇压。不过，建立在农民解放、司法改革和地方自治会的基础上的新体制还是被沿袭下来了。究竟俄国是怎样在 1905 年接受议会这种形式的，将在后面有关“俄国革命”的一章中加以说明。到目前为止，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甚至在亚历山大二世领导下的沙皇俄国，是怎样与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自由主义运动一同共事的。而农奴制的废除驱使贵族和农民都更加彻底地卷入货币经济之中，为资本主义在这个帝国内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欧洲的法治、自由和博爱的思想，以一种尝试性的方式，嵌入了专制制度和革命主义——同样的顽固不化——这两堵狭窄的墙的间隙之中。